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作为中国诗坛宿将,在四十余年的写作生涯里,他的诗歌皆可看作带着轰鸣的钻杆,一寸寸深入地心岩层。当他决意要用诗实现其生命的彻底性,他全部的诗篇就成为这一重大而神圣使命的和声。《时间笔记》是梁平的第12部诗集,评论家认为这是继《重庆书》《三十年河东》和《家谱》之后的又一巅峰作品。诗中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诗人在追求此理想过程中的率真、坚忍、无所不及的姿态令人深省。诗集中的《欲望》《石头记》《耳顺》《盲点》等充满了突围的隐喻和寓托,真正地书写了人间烟火。梁平借用充满智慧的治疗型的语言,传记经验的叙述,心理分析式的个人历史,寻找到平复焦虑和隔阂的话语途径。《时间笔记》无疑是一部骨肉丰满的虔诚之作。
梁平最新的这部诗集命名为《时间笔记》,这最为直接而显豁地印证了诗歌的记录和记忆功能。
一只钢针扎进身体,
隐隐作痛。
吉普车是在酒后忘了停放的地点,
一周后被警察朋友开回来,
只是多了很多灰尘。
和车一起丢失的是什么呢?
那个夜晚的星星和月亮不喝酒,
却被一道闪电剪辑,断了片,
再也想不起来。
——《断片》
梁平所呈现的“诗歌记忆”不单是关于日常经验的,而是综合性地融合了生存经验、现实经验、地方经验以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参与之后的文化经验。
这本诗集中有一首诗名为《时间上的米沃什》,“时间在他的笔记里,/ 惶恐、困惑、悲伤和虚无, / 每一个时刻都有斧凿的痕迹。”具体到梁平近期的写作,我们同样可以把这些“时间之诗”称之为“时间上的梁平”。当诗人自觉地把时间意识放置在诗歌的首要位置,这就说明他的“中年经验”和人生阅历已经足够厚实了,眼界也更为开阔,包容异质的消化能力和精神意志力也更强,“耳顺能够接纳各种声音,/ 从低音炮到海豚音,/ 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 / 甚至花腔,民谣,摇滚,嘻哈,/ 皆可入心入耳。/ 以后任何角落冒出的杂音, / 都可以婉转,动听。”(《耳顺》)
与此同时,这也是喧嚣红尘和现实泥淖之中的自我辨认、检视和清点、省思的时刻,正视时间、世界与人相遇的得失,正视一个人的欲念和整个世相的浮华万端,这是卸下面具直面本心和原生的一刻,“我是在熬过许多暗夜之后, / 读懂了时间。星星、睡莲、夜来香, / 它们还在幻觉里争风吃醋。// 天亮得比以前早了,窗外的鸟, / 它们的歌唱总是那么干净, / 我和它们一样有了银铃般的笑声。// 我的七情六欲已经清空为零, / 但不是行尸走肉,过眼的云烟, / 一一辨认,点到为止。”(《欲望》)
当时间一次次来到心头和纸上,这就是对记忆予以找回和打捞的过程,诗人必须正视幽暗的时间古井并倾听它的回声,辨析种种斑驳的倒影和幻象。因为时间意识的强化,梁平的诗歌也因此携带了强大的生命意识、生存意志力以及自我检视能力,他的诗歌因为带有生命的呼吸、时间的光影和斑驳的世相而具有了精神载力。
这是一个人和时间的对视与剖视,这是“一个我”与“另一个我”的时时校正、盘诘或辩难。梁平的诗歌真实不虚地印证了“自我和自我争辩产生的是诗歌”,比如代表性的《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
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
所以面对你就是一个问题。
你的名字和根底,你的小道具,
比熟悉的我自己,更明了。
你是不是你不重要,
你在和不在也不重要。
镜子面前我看不见自己,
别人的眼睛里我看不见自己,
我是我自己的错觉。
跟自己一天比一天多了隔阂,
跟自己一次又一次发生冲突。
我需要从另一个方向,
找回自己。
自我辨认、自我确认、自我怀疑和自我辩难需要的就是诗人的智性能力和反思能力,而且还要由己及人、由己及物,从而打通个人时间与生存时间以及“世界时间”的精神关联和存在奥义。奥克塔维奥·帕斯说过“我们都是时间”,约瑟夫·布罗茨基则强调“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德里克·沃尔科特则强调“记忆渴望返回中心”,而这写“时间”和“记忆”既指向了个体生命和存在境遇又关乎整体视域下现实、时代以及历史。
