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乔延凤，江苏句容人，1944年10月25日生，1967届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诗歌学会创会理事。历任句容郭庄中学高中语文教师，蚌埠市文联《淮河》文艺诗歌、评论编辑、市文协副秘书长，安徽省文联《诗歌报》主编、《文艺百家》执行主编，安徽省散文家协会副主席。
时间：2020年7月6日
地点：安徽省文联宿舍
被访谈者：乔延凤先生
访问者：晓渡
乔延凤简介：乔延凤，江苏句容人，1944年10月25日生，1967届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诗歌学会创会理事。历任句容郭庄中学高中语文教师，蚌埠市文联《淮河》文艺诗歌、评论编辑、市文协副秘书长，安徽省文联《诗歌报》主编、《文艺百家》执行主编，安徽省散文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诗集《乔延凤诗选》、《再生之蝶》，散文集《乔延凤散文选》、《西山飞黄叶》，诗歌理论集《诗歌苦旅》等。作品选入《新中国五十年诗选》、《星星五十年诗选》、《中国新时期“新来者”诗选》、《中国百家乡土诗选》等百余部重要诗歌选本，并以世界语介绍到国外。作为词条，收录入《诗学大辞典》、《中国文艺家传集》等十余部辞书，出任过《20世纪中国新诗分类鉴赏大系》分类主编等多种辞书、选本的主编、副主编。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主持过《诗歌报月刊》和诗歌报函授部工作，后又长期在安徽大学、合肥师范学院等多所高校，从事大学教学工作。
7月6日清晨，空气中弥漫着暑热气息。我带着《诗风》杂志社的问候，前去拜访原《诗歌报》主编、诗人乔延凤。一路上，有些激动，更多的是期待。
来到乔老的住所，时间一下子慢了许多。房间内，满屋的图书，几幅字画，装点出文人的闲适、宁静。茶几上的《星星诗刊》、《中外诗歌研究》、《诗学》、《江汉考古》，透露出主人的阅读兴趣。
见到乔老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他的姓——“乔”，高木也，他个子高大，思想活跃，走路步快、身轻，生活简单、淡泊，骨子里有点旧时文人的“飘逸”“岸然”。
和乔老谈话，我观察他身上有一种“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庄重，文史知识丰富，谦谦有礼恭顺，甚尔还有点不合时尚的拘谨或认真，散发着上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先辈们独有的时代风味！
让诗歌与生命紧紧相连
乔延凤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诗人。在专访之前，我特意花了近半个月时间把《乔延凤诗选》认认真真又读了一遍。乔老的诗，清新、真挚、自然，卓然大家之风，抒写着苍茫情愁和人生感悟，借故乡风物或名山大川来言志抒情，寄托、倾注着诗人对于世间人事的一腔深情。
在温和轻松的氛围里，我和乔老先谈起了他的诗歌创作之路，言语中可以明显感觉他真正让诗歌和生命紧紧相连。
晓渡：乔老师，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诗风》杂志的专访，能够和您一起探讨中国新诗，实在是一种荣幸。首先，能不能请您谈谈是怎么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
乔延凤：我走上诗歌道路，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因为我父亲就从事中文、教学方面的工作。在父亲潜移默化影响之下，我从小到大一直非常喜欢诗歌，接触的诗歌很多，尤其是古代的诗词，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一直到现当代的诗歌，还大量接触了外国诗歌。我写诗歌也非常早，早在中学时代，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写诗了。63年进大学，任校报《南师生活》主编，大学毕业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教学之余写诗、创作剧本。再后来，调入蚌埠市文联、安徽省文联，专门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一生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晓渡：古往今来，很多诗人执着于用诗歌来抒发对故乡的怀念和赞美，而我读您的诗，也发现写到了很多故乡的人和事。我想问问，您的故乡对您创作有什么影响？
乔延凤：我1944年出生于江苏省句容，句容地处江南丘陵地带，风光优美，人文气息浓厚，给我诗歌创作提供了最初的养分。我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八年，度过了人生中令人怀念的童年时光。八岁以后，我随父亲一起来到了南京生活。
我父亲早年随巫恒通先生在无锡梅村小学读书（巫恒通抗战后任新四军新三团团长、中共句容县长，被日寇逮捕，绝食而死，是著名烈士），后就读于苏州中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抗战爆发，父亲出任新四军镇句县一区区长，解放后出任句容县中学第一任校长，后来调到苏南栖霞师范，即南京栖霞中学前身。
在南京，我读完了小学、中学、1963年暑期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直至大学毕业，都在南京生活。
我的生活道路跟文学紧紧相连，跟句容、南京也紧紧相连。
在我的诗歌中，有许多写故乡的，也有许多写南京的，如《梦江南》、《乡恋》、《江南丝竹》、《金陵二题》、《栖霞寺》、《玄武湖》等等，还写了大量散文。所以，对故乡的怀念，对故乡的回忆，对故乡的热爱，在我的作品中占有应有的篇幅。
