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新中国70年的文学长廊，有多少脍炙人口的佳作，不仅面世时被争相传诵，名重一时，而且历经岁月涤荡，至今仍珍藏在国人的记忆中。它们或因记录峥嵘历史而富于史诗品格，或因与时代同频共振而引起深刻共鸣；它们或以大胆的艺术创新赢得赞誉，或以隽永的文学形象深入人心；它们有的被改编成影视与舞台艺术作品，有的被谱曲传唱，有的成为书画家、雕塑家们的创作素材，在不同领域、以不同形式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自2019年5月起，光明日报不断推出“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作为献给新中国70华诞的一份特殊的礼物。“新中国文学记忆”撷取70年来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以对历史的回望，对作品的重读，对文坛旧事的重拾，和读者一起重温那一份温暖的记忆。

在半年时间里，《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共推出了23期——我们从“一唱雄鸡天下白”“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毛泽东诗词开启我们的文学记忆之旅，途中风景不断变幻，经由激荡人心的红色经典，改革创新的新时期文学，百花齐放的新世纪文学，最终在抵达刘慈欣2010年完成出版的《三体》时暂告一段落——《三体》是关于未来的、宇宙的文学想象，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学未来的开放性与无限可能性。我们深知，这23部作品绝不可能囊括新中国灿若星河的文学经典，更不可能囊括每一位读者难以磨灭的文学记忆。我们也深信，未来还将会有一部又一部文学作品载入国人的记忆。

现在，请和我们一道，再次重温这23部新中国的文学经典吧。

20世纪60年代，邮电部发行的《毛主席诗词》邮票，选用了毛泽东诗词手迹

自20世纪40年代始，毛泽东的长征诗（包括《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等）和《沁园春·雪》等就以油印、手抄等形式在根据地、解放区流传，初步铺垫出毛泽东的大诗人形象。只是由于随后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新中国诞生以及抗美援朝战争接踵而至，毛泽东主要还是以一个大时代弄潮儿的领袖形象闻名于世，在日理万机闲暇中吟咏的那点“诗词余事”（郭沫若语）就基本上隐而不彰了。【详细】

第二期：“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发表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一篇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发表这篇作品时，魏巍31岁。这篇作品是魏巍1951年2月从朝鲜战场前线采访回国后一气呵成写就的。戏剧家、《解放军文艺》主编宋之的看后，首先被感动了，他立即说：“马上送《人民日报》！”当时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看后也十分激动，破例决定将此文放在头版社论位置发表。

1951年4月11日，《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只有3500余字的通讯特写，发表后立刻掀起了一股热潮，受到读者广泛欢迎。据史料记载：毛泽东读了这篇作品后，立即批示“印发全军”，并建议其他领导人认真读一读这篇作品。

《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先刊发于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

朱德总司令读后也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1953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作报告时说：“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类典型的歌颂。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讲到这里，他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这时，全场都望着从座位上站起来的魏巍，热烈鼓掌，周恩来对他说：“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第三期：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回延安》）

《回延安》是中国当代诗人贺敬之的代表作之一，它抒发了诗人1956年重回阔别十余年的延安时的激动与喜悦之情，赞颂了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脍炙人口的诗句在几代人中深情传唱，它之所以能打动无数读者的心灵，就在于它对革命圣地延安的真挚情感和对延安精神的礼赞。“回延安”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象征，提醒中国人民时刻不忘初心，矢志永远奋斗。

1956年3月，32岁的贺敬之赴延安参加团中央组织的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这是贺敬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回延安。不同于雪花纷飞的北京，飞机进入了无边的黄土高原，望见窗外奔腾的滔滔延河，贺敬之的心紧张得缩成了一团。近乡情更怯，他曾在延安生活了整整6年，是延安人民黄澄澄的小米把他养大。（丁七玲：《为时代放声歌唱——贺敬之传》）

