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苗雨时老师邀请参加“河北女性诗歌研讨会”，使我得以借此机会梳理一下自己的诗歌写作。我是2009年11月开始诗歌创作的。听上去似乎有些晚，但其实，散文、随笔的写作一直都是我喜欢的。但大学学了美术设计专业，毕业后又在医学系统单位做行政和人事管理工作，天天都要坐班，周围都是医学和药学专业的同事和师长，没有人和我谈论文学和艺术，所以毕业后的最初十年，我似乎是行走在人生的另一条路上，几乎中断了写作和画画儿。当然我这样说，也并不是在吐槽我的工作单位。事实上，单位领导曾给予过我很多栽培和提携，我记得我名下的第一套房产就是单位给的。             1999年，国家已经开始取消福利分房政策，我们单位是赶在最后一批在商业楼盘买了三个单元，奖励性的分给科级以上员工每人一套两室两厅。现在我每看到房价不断攀升，许多年轻人为买房而发愁，就感觉自己还是幸运的，是单位让我在二十多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房产。后来搬新家，那套房子随手卖了近百万。引为遗憾的是，窗外，有母亲亲手为我种下的一棵柿子树，如今只能在心中怀念了。
        世界上很多事情，看似巧合，其实有着它内在的必然性。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最终会将她引上真正想走的道路。2011年，我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第一本诗集：《杮子树》。这本诗集于2013年获得了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同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2015年成为河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后来又陆续在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了诗画集《走在民国的街道上》，以及由河北省委宣传部和河北省作协联合推出的青年作家丛书系列之《青衣记》，长江文艺出版的《唯有黑暗使灵魂溢出》等，到今天，我的诗歌创作刚好十年整。
        在这十年中，我得到过许多诗人前辈无私的帮助和鼓励。至今难忘2010年我写诗之初，郁葱老师时任主编的《诗选刊》，曾在一年中发表、转载了四次我的作品，有一次发在头条的位置上，向全国诗歌同仁重点推出。所以我一直说，我是从《诗选刊》走出来的诗人。已逝的简明老师是第一个为我写评论的，他在世的最后半年中，还曾两次在微信中分别向我约了《诗选刊》2019年第4期和第8期的诗稿。陈超老师生前也曾多次给予我鼓励，有一次，河北师范大学的郭宝亮教授对我讲，他之所以知道我，是因为陈超向他高度评价过我的诗歌。苗雨时老师从我的第一本诗集《杮子树》开始，每一本诗集都为我写了评论，而我在这次会议上才第一次见到尊敬的苗教授。此外，刘向东、大解、李浩、李建周等师友都曾给予过我无私的帮助，我也始终记得霍俊明主编的几本刊物都曾收录过我的作品。我能一路走过来，更离不开河北省作协和河北文学院的老师们给予过我的扶持，以及身边一起写诗的兄弟姐妹们，所有这一切，都给予了我温暖和动力，使我有勇气发现并完善自身的不足，我深深地感恩。
        于我而言，写诗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否定自己，又不断出发的过程。从第一本诗集《杮子树》里最初的对于情怀的抒发——或者说是“抒情”，比如我的组诗《走在民国的街道上》，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广阔复杂的外部世界，具体到写作，就是把重心放在了“叙事”上，并从中提炼出所思所悟，比如《饮茶记》、《秋天记》、《针灸记》、《杨保罗的讲述》、《唯有黑暗使灵魂溢出》等一系列作品，再到现在的重新回归对内心真实的挖掘——这种“内心的真实”不一定非得指当下，也可以是历史性的存在于内心当中的，比如《印度洋》、《想和你在爱琴海看落日》等近作。写作就是不断向自己的历史经验挖掘的过程。无疑，这个过程不是一条清晰的直线，而是一种渐进叠加的进程。是一种心灵的成长。尤其近期的写作，更像多棱镜，光学玻璃冷加工，在客观的外部世界与内心之间找到一个相交点，通过“思”与“语言”相互折射。有时候，我也喜欢运用想象力和虚构，比如我写日本组诗中的其中一首《奈良》，我尝试将我对这个古典城市的综合印象与环境结合起来，诗中的“和尚”特指一种禁忌感，是一种隐喻，而非真的指一个和尚。去过那座美丽古都同时又兼具“诗商”的人应该可以感受到，“以禁忌感来描写爱情”，对于奈良的美是多么的恰切。