晓渡：最近，有一些青年诗人，在谈到乔老您时，他们说乔老您把生命和诗歌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这样的评价，您是怎么看的？
乔延凤：这一说法，我也听一些同时代的诗人们说过。回想自己的人生，一直与诗歌打交道。不管从事早期诗歌创作，还是在大学担任校刊主编，亦或是担任《诗歌报》、《文艺百家》报刊主编，我都没有和诗歌脱离过。上世纪80年代直到上世纪末，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更是诗歌的时代。那时候，许多青年人都读诗，都爱好文学。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直致力于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编辑工作。后来又长期在安徽大学、合肥师范学院等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教《大学语文》、《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汉语》、《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选》等专业课，同时教《美学原理》、《语言学概论》、《文字学纲要》、《教育学》、《心理学》等公共课程。各科知识是相通的，以各科相通的知识，来观照、研究当代的中国诗歌，就更透彻、深刻地明瞭了中国诗歌，中国新诗了。
转眼间，我已年过70，仍一直坚持、热衷于诗歌理论研究和诗歌创作，应当说，已经从诗的必然王国进入了诗的自由王国
《诗歌报》停刊
——中国当代诗坛的一大遗憾
20世纪80、90年代，《诗歌报》的“探索性、青年性、信息性、公正性”好像一座灯塔吸引了千万个诗爱者，特别是诗歌青年，被公认为中国当代诗刊“三大名牌之一”。然而，《诗歌报》却在1999年突然停办了，给中国新诗发展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作为《诗歌报》的主编，时隔21年，当和乔老聊起《诗歌报》，他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惋惜之情流露在脸上。
晓渡：国内关注诗界的人都记得，1999年刚开门，安徽忽有一阵风潮，波及影响全国诗坛，那就是著名的《诗歌报》被迫停刊事件。您能具体谈谈当时的一些情况吗？
乔延凤：《诗歌报》在全国影响很大，本来是报纸，后来改成杂志。《诗歌报》创办于1985年，一直到1999年停办，共有15年的办报刊历史。《诗歌报》相继组织了许多有影响的诗歌活动、大展，包括三届“金秋诗会”，1996、1997、1998连续举办了三届，直到被迫停刊为止，在国内反响热烈，吸引了众多诗歌爱好者。毫无疑问，在中国新诗潮中，在广大诗人、诗歌爱好者心目中，《诗歌报》是一本办得品高质优、公平公正、树一代新风的诗歌报刊。《诗歌报》在推进中国新诗进程中，致力于建立自己的新诗体系，在中国当代诗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直到现在，全国众多的文艺活动还邀请我去参加，这些邀请我的单位、文友们，就是因为《诗歌报》的影响和我在诗歌界的存在。当时，对于《诗歌报》停刊，众多诗歌爱好者非常惋惜和叹息。有的诗歌爱好者，在《诗歌报》停了以后，就直接不写诗了，广州、江西、湖南、重庆等不少地方的诗歌爱好者都有此情况，《诗歌报》被迫停了以后，各地有一批青年诗人，一、二十年不写诗。我在江西参加文学活动时，当地一些 文艺界领导说，《诗歌报》停刊至少让中国新诗后退了三十年。这话带有深深的惋惜，说明《诗歌报》当时在全国诗界具有广泛影响。
《诗歌报》停刊事件中，中国作协的主要领导曾专门致函安徽省委书记回良玉，希望对诗歌报工作予以关心，回良玉书记专门批示：“要保护《诗歌报月刊》，保护《诗歌报月刊》负责人。”只可惜后来没有认真落实这个批示。
晓渡：我知道《诗歌报》停刊以后，您一直还四处奔走，为它的复刊而努力。即使到现在，《诗歌报》没能复刊，但您在很多场合，依然还在做着《诗歌报》本应该做的事情。您为什么要这样？
乔延凤：虽然《诗歌报》停办了，但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诗歌报》的办刊宗旨和办刊理念，仍然在做着《诗歌报》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停止过写诗、评诗，论诗，没有停止过《诗歌报》本来要做的为中国新诗繁荣、发展应做的事情。
我认为，《诗歌报》要做的事，就是关注青年、关注基层、关注民间，在诗坛树立正气，引导中国诗歌走正确的方向。
现在，我和诗坛的很多诗人、编辑们还保持着联系。《诗刊》、《星星诗刊》、《绿风诗刊》、《诗神》、《扬子江诗刊》等等，虽然人员已换了几届，以前开会，我们经常在一起，共同探讨新诗。《诗刊》的杨子敏、丁国成，刘湛秋、李小雨、叶延滨，《星星诗刊》的白航、蓝疆、叶延滨、梁平、靳晓静、李自国，龚学敏，《绿风诗刊》的李春华、石河、曲近，《诗潮》的罗继仁、李秀珊、刘川，《诗神》的旭宇、郁葱，《华夏诗报》的野曼，《诗人》的芦萍、梁谢成，《扬子江诗刊》的黄东成、孙友田、胡弦等，有的以前开会在一起，经常交流办刊经验；一些民间诗歌报刊的诗友，本就是《诗歌报》的作者。大家都为中国新诗的繁荣、发展而努力。我微信联系的基层作者，有上百名，人太多，不能一一予以辅导，就主持了乌篷船《实力诗人周刊》、溪云斋《每月专栏》两个点评栏目，就具体的现代诗作品进行评析、讲解、谈诗歌写作基础，互动交流，这些都是为中国新诗现代化和中国新诗美好明天做铺路加砖的工作。
因此，可以说，我一直在做着《诗歌报》应该做的事情，面向青年、面向基层、面向无名作者，踏踏实实为中国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而努力。
于无声处——