《回延安》的诗句被镂刻在延安宝塔山山脚的石壁上 资料图片

1938年，14岁的贺敬之离开硝烟炮火中的家乡台儿庄，踏上追寻革命与真理的道路，他追寻已内迁的学校，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在“保卫大武汉”失败后，学校又迁往四川。学生们跟随学校一路走，一路寻找着救国之道，目睹了日寇的残暴与国民党军队的无能。贺敬之看到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也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消极抗战和一些弊端。贺敬之的思想在1939年发生了变化，这时候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平江惨案与确山惨案的发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被国民党特务捣毁。在这种情况下，贺敬之与另外三位同学毅然踏上了北上延安的道路。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沿着川陕公路，穿过偏僻的小道，一路遇到不少艰难险阻，甚至还迷了路，最后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驻地七贤庄，后来贺敬之在一首诗中写道：“死生一决投八路，阴阳两分七贤庄。”

第四期：“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林海雪原》）

1945年10月25日，胶东半岛北部的龙口海面上，一支神秘而特殊的八路军部队乘大帆船悄然出海，前往辽东半岛南侧的庄河集结，北上参战。其中有一名青年军官名叫曲波。

曲波原名曲清涛，1923年2月出生于武术之乡山东黄县（今龙口市）枣林庄，11岁跟随本村的武师学习拳术、棍术、刀术等，前后有5年之久。他从小爱读《说岳全传》《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有一副侠义心肠。

1946年4月，牡丹江军区剿匪小分队的部分官兵在海林火车站外合影，《林海雪原》就是在这支小分队剿匪故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 资料图片

渡海北上的这一年，曲波刚22岁，踌躇满志。一年前，驻守刘公岛的汪伪海军在郑道济的领导下宣布起义，中共胶东区党委为了更好地从政治、组织、思想、军事上彻底改造这支部队，特别抽调了机关上有文化的党员支委、胶东公学（今鲁东大学前身）的100余名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加入这支部队，曲波也是在这个时候加入这支海军部队的，并担任四中队政委。在海军部队，曲波和杨子荣、高波、刘蕴苍等战士结下血浓于水的情谊。经过三个昼夜的航行，这支胶东海军平安抵达庄河，更改部队番号为“东北人民自卫军辽东军区三纵队二支队”（后改为牡丹江军区二支队），下辖两个团，曲波担任二团副政委，由于当时二团团长和政委空缺，曲波实际上是该团的最高指挥员。虽然是海军，这支部队却承担了陆战任务，开始了在东北一整个冬天剿匪的传奇远征。这段经历成为日后曲波创作《林海雪原》的素材。

第五期：毫不费力地把泰山般重的时代变化托到观众面前（《茶馆》）

《茶馆》剧本最初发表在1957年7月的《收获》创刊号上，它的创作，自始至终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紧密相连。早在1956年8月，老舍带着一个尚未定名的剧本初稿来到北京人艺，将剧本朗读给曹禺、焦菊隐等几位剧院领导听。这是个四幕戏，从1898年戊戌变法写起，主角是政治主张各不相同的秦氏三兄弟，其中第一幕第二场是在清末的一家大茶馆里。经过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茶馆这场戏非常生动，可以此为基础再发展出一个新戏。因为茶馆是三教九流汇聚之地，以小见大，能够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带着这个想法，曹禺、焦菊隐专程到老舍家中与之商量。老舍听后立刻说：“好！这个意见好！我三个月后给你们交剧本！”三个月后，老舍果然完成了剧本，这就是《茶馆》。

1963年4月2日，老舍（前排右二）观看《茶馆》排练后与演职人员交谈 图片由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提供

这一回，三幕戏都发生在茶馆里，原剧本中的秦家三兄弟只留下主张实业救国的秦仲义，但第一幕充实了社会各阶层的许多人物，整体气势宏大，更为精彩。曹禺后来回忆说：“我记得读《茶馆》剧本第一幕时，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了好作品的心情，我曾对老舍先生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这四十来分钟的戏，也可以敷衍成几十万字的文章，而老舍先生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把泰山般重的时代变化托到观众面前，这真是大师的手笔。”

第六期：青春之歌，回荡在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里（《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从酝酿到完成，历时六年。1950年，36岁的杨沫频繁因病休养，在病痛与孤寂中，抗战时期的记忆经常浮现在她的脑海。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时回忆过去，回忆那些牺牲的战友、老百姓；也回忆我自己年轻时（包括小时候）的生活、经历，这些生活万花筒似的时常在我眼前晃动、缭绕，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从心上移到纸上。”“假如有一天，有一本渗透着自己的心灵，打着个人生活、斗争的烙印，也荡漾着青春的火焰的书出现在世上，我想，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杨沫设想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这就是《青春之歌》创作的缘起。

