2019年6月20日，“第二届东湖诗歌节（2019）暨东湖诗歌高峰论坛”在湖北武汉东湖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中国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叶延滨，副主任李文朝、梁平、杨克，秘书长霍俊明，以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元胜、叶舟、娜夜、荣荣、胡弦、李琦、大解、刘立云、王久辛、阎安、张执浩等五十余名诗人与会，在中国新诗百年之际探讨“诗人如何回应新时代”。
　　“第二届东湖诗歌节（2019）暨东湖诗歌高峰论坛”现场。活动由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在发言时表示，诗人应有拥抱时代的勇气，“任何时代的诗人都无法置身于时代之外，也不可能以漠然的态度逃避时代”。回顾中国新诗百年的历史，最有价值的作品产生的时刻，往往也是诗人和时代发生紧密联系的时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孕育了一批优秀诗人，中国新诗就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摇篮里产生的。例如郭沫若的《女神》，我个人认为是新文化运动前十年间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是诗人拥抱时代的产物；抗日战争时期，很多诗人的写作和民族救亡息息相关，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是很有力量的。艾青、闻一多、穆旦等诗人，我个人认为都是在那个时期写出了他们一生中的好作品；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大量作品表达人们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所思所想，中国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剧烈变化，也塑造了一个精神富庶的时代。” 
　　放眼世界诗坛亦是如此。吉狄马加引用英国诗人特德·修斯对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评论，指出叶芝的作品正是融合了个体生命体验与爱尔兰的民族历史，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息息相关。处理好个体经验与时代的关系，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同样会受到感动。
　　吉狄马加提及诗人穆旦，指其受英国诗人奥登影响，但“最好的作品还是与时代、与抗战的大历史背景有关”。“它相当于一面镜子，某种意义上来说，镜子打碎了，但每一小片折射的仍是那个时代的天空，和天空之下的大地。”他表示，理解我们所处的历史进程、认识今天的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才能在思想上回应时代。
　　最后，吉狄马加强调诗歌创作应符合诗歌写作规律，仍应从艺术性、创造性出发，来完成和时代的对应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升诗歌技艺，提升诗人的写作水平和能力，才能使中国诗歌真正意义上回应时代。”
　　中国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诗人叶延滨在发言中指出，随着科技网络的发达、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自媒体平台的兴起，诗歌可以成为所有人的表达工具，诗歌已经从精英走向大众。
　　“今天我们的新诗空前繁荣，也空前复杂，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气味，有些也污染着诗歌。” 叶延滨表示，诗歌要回应时代，每一个以诗歌为志业和使命的人，应该有三种自觉：一是坚持诗歌的精神高度，它应该是民族的精神高度；二是挖掘体裁的深度，不应在狂欢中模糊诗歌的边界，因为当艺术没有边界的时候，它就变得可疑；三是文本的精度，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人有责任创造更优雅、更有包容性的语言，而不是让语言变得更粗俗、更低能。
　　《诗探索》主编、诗人林莽在发言中提到，近年来汉语诗歌市场火热，诗会频频、活动密集，但诗歌本身的问题不少。譬如，借助网络发展起来的诗歌“小圈子”越来越多，但建立在自娱自乐基础上的简单交流，离真正的诗歌创作尚有距离。又如，翻译诗歌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与中国诗歌的诞生发展联系紧密，“没有翻译就不可能有中国当代文学”；另一方面，有一些翻译不求甚解，只求把诗歌翻成“中文”而未必译成“诗歌”，生疏了汉语本身历史与内涵，进而影响诗歌创作的质量。
　　林莽援引与会诗人日前在江汉大学举行的“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年会”上的讨论内容，表示当下中国诗歌应关注两个方向，向外做好国际交流，向内则需重视汉语诗歌本身。至于如何回应新时代，“诗人应该对所生活的时代有自己的感受，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从自己内在生命经验出发、真诚地完成自己的写作。”
　　广东省作协副主席、诗人杨克提出，“新时代”亦指科技信息意义上的新时代。“埃兹拉·庞德写作《在一个地铁车站》时，地铁刚刚出现；我们的诗歌创作也应该处理新的经验，对新事物有所表现。”
 
　　中国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秘书长、诗人霍俊明分享了他在诗歌评论中写过的一段话：
　　“一个诗人总会怀有写作‘纯诗’的冲动，但也不能拒绝‘介入’现实。但是在诗学层面二者的危险性几乎是均等的。对于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现实之诗、物化之诗、时感之诗、新闻之诗以及公共题材写作，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大量的同质化的廉价文本。诗人有必要通过写作，来甄别、判断、调节和校正来完成包括了生命经验、时间经验以及社会经验的‘诗性正义’。而具体到不同时期的诗歌写作，‘诗性正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充满了调整与更新。” 
　　在回应时代的问题上，他认为“纯诗”与“现实”之间应该达到动态的平衡，真正的诗歌既是面向当下的，又应该是面向未来的。
　　诗歌评论家、河南大学教授耿占春讨论了几位诗人在近代中国历史变革中回应时代的不同方式。
　　他提到，1930年代的左翼诗歌赋予了一些汉语词汇以新的修辞和意义。例如“光明”与“黑暗”这种对立的修辞，在郭沫若、何其芳和艾青之后，基本上成为白话诗中的一种固定搭配，与它们在古典诗歌中的含义与用法大不相同。“对诗人而言，‘光明’、‘黑暗’一开始是修辞，后来就从隐喻、象征变成了大时代中的现实问题。所以1980年尹在勤教授在《何其芳传》中写道，1938年，何其芳在写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之后就‘奔赴光明的延安去了’。1930年代左翼诗歌完成了汉语对时代的特殊命名和修辞。”耿占春说。
　　穆旦则代表了现代诗歌的另一种方式、另一种修辞。“他也曾使用过二元对立的修辞，早期作品《两个世界》写的就是一个阔太太的世界和穷人的世界。但在写了几首诗之后迅速打破了这种模式。穆旦在1940年代初写的诗歌《五月》中有这样的句子：‘一个封建社会搁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里’，这是他对历史的叙述。他没有用二元对立的方式来描述时代，而是用更复杂的经验来处理它。”耿占春表示，穆旦直到晚年仍有很好的写作，而此前那种二元对立的写法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的评价并不高。
　　“毫无疑问每个诗人都应该回应时代，但每个诗人回应时代的方式会成为对诗人的考验。”耿占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