从创作到理论。我觉得乔老师文学创作和教学工作的经历十分丰富，1967年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做过年级主任，后来做过蚌埠市文联《淮河》文艺诗歌编辑，《诗歌报》编辑组长、主编，再后来，长期在安徽大学、合肥师院等多所高校执教。今天，可以说，乔老涉及的诗歌领域很广，从诗歌创作到诗歌理论研究，每一项工作都默默地认真在做，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晓渡：在国内，我知道从事诗歌创作的，并不一定能弄懂诗歌理论，相反，一些专家做诗歌理论研究的，却很难写出一首好诗。但是，乔老您不仅一直在搞诗歌创作，而且在诗歌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您能否谈谈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的问题？
乔延凤：我认为，诗歌创作不同于诗歌理论，有的懂诗歌理论，但诗歌创作实践少；同样，有的诗人能写出好的诗篇，但专门涉及诗歌研究的少。对于我，刚才也说了，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但那时并不懂诗歌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诗歌理论逐渐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大学执教期间，我对文学创作基本知识进行了认真研究。其中，有好几门课我现在印象都很深刻。
十几年大学教学中，我除了教《大学语文》、《现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欧美文学简史》、《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选》等专业课程外，还讲授过多门公共课程：《美学原理》、《艺术概论》、《语言学概论》、《文字学纲要》、《心理学》、《教育学》等。
《语言学概论》，讲各语系的特点、区别，《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选》，分别讲表现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派、黑丝幽默、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等外国现代流派的代表作，《文字学纲要》，则专讲汉字。加之我在大学学过《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读过朱光潜的《诗论》等。
人类的各学科知识是相通的、相互渗透的，这些知识对于研究诗歌具有重要意义。
诗歌语言是充满个性的创造性语言，诗歌创作是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它有自身的规律性。只有把握住诗歌创作的规律，所写出的诗歌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诗歌审美的检验，具有真正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晓渡：刚才，您谈到诗歌创作的基本理论，我很赞同。那么，在信息化时代下，您认为网络诗歌创作需要注意诗歌创作理论吗？网络诗歌创作应该遵循一些什么？
乔延凤：当前的网络诗坛，写诗的人很多，各种声音都有。在信息化时代下，网络诗歌成了一种新趋势、新潮流。网络诗歌和报刊诗歌相比，各有优势。网络诗歌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易于传播；但缺乏衡量诗的尺度、标准，相当多的人就是玩一玩，是一种精神的寄托。网络诗歌写作者要想真正热爱诗歌，沿着诗歌道路走，就要明白诗歌道路的艰辛，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随便写写就是诗了。所以，我认为不论是网络诗歌创作还是杂志诗歌创作，还是要有时间多接触基础的理论知识，掌握诗的尺度，能区别诗与非诗、好诗与劣诗，要在正确诗歌理论指引下进行诗歌创作；要在打牢基本功上努力，对社会生活要有观察力、感受力、表现力。
我们的诗歌理论工作者，不要只在词句、标题、表达的“洋化”、“新异”上做功夫，而是要好好静下心来研究诗歌的本质，从《诗经》、《楚辞》，包括西方的现代派，以及港澳台诗歌，都需要好好研究，找出诗歌发展的规律，引导诗歌创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事物的发展，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不能本末倒置。一定要把中国诗歌传统弄深弄透，丢开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包括中国新诗的传统，眼睛只盯着外国诗歌，那就舍本逐末了。
修远漫漫路，永不停息
乔老所走的路是一条漫漫诗歌路。从创作于1983年的《白蝴蝶》，到创作于1993年的《再生之蝶》，再到写作于1998年前后《四月的约会》，直至最近《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等发表的诗作，乔老从未减退过对诗歌的热爱之情，一颗追求诗歌的火热之心从未停息……在未来的岁月，乔老仍会笔耕不辍，继续执着于追求诗歌的美。
晓渡：您现在除了平时的诗歌创作，还利用空余时间从事诗歌理论方面的研究。我想问问，在您看来，中国新诗的道路还要走多远？
乔延凤：这是个复杂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实际上，这些年来，很多有影响的诗人，都在致力于中国新诗的发展，但还是“精品难求”。很多诗人的创作，不重视诗歌创作的基础。我经常讲，诗歌创作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大众，对社会生活要有观察力、感受力、表现力，要怀有真挚的情感，诗歌创作要走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方向。