在时感写作流行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正是“有效写作”。在我看来,真正有效的诗歌写作首先要直面自我又直抵生存现场和时代场域,进而能够穿越时间抵达未来读者和历史档案。在碎片化的时代写作越来越成为个体的行为,诗歌也越来越成为窄化的自我遣兴和自闭的修辞练习,诗人不再是大火中的淬炼者,不再是引领时代精神的灯塔和风向标。碎片化的时代,一个个诗人的面影正在被集体取消,这时最需要的正是时间诗人、存在诗人以及总体性诗人。
由梁平的这些时间意识明确的诗歌,我想到的是帕斯的一句诗:“所有的瞬间都是同一个瞬间”。诗人将身边之物、日常现场、外出行旅等可见之物都放置在一个又一个的瞬间,但是诗人已经自觉意识到这些瞬间不能成为一个个即时性的时感的碎片,这些瞬间必须关联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形成就需要诗人具备把即时性经验、个人经验和日常经验递进、转化、过滤、变形、提升为修辞化的生存经验和普世性人类经验的能力。经过这一必要的转化过程,日常瞬间就具有了生命和存在的精神化观照,一个个瞬间就具备了打通终极命题的功能。
在梁平这里,诗歌中的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亦即一个诗人应该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得人和历史同时复活。而任何将二者划等号的写作往往都是失败的,因为这样类型的写作往往会低于“现实”,同时降解了语言的难度、现实的难度以及精神的难度。质言之,“诗歌经验”既含括了个人经验和现实经验,同时更容纳了语言经验、修辞经验以及超验和想象力的经验。梁平的这些“时间笔记”正好是在诗歌经验和日常经验这两个维度上展开的,诗歌经验和日常经验形成了相互打开、彼此沟通的过程。
比如《半夜敲门》这首诗——
半夜敲门的声音有点惊悚,
半夜有人敲门,比半夜接听电话,
更应该不能迟疑,把门打开,
分担别人的紧急。
这世界没有鬼,鬼都是自己作祟,
不敢在半夜为敲门声开门,
就不配与人为邻。
我隔壁住的是一个警察,
他家的门时常在半夜敲打。
“半夜敲门”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时间和日常举动,这一特殊节点和声响背后恰恰代表了日常中的反常时刻,这一特殊而反常的时刻就具有了不安、紧张、猜测等等心理体验。“半夜敲门”不再指向日常个体,而是指向了精神事实。质言之,这不是语言对现实的自然反射,而是诗歌本体层面的“词与物”的关联,语言史也正是生命史和时间史,“自然史与语言是同时的:它与那个在记忆中分析表象的自我活动处于同一个层面上,确定了表象的共同要素,在这些要素的基础上确立起符号,并且最终强加名称。分类和言语都起源于表象在自身内部打开的同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奉献给时间、记忆、反思、连续性的。”(福柯:《词与物》)
诗人既是社会公民又是语言公民,显然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始终保持语言公民的标准和底线才能够使得个人文本与同时代文本之间产生差异,才能使得诗歌首先是诗歌然后才是诗歌承载的其它功能。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持有一个精神化的记忆式的地图。
诗歌必须具有能廓清当下的精神能见度。而当前愈益流行的则是浅层的、低级的、拙劣的仿现实的写作,是炫耀式的观光客式的地理手册和旅游攻略的写作。而我们恰恰看到的事实是谢默斯·希尼所说的“一种降低视力和明显地缩减期待的诗歌”却在大行其道。诗歌不只是要记忆,还要指认,还要予以重新的发现:“十字路口目睹一只蚂蚁, / 横穿斑马线,看见肇事的车辆, / 看不见血。/ 我看见和我看不见的, / 都不能指认。”(《城市的深睡眠》)显然,十字路口的这只“蚂蚁”已经成为精神的喻指,它可以替换为所有的事物,一个瞬间和一个事物以及一个场景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精神贯通性。局部、可见之物的背后是整体、不可见之物以及世界的表情,这考察的是一个诗人突破盲点的眼力——精神能见度层面的眼力。这最终呈现出来的也正是当年里尔克所强调的“球形经验”。