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艺术对个体心智的解放问题而言，席勒与马尔库塞考虑得较为深远。尤其是马尔库塞，将人类的解放与实现大同的理想寄予在审美的完成之上。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洞见大诗人歌德对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塑造力度，如果将目光加以拉伸，我们在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谱系之中，可以寻见更多塑造本民族心魂的大诗人。希腊半岛的荷马、意大利的但丁、俄罗斯的普希金、智利的聂鲁达、美国的惠特曼和迪金森，以及被英国人誉为“宁愿失去英伦三岛，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的莎士比亚。这个世界级大诗人的名单里，当然无法漏掉来自华夏民族的李白和杜甫。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存在构成了前现代最耀眼的星光，当然，他们之间还拥有着最多的相似性：他们都是为人的文学；他们的精神与脚步从未离开宽广的大地；他们宏伟的诗歌大厦，多是由短章所构筑，并在其中包容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向度。基于此，惠特曼曾断言：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是自己所产生的诗歌。

　　放宽历史的视野，华夏文明的强盛与绵延，既表现在制度、器物之上，也表现在哲学、文学、史学、艺术等文化形式之上。尽管也经历了衰落时段，但曾拥有过的文明辐射能力，堪为后人所惊叹！中国向来被称为诗歌的国度，从《诗经》时代的风雅颂，到晚清的诗界革命，延绵不绝，产生了一大批能够站上群山之巅的作品，至于诗人群体则群星闪耀。孔子在阐发德政之际曾言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借用孔子的这段话，诗仙太白、诗圣杜甫即为“众星共之”的对象。一代文宗韩愈曾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给予这两位伟大诗人以总评。在此之后，褒誉之辞连绵不绝，而李杜优劣论作为副产品，亦应运而生，口水仗一直打到电子媒介兴起后各大网络论坛里。作为茶余的谈资，抛开其中的是非曲直，我们是否可以说，以李杜为代表的诗歌锋芒或文化精神，依然足够强大，强大到足以感召和聚拢已转入工业化进程中的现代中国人的性情和灵魂。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中国古典文学以诗文为要义，缘于诗的简练与精深，诗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演进、吟咏的长河中，豪华落尽见真淳，落定为一首接一首的经典。同样，“温柔敦厚，诗教也”的教育观，从春秋一直延续到帝制的结束，而孔夫子所言的“兴、观、群、怨”说则全面地阐述了诗歌的社会性功能。作为伟大的民间教育开创者，孔子也将这些理念贯彻到自己的教育实践之中。他编订《春秋》以诉微言大义，删《诗经》以就简，作为固定读本，提高弟子的文化修养和交往才能。孔子的儿子孔鲤尚小的时候，有一次在角门玩耍，适逢父亲教学间的休息，转身欲跑，结果被孔子叫住，于是有了诗歌史上一次有名的对话。“学诗乎？ ”孔子问。“未学也！ ”孔鲤的回答有点心虚。“不学诗，无以言！ ”孔子叹息之。

　　不学诗，无以言。孔子的这个判断放在当时并非夸张之言，毕竟《诗经》的词句已经渗透进民间的婚丧嫁娶以及上层贵族的宴饮、社交活动之中，熟稔《诗经》里的句子，乃士大夫必备的才能。时过境迁，随着语言范式的大转换，早期诗歌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尚有隔膜之感。但古典诗词所蕴含的天地观、人生观、内在情怀、生命律动却依然在文化的脉搏里跳动，所描摹的情态、场景、细节也能够很快让现代的我们拥有代入感。所谓天地之精气、日月之精华、个体生命之性情，恰在于此。就中国人艺术化的生活态度，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有着透彻的论述，而古典诗词是涵养国人艺术精神的重要水源，在当前浅薄、芜杂的大众文化的侵袭下，这一水源地尤其应得到重视和呵护。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曾明确指出： “我看来，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也就正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 ”

　　维特根斯坦曾说过：“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 ”尤其是诗歌语言，不仅塑造了人们的情感形态，将内在心灵具象化，更重要的是，它无限拉伸了人们感知和想象世界的空间。在文学欣赏课堂教学的环节，我数次向学生们强调，建立个体与语言间敏感机制的必要性。语言对个人精神向度的牵引，无论如何加以形容也不为过。“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是如此，“黑夜给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亦如是。

　　如前所述，尽管我们的语言范式转入白话文的通道，但直到今天，包括港澳台地区，语文教材里古典诗词依然占据一定的比例。诗词教育是文化教育、审美教育的基础部分。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中恳切地告诫：“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每一次重读经典，就像初次阅读一般，是一次发现的航行。经典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很容易将时下的兴趣所在，降格为背景噪音。 ”诗词的阅读与鉴赏，既是一种自我突围，也是一种文化接续，这也正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