现在的诗歌界存在着混乱情况，评价一位诗人，往往只看他名气的大小、职位的高低，而不真正重视他诗歌的质量。一些人热衷于搞“排行榜”、出“诗典”，以为自己或自己小圈子里的人，凭这些就能够留在中国诗歌史上了。这是完全不现实的，诗歌必须经过时间与诗歌审美的反复检验，并非像某些人一厢情愿所想象的那样。
有些人，一旦具有了某个位置，马上会有些人去捧他，成了“著名诗人“。其所写有些只是分行文字，连诗都不是。民间经常传出对这些分行文字的尖锐批评和嘲弄的声音，这种玩弄诗歌，实质误导了诗坛，只能滞延中国新诗的发展。
中国新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很多矢志于献身中国新诗的人，不懈努力，为中国新诗的美好未来默默耕耘，辛勤劳作。
晓渡：您已经退休多年，但我发现你还活跃在中国诗坛上。近两年，我仍然能够在一些诗歌杂志上看到您的诗作、理论文章，有的理论文章就谈到了刚才所说的“诗坛误导”。那么，请您谈谈，当今诗坛的误导在哪里？
乔延凤：现在的诗坛，存在着一些误导。平时我在一些诗刊上发表一些诗歌理论、评论的文章，其中就有针对诗坛误导的内容。《当代乡村诗：在中国现代诗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关于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几个问题》、《中国新诗形式探讨：诗体的规范与多样性运用》等，三篇阅读总量达610多万，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理论上破中有立，破的就是诗坛的误导，立的就是发展中国新诗的方向，诗歌内容与形式的规范、尺度。
接受误导也存在一定的认知基础。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和另二位诗人向参加一个笔会的青年诗作者谈诗歌创作，有一位青年诗人说，他写诗是在记录上帝的声音，安静的时候，他的耳边就会响起上帝的声音，他记录下来就是诗。一些青年就被唬住了。有人偏偏相信这一套。这是误导能够流行的认知基础。我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浅谈诗歌创作》，刊登在当年的《湖南教育报》上，还获得过该报的理论奖。其实，屈原、李白、杜甫等，都不信上帝，他们不可能听见上帝的声音，那他们不朽诗章从哪里来的？
一味迷信有名气人的话，以致丧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
至今一些连外文都不懂的人，张口闭口都是外国诗人的“名言”，有的还热衷于打着“流派”的旗号，其实未必懂得文学流派的含义，对一些基本概念若明若暗，就靠这些去“标新立异”。
要使中国新诗健康发展，使中国新诗灿烂的明天早日到来，我们必须摒弃误导，脚踏实地，多作一些实实在在、有益于中国新诗光辉未来的实际工作。
晓渡：刚才，您谈到青年诗人的创作问题。那么，最后请您继续谈谈，您现在做哪些工作引导青年诗人创作？接下来还会做哪些事助力中国新诗发展？
乔延凤：我一直关注着中国新诗发展中出现的新动向.关注着中国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这是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
青海回族青年女诗人马文秀的长诗《老街口》即将出版，这篇长诗开辟了中国现代诗的新境界：使现代诗从表现狭隘的个人小圈子走出来，去表达重大的历史、现实题材。《老街口》的尝试，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我写了《现代长诗的新收获》一文，向中国诗坛推荐。
还有一位藏族诗人索南才旦，他的诗歌创作富于民族、地域色彩，把藏民族的原生态歌舞融入到自己现代诗的创作之中，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对中国新诗走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方向，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我写了《索南才旦的诗歌及其当代意义》一文，予以推荐。
这些都是从中国新诗发展的全局上动态把握的。
2019年10月，第十九届（唐山）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召开，大会向全球华文诗人郑重发出倡议：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血肉相连；坚持走中国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道路；坚持新诗的本质特点。追求诗的音乐美，诗的语言美，诗的意境美，诗的哲理美，诗的形象美，反对诗语的口水化，口号化，庸俗化；还有关于诗歌评论、诗人自律等内容，《倡议书》的初稿由我起草，并与另一位诗人共同修订形成，交由大会充分讨论，形成统一意见，作为大会正式文件向华文诗歌界发出的。
为推动中国新诗新诗体建设，我主持了两个诗歌平台的点评栏目：乌篷船《实力诗人周刊》、溪云斋《每月专栏》，都是从具体作品点评，讲现代诗写作，为中国新诗形式探讨形成共识、为中国新诗的未来做铺路加砖的工作。
在微信公众号里，我还专门开了一个栏目叫“缪斯回音壁”，将一些已被广泛传播的理论、诗章，作进一步的推广。
我始终认为，引导诗歌创作，千万不能把诗歌爱好者引导到不正确的道路上去。只要我们的诗歌创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新诗就一定会有光辉灿烂的前景。
总之，我会继续在诗歌的道路上不懈努力，把自己作为诗友当中的一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共同为中国新诗的未来、为中国新诗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临专访结束，我请乔老朗诵一首诗，他沉吟了一下，慢慢从凳子上站起来，对着镜头开始声情并茂地读起了《秋天到了》：“秋天到了，鸟和谷粒……”