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诗人只是描述“生活本来的样子”是远远不够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精神视野和现实经验,他对自我、事物以及空间的观察位置、角度和心态以及判断都是具有差异性的。最终诗人必须通过语言、修辞和精神能力、求真意志来再造一个“拟像现实”“诗性空间”和“精神修习室”。这一“诗性空间”和“精神修习室”显然与日常空间和日常现实具有比较大的差异,其中诗人的个体主体性、精神能力甚至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剂一般的重要作用,“府南河的白鹭, / 越来越多,总是在早晨, / 在河岸远近高低的树枝上与我照面。/ 先是三五只,然后成群, / 那纯净的白,过目不忘的白, / 我羞于正视。// 树上没见过它们栖身的巢, / 从来不知道它们回家的路。/ 我经常顺着沿河的岸边寻找, / 不放过每一处草丛, / 也只能无功而返。”(《盲》)。这只“白鹭”在诗人这里已经成为精神主体的客观对应物,它来自于现实但是又区别于现实,是心象的投影,是人心的折射。日常物象已经在诗人这里成为区别于一般诗歌意象的深度意象,这一意象只属于诗人自己而不能为其他诗人所复制和仿写。
从诗歌空间和观察角度来说,每个诗人观察世界的方式都不同,因为他们持有各自的取景框。
梁平的一部分诗是在四川的日常空间展开的,另一部分诗歌则是在行旅路上的所见、所感、所想。这让我想到的是景观化社会以及诗人该如何有效地发现这些景观的内部构造和象征功能。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考察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时候就发现了认知景物的装置已经被颠倒了,“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风景之发现》)一个诗人因为现实观、世界观的不同而使得取景框(取景器)也总会与他人有别,这一切都如此强烈地和精神自我发生着深度呼应。而在梁平这里,从来都不存在外在的、观光化的“风景”和浮光掠影的怀古幽思,而是精神和空间交互之后产生的语言视觉以及“内在化景观”,其重心在于主体的感受方式和观照的方式、角度、位置,“很南的南方,/与西南构成一个死角。/我不喜欢北方,所以北方的雨雪与雾霾,/ 胡同与四合庭院,冰糖葫芦,/ 与我没有关系,没有惦记。/而珠江的三角,每个角都是死角,/ 都有悄然出生入死的感动。/像蛰伏的海龟,在礁石的缝隙里与世隔绝,/深居简出。/我居然能够隔空看见这个死角,/与我的起承转合如此匹配,/水系饱满,草木欣荣。”(《隔空》)空间是时间化和个人化的,对于诗人来说空间必须首先是感受化和寓言化的,然后才能进入到诗歌的本质层面,“我在此刻向北京时间致敬,/这个点,在成都太古里南方向,/第四十层楼有俯冲,/没有起承转合。/这不是时间的差错,/莫斯科已经迁徙到郊外,/冬妮娅、娜塔莎都隐姓埋名,/ 黑夜的白,无人能懂。/一个酒醉的俄罗斯男人,/从隔壁酒吧出来,/找不到回家的路。”(《2点05分的莫斯科》)
在梁平的“时间之诗”中我看到了一个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清醒的辩难时刻,这是个人的时间也是存在的时间和精神的时间,它们指向了每一个人。这是个人的精神传记,也是浮世绘的档案。最终的底色,这些都是时间之诗,是叶芝意义上的随时间到来的智慧……
正如梁平自己所说:“时间为他而凝固。”(《时间上的米沃什》)
2020年3月17日改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诗人、评论家、文学博士后。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变动、修辞与想象》《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一个人的和声》《批评家的诗》。曾获《人民文学》《南方文坛》联合举办的年度批评家表现奖、2015《山花》年度评论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扬子江诗刊》诗学双年奖、《星星》年度评论奖、《诗选刊》年度评论家、《名作欣赏》年度论文奖、《后天》双年奖评论奖、首届刘章诗歌奖(评论奖)、首届建安诗歌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