电影《青春之歌》剧照

在当时的年轻革命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中，杨沫的经历是有代表性的。1914年，杨沫出生在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1931年，她为抗婚离家出走，走上社会，当过小学教员、书店店员，后来接触左翼进步青年及进步书籍，开始向往革命。1936年，杨沫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她在冀中一带参加抗日战争，之后参加解放战争，先后担任过县妇救会主任、抗联会宣传部长、报社编辑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地区，干部伤亡率非常高，许多与杨沫有着深厚友谊的战友，三两天前还在一起工作、谈笑，忽然就牺牲了，牺牲时往往二十来岁。杨沫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回忆他们：《黎明报》刻字员马敦来，圆圆的脸总含着温和的笑；区委书记吕烽，常在夜间与杨沫一起穿行于敌人的心脏，找到群众开展工作；敌工科科长李守正，喜欢文学，与杨沫碰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区长王泰，子弹打光后牺牲在熊熊烈火中，就在牺牲前两三天，还送给杨沫一只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精致的小怀表……烈士们为国家和民族舍生取义的精神，使杨沫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渴望把烈士们的丰碑搬到广大群众面前，“这思想像命令似的在我心里轰响着”。

第七期：杜甫诗怀黎元难，柳青史铸创业艰（《创业史》）

从1959年春天开始连载发表的《创业史》是新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通过这部小说，柳青要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为了实现这一创作主题思想，小说一方面通过在渭河平原蛤蟆滩这一典型环境中曲折展开的合作化运动，来描绘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另一方面，通过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一批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来表现这一时期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小说出版后，因其“反映农村广阔生活的深刻程度”和“创造了一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而受到文学界交口称赞。问世60年来，《创业史》所体现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为宝贵的文学财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生活走向艺术，让艺术回归生活，柳青通过《创业史》给后来者树立了重要榜样。

“杜甫诗怀黎元难，柳青史铸创业艰”，是著名诗人贺敬之谒柳青墓时所作的诗句。“史铸创业艰”，内含了柳青为新中国农民的艰难创业铸史立传，也以自己的创作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继往开来的多重意蕴，以此来形容柳青扎根皇甫十四年，终于写就《创业史》的壮举，再也合适不过了。

《创业史》第一部初版布面精装本

经典是厚积薄发的结晶，也都有一个集腋成裘的过程。为了写作能够反映“新制度的诞生”及其引发的各类农民心理变化过程的力作，柳青义无反顾地下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落户长安县皇甫村十四年，把生活之基牢牢地扎在现实的泥土之中，把创作之根深深植入人民的生活内里。这使得《创业史》的酝酿与写作，修改与完成，都有一种别的作品所没有或少有的“在场感”与“现场性”。

第八期：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红岩》）

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在经过了三年多时间的精心打磨之后，隆重推出了署名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当时，无论是该书的作者、编辑、帮助修改书稿的作家，还是为该书的写作和出版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各级党委政府部门，都没有意识到，《红岩》将成为中国当代发行量最大的革命历史小说。《红岩》中的革命故事早已成为几代人难以抹去的记忆。

《红岩》的写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作个人回忆写作阶段，包括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回忆文章和宣讲提纲，以及他们对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其他幸存者的回忆文章的整理。其中较有代表性且与长篇小说《红岩》有较为密切关系的，有罗广斌、刘德彬等在1950年1月编印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以及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三人编写的《圣洁的血花》。根据学者钱振文的研究，最早对重庆解放前夕发生在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大屠杀事件进行个人回忆性书写的，是大屠杀幸存者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11.27瓷器口大屠杀》（原载1949年12月6日重庆《大公报》第4版）、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1949年12月29日至1950年1月1日重庆《国民公报》连载），以及杨祖之（杨益言）的《我从集中营出来——瓷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1949年12月5日至12月16日重庆《国民公报》连载）等。这些回忆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故事，是相当典型的个人记忆表达。