此时，恰好正午12点，远处传来了准点报时声，时间的音符被这报时声拉得深长而悠远。
地点：安徽省文联宿舍
被访谈者：乔延凤先生
访问者：晓渡
乔延凤简介：乔延凤，江苏句容人，1944年10月25日生，1967届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诗歌学会创会理事。历任句容郭庄中学高中语文教师，蚌埠市文联《淮河》文艺诗歌、评论编辑、市文协副秘书长，安徽省文联《诗歌报》主编、《文艺百家》执行主编，安徽省散文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诗集《乔延凤诗选》、《再生之蝶》，散文集《乔延凤散文选》、《西山飞黄叶》，诗歌理论集《诗歌苦旅》等。作品选入《新中国五十年诗选》、《星星五十年诗选》、《中国新时期“新来者”诗选》、《中国百家乡土诗选》等百余部重要诗歌选本，并以世界语介绍到国外。作为词条，收录入《诗学大辞典》、《中国文艺家传集》等十余部辞书，出任过《20世纪中国新诗分类鉴赏大系》分类主编等多种辞书、选本的主编、副主编。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主持过《诗歌报月刊》和诗歌报函授部工作，后又长期在安徽大学、合肥师范学院等多所高校，从事大学教学工作。
7月6日清晨，空气中弥漫着暑热气息。我带着《诗风》杂志社的问候，前去拜访原《诗歌报》主编、诗人乔延凤。一路上，有些激动，更多的是期待。
来到乔老的住所，时间一下子慢了许多。房间内，满屋的图书，几幅字画，装点出文人的闲适、宁静。茶几上的《星星诗刊》、《中外诗歌研究》、《诗学》、《江汉考古》，透露出主人的阅读兴趣。
见到乔老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他的姓——“乔”，高木也，他个子高大，思想活跃，走路步快、身轻，生活简单、淡泊，骨子里有点旧时文人的“飘逸”“岸然”。
和乔老谈话，我观察他身上有一种“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庄重，文史知识丰富，谦谦有礼恭顺，甚尔还有点不合时尚的拘谨或认真，散发着上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先辈们独有的时代风味！
让诗歌与生命紧紧相连
乔延凤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诗人。在专访之前，我特意花了近半个月时间把《乔延凤诗选》认认真真又读了一遍。乔老的诗，清新、真挚、自然，卓然大家之风，抒写着苍茫情愁和人生感悟，借故乡风物或名山大川来言志抒情，寄托、倾注着诗人对于世间人事的一腔深情。
在温和轻松的氛围里，我和乔老先谈起了他的诗歌创作之路，言语中可以明显感觉他真正让诗歌和生命紧紧相连。
晓渡：乔老师，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诗风》杂志的专访，能够和您一起探讨中国新诗，实在是一种荣幸。首先，能不能请您谈谈是怎么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
乔延凤：我走上诗歌道路，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因为我父亲就从事中文、教学方面的工作。在父亲潜移默化影响之下，我从小到大一直非常喜欢诗歌，接触的诗歌很多，尤其是古代的诗词，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一直到现当代的诗歌，还大量接触了外国诗歌。我写诗歌也非常早，早在中学时代，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写诗了。63年进大学，任校报《南师生活》主编，大学毕业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教学之余写诗、创作剧本。再后来，调入蚌埠市文联、安徽省文联，专门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一生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晓渡：古往今来，很多诗人执着于用诗歌来抒发对故乡的怀念和赞美，而我读您的诗，也发现写到了很多故乡的人和事。我想问问，您的故乡对您创作有什么影响？
乔延凤：我1944年出生于江苏省句容，句容地处江南丘陵地带，风光优美，人文气息浓厚，给我诗歌创作提供了最初的养分。我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八年，度过了人生中令人怀念的童年时光。八岁以后，我随父亲一起来到了南京生活。
我父亲早年随巫恒通先生在无锡梅村小学读书（巫恒通抗战后任新四军新三团团长、中共句容县长，被日寇逮捕，绝食而死，是著名烈士），后就读于苏州中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抗战爆发，父亲出任新四军镇句县一区区长，解放后出任句容县中学第一任校长，后来调到苏南栖霞师范，即南京栖霞中学前身。
在南京，我读完了小学、中学、1963年暑期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直至大学毕业，都在南京生活。
我的生活道路跟文学紧紧相连，跟句容、南京也紧紧相连。
在我的诗歌中，有许多写故乡的，也有许多写南京的，如《梦江南》、《乡恋》、《江南丝竹》、《金陵二题》、《栖霞寺》、《玄武湖》等等，还写了大量散文。所以，对故乡的怀念，对故乡的回忆，对故乡的热爱，在我的作品中占有应有的篇幅。
晓渡：最近，有一些青年诗人，在谈到乔老您时，他们说乔老您把生命和诗歌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这样的评价，您是怎么看的？