        以上是对我自己写作的解剖。在写作的外部环境上，虽说当代文明水平大有提高，但改善女性境遇仍任重道远。我们现在所处的诗歌生态和网络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一方面，女诗人大多处在被男性诗人分割之后的狭窄空间里寻求发展；另一方面，稀少的机会资源又使她们形成同性之间的挤压，个别女诗人习惯性地将攻击诽谤的矛头转向同性，甚至利用网络造谣中伤，混淆视听，以达到打压别人的目的。冷静看待和分析这一切，还是因为女性诗人整体所处于的弱势态势，究其根底，是因为历史原因中男女性别身份后面所隐含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此状况下，我和诗人海男、潇潇、安琪、戴潍娜等女诗人一起编选了一本《中国女诗人诗选》，尽最大可能的囊括了当代最前沿的实力女诗人。河北女诗人中，李南、胡茗茗、白兰、青小衣、唐小米、艾蔻、梁文昆、马兰、刘厦、苏小青、立杰等都选入过。今后还会将关注的目光继续投向其他涌现出来的有潜力的女诗人。《中国女诗人诗选》出版以来反响很好，目前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发行了2017、2018年两卷，2019年卷也将于明年初出版出行。

        女诗人诗选编选过程中，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即有时候简介看起来非常辉煌的作者，细读她的文本，从语言的精炼或独特性、立意的高度与探索性、思想的深度与洞察力、题材的选择与驾驭能力、诗歌最终的完成度、或呈现出的诗意等各方面比较，并不比旁边诗人的更好，甚至，有时候还要稍弱一些。这时候，简介的辉煌反而使人替作者感到难堪。当然，诗人的写作都会有起伏。但也由此可见，诗歌最终比拼的还是文本，犹如疾风劲草，水落石出，最终能够穿越时间迷雾、穿越人为毁誉的，唯有文本。文本是唯一的竞争力。8月份在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课堂”有一场《中国女诗人诗选》研讨会，会上，杨庆祥教授也察觉到这一问题，他建议以后不妨简化入选作者的简介，像李琦、傅天琳两位老师那样，只注明“姓名、出生年代、籍贯”就够了，只让文本说话。对此，我深表赞同。

         此外，关于“女性诗歌”这一概念需要进一步厘清。我认为此次“河北女性诗歌研讨会”，和《中国女诗人诗选》一样，只是一次女性诗人的集结，而非有人在发言中讲的“女性诗歌”。如果有人觉得女性诗人、或她们的诗歌文本集结在一起，就是“女性诗歌”，那实在是见解上的错谬和分歧，我是坚决反对的。在写作题材的选择上，宏大还是细微，大抵是因作者个人修为或兴趣差异，甚至有时只是时序不同而已。况且，评价一个诗人，需要系统地阅读过她全部的诗歌作品和文论，才能得出一个立体而客观的整体印象。比如李清照，她写过“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可她也写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如此雄浑的诗句，恐怕连男诗人都未必写得出，你能说李清照写的就是所谓的“女性诗歌”吗？诗人存在性别，诗歌没有性别。
  
  
2019年11月


施施然，本名袁诗萍，诗人，画家，主编《中国女诗人诗选》，出版有诗集《走在民国的街道上》、《青衣记》、《唯有黑暗使灵魂溢出》、《杮子树》等4部，诗歌、小说、散文作品发表于《中国作家》、《诗刊》、《人民文学》、《钟山》、《山花》、《文艺报》、《十月》、《解放军文艺》等报刊选本，曾荣获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现代青年》最受欢迎青年诗人奖、三月三诗歌奖等，美术专业毕业，2012年进修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高研班，国画作品多次入选画展并被收藏。




施施然画作：《手捧百合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