重庆歌乐山红岩魂广场烈士群雕

后来，当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受组织的委派和出版单位的邀请，编写有关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回忆材料，对写作便有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进入了写作的第二个阶段，或者可以称作国家记忆纪实文学阶段，具有了较为自觉的国家立场的追求。因此，红岩故事在第二个阶段的写作虽然在“纪实”这个基本特点上与此前的个人记忆写作保持了一致性，但在写作方式和写作效果等方面与前一个阶段有了明显的区别。

第九期：“他用他的笔让嘎子活了”（《小兵张嘎》）

徐光耀说，他很早就想写“嘎子”，最初的篇名叫《刘故得儿》，“故得儿”是雄县方言，是“嘎”的意思。他多年来准备了很多材料，却一直没空动笔。上世纪50年代末，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终于决定把它写出来。当时身体很虚弱，写小说怕坚持不下来，他就决定写电影剧本，以为剧本不必像小说那样字斟句酌，会比较省劲。没料到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剧本写到半截，遇到一个“拦路虎”，沉思再三，始终无法突破，他只好转而去写自己熟悉、擅长的小说。又是没料到，小说写得相当顺利，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心里自然十分高兴。再回头拾起电影剧本，“拦路虎”也很快投降，只用了半个月就搞定了。

1961年底，《小兵张嘎》在《河北文艺》发表，次年又出版了单行本。小说的成功增强了徐光耀的信心，他把电影剧本寄给了著名导演崔嵬，得到崔嵬认可并很快投入拍摄。1963年，电影拍出来并在全国公映，迅速引起很大轰动。

《小兵张嘎》电视剧（2004）剧照

说到同名电影，徐光耀对导演崔嵬心存感激。他说：“在上世纪50年代，电影是威力最大的宣传工具，一部好的话剧一年能有十万观众就很了不起了，一部受欢迎的电影一周就能有十来万的观众。我的小说《小兵张嘎》已重印了二十四五次，发行了二百多万册，但影响力比电影《小兵张嘎》还是差远了。此外，电影《小兵张嘎》确实拍得好，导演、演员、摄影、美工都很厉害，总体创作实力很强，不可多得。”

第十期：“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哥德巴赫猜想》）

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发表后轰动一时，在40多年后的今天仍常常被文学界和读者提及、谈论。

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呢？

说来话长，在具体谈到《哥德巴赫猜想》的创作与发表经过之前，有必要先讲讲当时的社会氛围，因为它们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互为因果的。

20世纪70年代末，陈景润（前排左二）、徐迟（前排左三）与本文作者周明（后排右一）、作家秦牧（前排右一）、黄宗英（前排左一）等合影

20世纪70年代末组织这篇报告文学是缘于当时中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依靠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是非被颠倒，“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花了很大力气拨乱反正，尤其是要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在这个时代环境下，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科学家的智慧力量，投入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

第十一期：青春的记忆何以永不褪色（《青春万岁》）

《青春万岁》是王蒙的小说处女作。然而，这部记录了新中国青春岁月的小说，并没能够及时出版，而是经历了两度排版又两度搁浅、遭冻结长达26年的命运，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青春万岁》动笔于1953年，王蒙时年19岁，却已是北京东四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区委副书记。1948年，年仅14岁、刚刚进入高中不久的王蒙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新中国成立前夕，从学校党团员中选拔后备干部时，王蒙又毅然选择了退学参加工作，被调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1949年8月，王蒙参加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班，毕业后被分配到青年团北京第三区团工委，先后担任中学部和组织部负责人，后来第三区扩大为东四区，王蒙任区团委副书记。

王蒙题“青春万岁”

革命的凯歌行进，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旧中国的灭亡，给予王蒙那一代青年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认定，这样的历史巨变背景下的青春是空前亮丽的，也是不再的，他应该用文学的手段把这些珍贵的日子编织起来，镌刻下来。于是他将自己的青春热情投向了文学。