乔延凤：这一说法，我也听一些同时代的诗人们说过。回想自己的人生，一直与诗歌打交道。不管从事早期诗歌创作，还是在大学担任校刊主编，亦或是担任《诗歌报》、《文艺百家》报刊主编，我都没有和诗歌脱离过。上世纪80年代直到上世纪末，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更是诗歌的时代。那时候，许多青年人都读诗，都爱好文学。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直致力于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编辑工作。后来又长期在安徽大学、合肥师范学院等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教《大学语文》、《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汉语》、《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选》等专业课，同时教《美学原理》、《语言学概论》、《文字学纲要》、《教育学》、《心理学》等公共课程。各科知识是相通的，以各科相通的知识，来观照、研究当代的中国诗歌，就更透彻、深刻地明瞭了中国诗歌，中国新诗了。
转眼间，我已年过70，仍一直坚持、热衷于诗歌理论研究和诗歌创作，应当说，已经从诗的必然王国进入了诗的自由王国
《诗歌报》停刊
——中国当代诗坛的一大遗憾
20世纪80、90年代，《诗歌报》的“探索性、青年性、信息性、公正性”好像一座灯塔吸引了千万个诗爱者，特别是诗歌青年，被公认为中国当代诗刊“三大名牌之一”。然而，《诗歌报》却在1999年突然停办了，给中国新诗发展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作为《诗歌报》的主编，时隔21年，当和乔老聊起《诗歌报》，他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惋惜之情流露在脸上。
晓渡：国内关注诗界的人都记得，1999年刚开门，安徽忽有一阵风潮，波及影响全国诗坛，那就是著名的《诗歌报》被迫停刊事件。您能具体谈谈当时的一些情况吗？
乔延凤：《诗歌报》在全国影响很大，本来是报纸，后来改成杂志。《诗歌报》创办于1985年，一直到1999年停办，共有15年的办报刊历史。《诗歌报》相继组织了许多有影响的诗歌活动、大展，包括三届“金秋诗会”，1996、1997、1998连续举办了三届，直到被迫停刊为止，在国内反响热烈，吸引了众多诗歌爱好者。毫无疑问，在中国新诗潮中，在广大诗人、诗歌爱好者心目中，《诗歌报》是一本办得品高质优、公平公正、树一代新风的诗歌报刊。《诗歌报》在推进中国新诗进程中，致力于建立自己的新诗体系，在中国当代诗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直到现在，全国众多的文艺活动还邀请我去参加，这些邀请我的单位、文友们，就是因为《诗歌报》的影响和我在诗歌界的存在。当时，对于《诗歌报》停刊，众多诗歌爱好者非常惋惜和叹息。有的诗歌爱好者，在《诗歌报》停了以后，就直接不写诗了，广州、江西、湖南、重庆等不少地方的诗歌爱好者都有此情况，《诗歌报》被迫停了以后，各地有一批青年诗人，一、二十年不写诗。我在江西参加文学活动时，当地一些 文艺界领导说，《诗歌报》停刊至少让中国新诗后退了三十年。这话带有深深的惋惜，说明《诗歌报》当时在全国诗界具有广泛影响。
《诗歌报》停刊事件中，中国作协的主要领导曾专门致函安徽省委书记回良玉，希望对诗歌报工作予以关心，回良玉书记专门批示：“要保护《诗歌报月刊》，保护《诗歌报月刊》负责人。”只可惜后来没有认真落实这个批示。
晓渡：我知道《诗歌报》停刊以后，您一直还四处奔走，为它的复刊而努力。即使到现在，《诗歌报》没能复刊，但您在很多场合，依然还在做着《诗歌报》本应该做的事情。您为什么要这样？
乔延凤：虽然《诗歌报》停办了，但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诗歌报》的办刊宗旨和办刊理念，仍然在做着《诗歌报》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停止过写诗、评诗，论诗，没有停止过《诗歌报》本来要做的为中国新诗繁荣、发展应做的事情。
我认为，《诗歌报》要做的事，就是关注青年、关注基层、关注民间，在诗坛树立正气，引导中国诗歌走正确的方向。
现在，我和诗坛的很多诗人、编辑们还保持着联系。《诗刊》、《星星诗刊》、《绿风诗刊》、《诗神》、《扬子江诗刊》等等，虽然人员已换了几届，以前开会，我们经常在一起，共同探讨新诗。《诗刊》的杨子敏、丁国成，刘湛秋、李小雨、叶延滨，《星星诗刊》的白航、蓝疆、叶延滨、梁平、靳晓静、李自国，龚学敏，《绿风诗刊》的李春华、石河、曲近，《诗潮》的罗继仁、李秀珊、刘川，《诗神》的旭宇、郁葱，《华夏诗报》的野曼，《诗人》的芦萍、梁谢成，《扬子江诗刊》的黄东成、孙友田、胡弦等，有的以前开会在一起，经常交流办刊经验；一些民间诗歌报刊的诗友，本就是《诗歌报》的作者。大家都为中国新诗的繁荣、发展而努力。我微信联系的基层作者，有上百名，人太多，不能一一予以辅导，就主持了乌篷船《实力诗人周刊》、溪云斋《每月专栏》两个点评栏目，就具体的现代诗作品进行评析、讲解、谈诗歌写作基础，互动交流，这些都是为中国新诗现代化和中国新诗美好明天做铺路加砖的工作。
因此，可以说，我一直在做着《诗歌报》应该做的事情，面向青年、面向基层、面向无名作者，踏踏实实为中国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而努力。
于无声处——
从创作到理论。我觉得乔老师文学创作和教学工作的经历十分丰富，1967年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做过年级主任，后来做过蚌埠市文联《淮河》文艺诗歌编辑，《诗歌报》编辑组长、主编，再后来，长期在安徽大学、合肥师院等多所高校执教。今天，可以说，乔老涉及的诗歌领域很广，从诗歌创作到诗歌理论研究，每一项工作都默默地认真在做，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晓渡：在国内，我知道从事诗歌创作的，并不一定能弄懂诗歌理论，相反，一些专家做诗歌理论研究的，却很难写出一首好诗。但是，乔老您不仅一直在搞诗歌创作，而且在诗歌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您能否谈谈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的问题？
乔延凤：我认为，诗歌创作不同于诗歌理论，有的懂诗歌理论，但诗歌创作实践少；同样，有的诗人能写出好的诗篇，但专门涉及诗歌研究的少。对于我，刚才也说了，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但那时并不懂诗歌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诗歌理论逐渐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大学执教期间，我对文学创作基本知识进行了认真研究。其中，有好几门课我现在印象都很深刻。
十几年大学教学中，我除了教《大学语文》、《现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欧美文学简史》、《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选》等专业课程外，还讲授过多门公共课程：《美学原理》、《艺术概论》、《语言学概论》、《文字学纲要》、《心理学》、《教育学》等。
《语言学概论》，讲各语系的特点、区别，《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选》，分别讲表现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派、黑丝幽默、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等外国现代流派的代表作，《文字学纲要》，则专讲汉字。加之我在大学学过《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读过朱光潜的《诗论》等。
人类的各学科知识是相通的、相互渗透的，这些知识对于研究诗歌具有重要意义。
诗歌语言是充满个性的创造性语言，诗歌创作是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它有自身的规律性。只有把握住诗歌创作的规律，所写出的诗歌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诗歌审美的检验，具有真正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晓渡：刚才，您谈到诗歌创作的基本理论，我很赞同。那么，在信息化时代下，您认为网络诗歌创作需要注意诗歌创作理论吗？网络诗歌创作应该遵循一些什么？
乔延凤：当前的网络诗坛，写诗的人很多，各种声音都有。在信息化时代下，网络诗歌成了一种新趋势、新潮流。网络诗歌和报刊诗歌相比，各有优势。网络诗歌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易于传播；但缺乏衡量诗的尺度、标准，相当多的人就是玩一玩，是一种精神的寄托。网络诗歌写作者要想真正热爱诗歌，沿着诗歌道路走，就要明白诗歌道路的艰辛，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随便写写就是诗了。所以，我认为不论是网络诗歌创作还是杂志诗歌创作，还是要有时间多接触基础的理论知识，掌握诗的尺度，能区别诗与非诗、好诗与劣诗，要在正确诗歌理论指引下进行诗歌创作；要在打牢基本功上努力，对社会生活要有观察力、感受力、表现力。
我们的诗歌理论工作者，不要只在词句、标题、表达的“洋化”、“新异”上做功夫，而是要好好静下心来研究诗歌的本质，从《诗经》、《楚辞》，包括西方的现代派，以及港澳台诗歌，都需要好好研究，找出诗歌发展的规律，引导诗歌创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事物的发展，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不能本末倒置。一定要把中国诗歌传统弄深弄透，丢开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包括中国新诗的传统，眼睛只盯着外国诗歌，那就舍本逐末了。
修远漫漫路，永不停息
乔老所走的路是一条漫漫诗歌路。从创作于1983年的《白蝴蝶》，到创作于1993年的《再生之蝶》，再到写作于1998年前后《四月的约会》，直至最近《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等发表的诗作，乔老从未减退过对诗歌的热爱之情，一颗追求诗歌的火热之心从未停息……在未来的岁月，乔老仍会笔耕不辍，继续执着于追求诗歌的美。
晓渡：您现在除了平时的诗歌创作，还利用空余时间从事诗歌理论方面的研究。我想问问，在您看来，中国新诗的道路还要走多远？
乔延凤：这是个复杂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实际上，这些年来，很多有影响的诗人，都在致力于中国新诗的发展，但还是“精品难求”。很多诗人的创作，不重视诗歌创作的基础。我经常讲，诗歌创作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大众，对社会生活要有观察力、感受力、表现力，要怀有真挚的情感，诗歌创作要走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方向。
现在的诗歌界存在着混乱情况，评价一位诗人，往往只看他名气的大小、职位的高低，而不真正重视他诗歌的质量。一些人热衷于搞“排行榜”、出“诗典”，以为自己或自己小圈子里的人，凭这些就能够留在中国诗歌史上了。这是完全不现实的，诗歌必须经过时间与诗歌审美的反复检验，并非像某些人一厢情愿所想象的那样。