第十二期：新时代，仍然需要“乔厂长”（《乔厂长上任记》）

蒋子龙1958年初中毕业进入天津铸锻中心厂（天津重型机器厂前身）当学徒，1960年参军到海军航保部当制图员，1965年复员回原厂当工人。天津重型机器厂建于1958年8月，是“为解决华北地区的高级大型铸锻件生产不足问题”而筹建的国家重点企业，建厂指挥部总指挥和第一任厂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冯文彬。该厂最初命名为天津铸锻中心厂，1959年2月改称天津铸锻件厂，1970年又改称天津重型机器厂。蒋子龙学的是热处理，从学徒到锻工，从普通工人到生产班长，再到车间党支部副书记、代理车间主任，其间从厂长秘书下放到车间劳动改造，蒋子龙几乎一直在工厂生产一线工作，在锻工岗位上就干了十年。

在工厂工作时的蒋子龙

这座现代化的大工厂让蒋子龙感念至今，他说：“我人生中的一大快事，是刚参加工作便一步跨进当时的头等大厂‘天重’，即‘天津重型机器厂’⋯⋯我至今记得刚进厂时的震惊，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工业迷宫，如果单用两条腿，跑三天也转不过来。厂区里布满铁道，一个工厂竟然拥有自己的三列火车，无论是往厂里进原料，还是向外运产品，没有火车就拉不动。当天车钳着通红的百吨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翻过来掉过去地锻造时，车间里一片通红，尽管身上穿着帆布工作服，还是会被烤得生疼⋯⋯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人，在这种大机器的气势面前也会被震慑。”

第十三期：“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致橡树》）

舒婷生于福建漳州龙海市石码镇，原名龚佩瑜。20世纪50年代中期，母亲带着她和兄妹三人从漳州来到厦门，分别住在祖母和外祖母家里。舒婷从小随母亲在外祖母家长大，外祖父和外祖母给了她最初的文学启蒙。1969年，初中还没毕业的舒婷下乡插队，在知青生活中开始了诗歌创作。不久，她的诗歌就因清丽的风格、敏感的诗思、复杂细致的情感等鲜明的个人特点在知青中流传开来。这些诗还被当时的知青谱成吉他曲，可舒婷不敢说是自己写的。有时候，她写好的诗随手放在桌子上，被其他人看到了，她只能说那是摘抄的外国诗歌。1972年舒婷返城，在流水线上当工人，但枯燥的工作并没有湮没她的诗情，她仍然继续着诗歌创作。她的诗最早发表在福州市马尾区文化站主办的油印刊物《兰花圃》上，其后，福建本土的许多刊物都刊登了舒婷的诗歌，如《榕树》《映山红》《榕花》等，她的诗歌首先在福建省内迅速传播开来。

舒婷抄写的《致橡树》，图片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

在诗歌的道路上，舒婷得到了诗坛前辈、同是福建人的著名诗人蔡其矫的指引。香港作家陶然曾写过一篇散文《师妹舒婷》，回忆与舒婷一起跟随蔡其矫学习的经过：“起初是厦门诗人黄碧沛把她介绍给诗人蔡其矫，蔡其矫很欣赏，介绍许多名著名诗作给她参考。那时蔡其矫也把她介绍给我认识，因为她以蔡老师学生自居，而我也是。于是她称我‘师兄’，我称她‘师妹’，并没有正式拜过师。”

第十四期：“有一种幽默是含着眼泪的微笑”（《陈奂生上城》）

1957年，高晓声因为和陆文夫、叶至诚、陈椿年等人倡议创办《探求者》月刊，被错划为右派，遭遣返回家乡江苏武进农村劳动改造。改造期间，高晓声做过农民，当过短期的中学教师、学校勤杂工，后又任职菌肥厂技术员，薅秧、种稻、编筐、捉鱼，培植银耳、培育蘑菇，做小买卖……即便如此，生活仍然一度穷困潦倒，粮食不够吃之际，高晓声曾捞鱼摸虾，破帽遮颜售于闹市，“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的境遇更是常见。如此，高晓声在农村一待就是21年。1979年4月，高晓声的历史问题得到平反，于11月调回江苏省作家协会工作，重新开始了写作生涯。《陈奂生上城》等最初的几篇小说便是他回归之后给文坛献出的一份“厚礼”。