有些人，一旦具有了某个位置，马上会有些人去捧他，成了“著名诗人“。其所写有些只是分行文字，连诗都不是。民间经常传出对这些分行文字的尖锐批评和嘲弄的声音，这种玩弄诗歌，实质误导了诗坛，只能滞延中国新诗的发展。
中国新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很多矢志于献身中国新诗的人，不懈努力，为中国新诗的美好未来默默耕耘，辛勤劳作。
晓渡：您已经退休多年，但我发现你还活跃在中国诗坛上。近两年，我仍然能够在一些诗歌杂志上看到您的诗作、理论文章，有的理论文章就谈到了刚才所说的“诗坛误导”。那么，请您谈谈，当今诗坛的误导在哪里？
乔延凤：现在的诗坛，存在着一些误导。平时我在一些诗刊上发表一些诗歌理论、评论的文章，其中就有针对诗坛误导的内容。《当代乡村诗：在中国现代诗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关于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几个问题》、《中国新诗形式探讨：诗体的规范与多样性运用》等，三篇阅读总量达610多万，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理论上破中有立，破的就是诗坛的误导，立的就是发展中国新诗的方向，诗歌内容与形式的规范、尺度。
接受误导也存在一定的认知基础。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和另二位诗人向参加一个笔会的青年诗作者谈诗歌创作，有一位青年诗人说，他写诗是在记录上帝的声音，安静的时候，他的耳边就会响起上帝的声音，他记录下来就是诗。一些青年就被唬住了。有人偏偏相信这一套。这是误导能够流行的认知基础。我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浅谈诗歌创作》，刊登在当年的《湖南教育报》上，还获得过该报的理论奖。其实，屈原、李白、杜甫等，都不信上帝，他们不可能听见上帝的声音，那他们不朽诗章从哪里来的？
一味迷信有名气人的话，以致丧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
至今一些连外文都不懂的人，张口闭口都是外国诗人的“名言”，有的还热衷于打着“流派”的旗号，其实未必懂得文学流派的含义，对一些基本概念若明若暗，就靠这些去“标新立异”。
要使中国新诗健康发展，使中国新诗灿烂的明天早日到来，我们必须摒弃误导，脚踏实地，多作一些实实在在、有益于中国新诗光辉未来的实际工作。
晓渡：刚才，您谈到青年诗人的创作问题。那么，最后请您继续谈谈，您现在做哪些工作引导青年诗人创作？接下来还会做哪些事助力中国新诗发展？
乔延凤：我一直关注着中国新诗发展中出现的新动向.关注着中国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这是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
青海回族青年女诗人马文秀的长诗《老街口》即将出版，这篇长诗开辟了中国现代诗的新境界：使现代诗从表现狭隘的个人小圈子走出来，去表达重大的历史、现实题材。《老街口》的尝试，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我写了《现代长诗的新收获》一文，向中国诗坛推荐。
还有一位藏族诗人索南才旦，他的诗歌创作富于民族、地域色彩，把藏民族的原生态歌舞融入到自己现代诗的创作之中，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对中国新诗走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方向，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我写了《索南才旦的诗歌及其当代意义》一文，予以推荐。
这些都是从中国新诗发展的全局上动态把握的。
2019年10月，第十九届（唐山）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召开，大会向全球华文诗人郑重发出倡议：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血肉相连；坚持走中国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道路；坚持新诗的本质特点。追求诗的音乐美，诗的语言美，诗的意境美，诗的哲理美，诗的形象美，反对诗语的口水化，口号化，庸俗化；还有关于诗歌评论、诗人自律等内容，《倡议书》的初稿由我起草，并与另一位诗人共同修订形成，交由大会充分讨论，形成统一意见，作为大会正式文件向华文诗歌界发出的。
为推动中国新诗新诗体建设，我主持了两个诗歌平台的点评栏目：乌篷船《实力诗人周刊》、溪云斋《每月专栏》，都是从具体作品点评，讲现代诗写作，为中国新诗形式探讨形成共识、为中国新诗的未来做铺路加砖的工作。
在微信公众号里，我还专门开了一个栏目叫“缪斯回音壁”，将一些已被广泛传播的理论、诗章，作进一步的推广。
我始终认为，引导诗歌创作，千万不能把诗歌爱好者引导到不正确的道路上去。只要我们的诗歌创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新诗就一定会有光辉灿烂的前景。
总之，我会继续在诗歌的道路上不懈努力，把自己作为诗友当中的一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共同为中国新诗的未来、为中国新诗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临专访结束，我请乔老朗诵一首诗，他沉吟了一下，慢慢从凳子上站起来，对着镜头开始声情并茂地读起了《秋天到了》：“秋天到了，鸟和谷粒……”
此时，恰好正午12点，远处传来了准点报时声，时间的音符被这报时声拉得深长而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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