从1957年下放农村，到1978年下半年重新开始创作，高晓声的文学生命整整中断了21年。重新开始创作之初，高晓声的写作并不顺利，甚至连许多常用字都不能熟练运用，为此他将一本《词源》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还把许多精彩的词汇抄在专用的小本子上，以备写作不时之需，他抓紧一切时间重新补课。时逢新时期之初，国家鼓励农村发展个体经济，鼓励致富增收，高晓声深受感动，就想“把他们的苦处说一说”，“农民有些什么苦？我认为受苦最深的就是吃和住”。

常州市滑稽剧团演出的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

在此形势下，高晓声创作了小说《李顺大造屋》，精炼的笔法、流畅的叙述、沉重的主题写出了农民李顺大造屋不得的痛苦，“他们恶啊！我的屋啊！”这篇小说发表于《雨花》1979年第7期，打动了无数读者，成为高晓声发表的第一篇有影响力的小说，受到公刘、冯牧等文坛前辈的关注和赞赏，并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第十五期：正是无数陆文婷这样的星星，组成了祖国灿烂的夜空（《人到中年》）

1979年夏天，谌容开始构思一部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小说——一方面，他们在单位是骨干，在家庭是顶梁柱，微薄的收入和累人的劳作使其不堪生活之重；另一方面，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凭着良知，尽职于社会，尽责于家庭，满怀激情地迎接新时期的到来。谌容有一些当医生的朋友，她觉得在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中，医生尤为可贵，于是决定将主人公的身份设定为一名医生。为此，她阅读了医学方面的书籍，又通过私人关系，来到同仁医院眼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深入生活。在同仁医院，谌容结识了眼科主任，并经她特许，进入手术室实地观摩手术。与众多业务精湛、辛勤工作的医生面对面交流，使她要写的主人公形象在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这便是小说中的眼科大夫陆文婷。

《人到中年》手稿，现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图片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

这一年，谌容43岁，与她要塑造的主人公年龄相仿，都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1957年，谌容从北京俄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担任音乐编辑和俄语翻译。后来因为身体原因，经常晕倒，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精简，工作关系转到教育系统。她曾几次被分配到中学任教，都曾晕倒在讲台，不能任教。正是在无事可干的苦闷与不甘中，她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拿起笔开始创作。“文革”结束后，她满怀激情地创作长篇小说《光明与黑暗》，这期间，原单位没有批准她的创作假，开始停发她的工资。身处逆境，她不奔走，不哀告，而是借款度日，闭门谢客，一声不吭地伏案写作。病犯了昏过去一阵，醒过来又趴在稿纸上。就这样，她以顽强的毅力写完《光明与黑暗》（第一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接着又写出了十余万字的中篇小说《永远是春天》，发表在巴金担任主编的《收获》杂志。

第十六期：满怀敬意地开掘出普通人的美（《受戒》）

关于《受戒》，汪曾祺本人的回忆是这样的：

读了高中二年级，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我在《受戒》里写了和尚的生活。这篇作品引起注意，不少人问我当过和尚没有。我没有当过和尚。在这座小庵里我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父亲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说：“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我的小说也有人说是不像小说，其来有自。（《自报家门》）

《受戒》所写的荸荠庵是有的，仁山、仁海、仁渡是有的（他们的法名是我给他们另起的）……唯独小和尚明海却没有。大英子、小英子是有的。大英子还在我家带过我的弟弟。没有小和尚，则小英子和明海的恋爱当然是我编出来的。小和尚那种朦朦胧胧的爱，是我自己初恋的感情。（《〈菰蒲深处〉自序》）

1985年11月作家彭荆风摄于沈从文家中，从左至右：沈从文、汪曾祺、彭荆风的女儿彭鸽子

《受戒》的责任编辑李清泉回忆说，初次知道《受戒》，是听一位京剧团的老杨同志说起的，他那时刚读了一位朋友写的小说，“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

第十七期：“红衬衫”为什么会满大街流行（《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发表于《十月》杂志1983年第2期。小说一发表，即刻引起广泛的反响。《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相继转载了这篇小说。不少报刊很快组织发表了评论文章。小说发表仅一个月后，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就在“新作短评”栏目中推介了这篇小说。于建在文章中说：“在我国新时期文学的人物画廊里，这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安然是相当年轻的一个。”“这里，没有被扭曲被压抑的畸形心理和表现，一切都很简单、自然、透明，虽然还显得幼稚，却是美好与真诚的。生活需要想象，需要发现，需要创造。新的一代需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索，通过自己的思索，在新时代中取得人生的教益。这就是安然这一艺术形象给予我们的启示。”《光明日报》也很快发表了毅歌的《别有一种韵致——评铁凝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一文。刊发该小说的《十月》杂志在相隔几月后的第4期上发表了雷达的《敞开了青少年的心扉》一文，雷达认为：“像铁凝把一个中学生的心理的真实性写得这么充分的作品还不多见。”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首发于1983年第2期《十月》杂志

当代文学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刊物《文学评论》也在当年发表了杨志伟的《美——在于真诚》，称这篇小说是“一部有很大生活容量和思想容量的作品”“一部有真实生命的文学作品”。社会上的反响也许比文学界的反响更为强烈。小说发表后，铁凝本人就收到数百封读者来信。有一位中学生在来信中说：“当我看完了您写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时，我哭了。我感到，安然就是我呀！平常，我总是认为没有人理解我，但现在我认为有一个人理解了，那就是您——我最尊敬的铁凝姐姐。”

第十八期：他用灵性激活历史，弘扬民族精神（《红高粱》）

1985年秋，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的莫言与几个当时同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的学员一起，去北京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参加了一个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正是这次座谈会促使他在3个多月后拿出了一部脍炙人口的抗日题材小说，这便是他早期的代表作——《红高粱》。

1986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家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梁》，震动了整个文坛。小说以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壮怀激烈的民间抗日故事，赞颂民族大义，弘扬民族精神。这部小说是强悍的生命力和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小说的主人公——“我爷爷”“我奶奶”身上迸发出的蓬勃生命力和自发的爱国热情，令无数读者震撼、感动。《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也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它不仅为莫言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埋下了伏笔，也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打了先锋。

1990年，写作时的莫言

2012年10月，莫言凭借为其带来巨大声誉的《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等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可谓实至名归。

第十九期：平凡的世界充满魅力，平凡的人生深具意义（《平凡的世界》）

1982年5月，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刊发于《收获》第3期。这部小说从萌生写作欲念到最终完成历时近三年，深入描绘社会转型期青年人的命运选择。《人生》甫一刊出，即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场围绕“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旷日持久的讨论就此展开。这一讨论差不多可以视为发端于1980年且搅动一代人精神的“潘晓讨论”的延续。“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理想与现实竟有着这样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竟是这样的艰辛”等话题被频繁提及，激发年轻人在“祖国命运和人类前途”的意义上思考人生选择。两年后，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人生》上映，使得作品的影响持续发酵，也深刻地改变了作家路遥的命运：

1988年，思索中的路遥 郑文华摄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成了“名人”，亲戚朋友们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

第二十期：“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我与地坛》）

“就是散文，不能作为小说发；如果《上海文学》有难处，不发也行。”“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一个做了母亲的人说：‘史铁生的作品是最可以放心地推荐给儿女的。’”

1990年12月，《上海文学》的编辑姚育明到北京组稿，专门去拜访了作家史铁生。

轮椅上的史铁生

在这之前，史铁生和姚育明就已经认识，和《上海文学》亦有交集。他的短篇小说《毒药》发表于《上海文学》1986年第10期，还获得了第三届《上海文学》奖。1988年，负责去北京接史铁生到上海领奖的，正是姚育明。这次在北京见面，史铁生问姚育明是否愿意去地坛散步，姚育明欣然说好。黄昏时分，史铁生和姚育明，还有中国作协的陈国华一起去了地坛。史铁生说，他与地坛很有缘分，家搬来搬去总是围绕着它。

第二十一期：广漠中有生命的穿行，壮阔中有灵动的游走（《文化苦旅》）

20世纪80年代后期，余秋雨开始了他漫长的“文化苦旅”。那时，他已出版《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学术著作，出色的艺术感觉和散文般的诗意语言使他在学界获得不错的口碑。但他不满足于埋首书斋的单调生活，“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之后，从小就习惯于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便会默默地反抗，随之而来，满心满眼满耳都会突涌起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的渴念”。

另一个触发余秋雨决定“行万里路”的诱因来自美国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理查·谢克纳。这位比余秋雨大20多岁的教授“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回到上海仍毫无倦色，逛城隍庙时竟像顽童一样在人群中骑车而双手脱把、引吭高歌”。这种生命状态令余秋雨钦佩和羡慕。于是，他开始借助各种外出讲学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文化旅途。余秋雨发现自己想去的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地方，站在那里就会感到人、历史、自然交融在一起，自然山水也成了一种“人文山水”，而写文章的冲动再也止不住了。他回忆说：“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以及眼下这本书。”

行旅中的余秋雨

1987年，《收获》杂志副主编李小林收到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余秋雨从外地寄来的两篇散文。余秋雨时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他在来信中说自己正在西北做课题调查，走的是一次“文化苦旅”。

第二十二期：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射雕英雄传》）

1957年1月1日，新年伊始，《香港商报》副刊结束了连载整整一年的《碧血剑》，开始连载一部全新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作者仍为金庸。《射雕英雄传》是继《书剑恩仇录》《碧血剑》之后，金庸的第三部武侠小说。这一年，他34岁。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几句开场诗之后，牛家村郭啸天、杨铁心两家登场，丘处机道长也随后“踏雪而来”，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故事。金庸在写下这些文字时并没有想到，《射雕英雄传》会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武侠小说之一，在今后的一个甲子乃至更长时间内，被持续阅读、阐释乃至演绎。

毕竟，金庸写作武侠小说，最初完全是无心插柳。

金庸曾把自己小说名的首字连成一副对联

1954年初，为吸引读者、增加销量，香港《新晚报》决定在副刊连载武侠小说，副刊编辑陈文统打头阵，以“梁羽生”的笔名开始连载处女作《龙虎斗京华》。1955年2月初，为接上档期，报馆向同为《新晚报》编辑的查良镛紧急约稿，从未写过武侠小说、甚至从未写过小说的查良镛“赶鸭子上架”，开始连载《书剑恩仇录》，署名“金庸”——取将“镛”字拆成两半之意。金庸后来说：“如果我一开始写小说就算是文学创作，那么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书剑恩仇录》大受欢迎，“金梁并称，一时瑜亮。”《香港商报》也上门邀稿，遂有《碧血剑》及《射雕英雄传》。

第二十三期：敬畏头顶的星空，探索未知的世界（《三体》）

北京时间2015年8月23日，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颁奖典礼在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举行。宇航员凯尔·林格伦从漂浮在地球之外350万公里的国际空间站通过视频连线向全球宣布，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第一部获最佳长篇故事奖。他是该奖自1953年创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消息传来，全球科幻界沸腾不已，当时，刘慈欣正在他生活的小城山西阳泉一条泥泞的路上开车，成为50多年来唯一一位没有到场的雨果奖得主。《三体》的英文版译者、华裔科幻小说家刘宇昆代替刘慈欣领奖并致辞：“雨果奖是科幻界的一座灯塔，但我从没想到自己会得到这个奖。”

雨果奖是世界科幻协会为纪念“科幻杂志之父”雨果·根斯巴克而创立，和星云奖一起被公认为最具权威与影响的两项世界性科幻大奖，更有“科幻界的诺贝尔奖”之称。《三体》作为非英语作品第一次获奖，被誉为中国科幻文学里程碑之作，刘慈欣更是成为人们心中的“中国科幻第一人”。有一种不无夸张的说法，认为“刘慈欣之于中国新科幻的至高位置，已仿若金庸之于武侠”。更有网友戏称，刘慈欣和《三体》共同开启了中国科幻元年，自此以后，世界上的人就分为两类——看过《三体》和没看过《三体》的。

《三体》作者刘慈欣

其实，早在2010年，刘慈欣已是蝉联9届的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复旦大学严锋教授对他的标志性评价“这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可以说颇有预见性。《三体》获奖，一方面让世界科幻大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使本土科幻文学从亚文化走向了大众文化与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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