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肖黛，籍贯山东荣成，生于福建厦门，长于浙江舟山，曾在青海行政机关和高校供职，现居成都。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出版散文集《寂寞海》诗集《一切与水有关》及《肖黛诗文集》并获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
前一段日子，与阿成、与罗洪、与大伟、与梅卓等友人说起昌耀。
习惯了，怀念他就说说他。
比如我和梅卓在一蓬树荫下聊到他话就长了起来。梅卓说，清楚地记得的好几桩往事……我又何尝不是？她指了指稍远处的人堆，说，老觉得他还在，好像他随时就从那堆人里头突围出来。
所谓远望可以当归。
我顺了梅卓指的方向看过去，仿佛感觉我们真的在等他呐。
这大概是一种另类的暧昧：这是梅卓的话。
而在昌耀诗歌奖活动之际，荣获这个奖项的诗家们，与他有所交往的和读他的诗并追随他的精神的朋友们心神集合在一起，缅怀他，纪念他，探讨他的诗品，致敬他的懿绩，他就好像真的活灵活现起来一样。
今年七月不流火，呼啦啦地流淌了一地的水。
呜呼，四下里的洪涝之灾正害着人，还伴随了不消停的“新冠”疫情，时光却还是荏苒得不行不行的……昌耀离开我们二十年了。
二十年足够变迁许多事情。如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像梦，即使差不多三年以前，我还对应朋友们问候调侃：壮如母牛般地好着呐。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似的——世间事情就蹊跷得厉害，三年只差一丢丢的时间，我却蹊跷地在昌耀罹患恶疾的一样的年龄罹患了跟昌耀一样性质的恶疾。但我还活着，还不是苟延残喘着，不是残根败叶的模样，还能捉了笔铺了纸地记写点儿心得，也还能通过一番盥洗梳妆后相对体面地去见朋友们。
这不是么，参加第三届昌耀诗歌奖活动的成员们总算就要到了，可没想到的是，最先见着的是昌耀的儿子俏也。
俏也肯定也想不到出现在他面前的我已然是个病老太太啦。
我们彼此上下地打量也同时彼此逃避着目光。
我们喝茶。我们不断地咳那种无关痛痒的嗽。
然后我们像特别陌生的人又特别地熟悉起来。
我说我这个病老太太比他俏也的父亲运气要好一些。好在虽然也罹患恶疾但不像他父亲发病才治，而是体检筛查发现获之了，才所谓早发现了早治疗的机会。也好在些许新的治疗方式以及新的药物的产生，使得我这个拖了病体老太太的目光还算健康。
当然，我这个病老太太感慨无限：真是的，上次见到你时，你还是个小小少年呐。
低下头，红过脸，他说：那时我太小，不懂事情，想起来既有后悔，也有惭愧。
我自是明白俏也说的那些他不懂的都是些什么事情，包括他至今也读不懂父亲的一些诗歌。
更多地要了解父亲，渴望对父亲有更多的理解，又有不能够补天也不能够补恨般的情绪，他把青海人民出版社刚出版的《高车——昌耀诗歌图典》郑重地交到了我的手上时，他是千方百计地想要为有那样一位父亲感到骄傲，他认为这正是他替父亲做的一点儿力所能及的工作。
父亲还是爱我们的。这是俏也说的话。
那自然。我说。
我说了《雪。土伯特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那首诗中的一段：
是那么忘情的、梦一般的
赞美诗呵——
咕得尔咕，拉风匣，
锅里煮了个羊肋巴，
房上站着个尕没牙……
“尕”在 西北方言中的意思是小，“没牙”的意思是小得还没来得及长出牙齿来。
那个“尕没牙”不就是你俏也么。
多么温暖。多么亲切。多么美气。
嗯嗯，父亲还是爱我们的——在与我的整个交谈中，把这句话说的非常清晰，也重复了多次，并且一直地用强调的语气，一次比一次有力量、有色彩、有光亮。
生生不息呵。我心里想。我想着，真好。
假如昌耀活到今天，其实也不过八十岁出头，而活生生的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们，于今天不是四处可见么。尽管不好的是昌耀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是假如有知于孩子们大有懂事的进步，他的欣慰一定能令他的天堂好上加好。而我也从中明确地知觉了做为昌耀的儿子，俏也他是怀着强烈的求证心来见我的，他要求证的不仅仅是一位诗人的地位和影响力，更是一位父亲对孩子们的爱以及对家庭的责任。那些爱和责任，肯定是零星的、依稀的、朦胧的、曾经缱绻过他的心灵。
现在，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也还有不懂许多事儿。俏也他说。
他说的十分真诚。他又好像另有所企图。
他的企图很真诚：他要一个本来面貌，而且这个面貌得理所应当地和合圆满。
在我2005年搬进来的家的午后。
这个家昌耀虽然没来过，家私们却都是他熟悉的，因为我和我先生都有眷恋旧物的习惯，只要它们不坏掉，多半舍不得换：
一张椭圆形的玻璃茶桌，两只让人能够脸对脸的软圈椅。
记不清昌耀生前在此坐过多少回了，此时，俏也落座在这里。
在昌耀的三个儿女中，俏也最像昌耀，从头到脚的，也连同相貌和性格。
我笑笑，说，相信你们父子之间的爱，没功夫那么精致，甚至都有点儿笨拙。
那么，我来从头说起：俏也，你爸爸这个楚人，首先是自然男子，有阅历，有爱情，有胆识，有诗的天赋。他的诗歌弥久得厉害，应该是他天生就具备了非凡卓绝的诗的创造力，所谓观澜而索源，楚文化是他的根基。旧古的不细赘，少年昌耀在家乡桃源王家坪读私塾时的前后期，那个地方曾经就涌现出几些为中国近代历史留下重要符号的人物。比如，共产党方面早期组建桃源支部的烈士徐益才，红三军政委、革命烈士陈协平，参加过南昌八一起义的女共产党员陈兆森，当然，还有他的伯父，身经百战的少将王其梅。又比如，国民党方面有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过抗击日本侵略的长城抗战和忻口会战、被誉为“杰出的抗日将领”的上将刘戡，参加过热河抗战的中将杨正治及熊新民等等。
那些事儿，是昌耀散散落落地说过的。
他还告诉过我，大名鼎鼎的中华民国政治家宋教仁正是他的桃源县人。另外，桃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就是当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董维健博士，虽然他是经济学家，但他毕业回国后毅然追随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信仰共产主义，并与鲁迅、胡愈之、潘汉年等人组成了中共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化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到昌耀十岁出头时，已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新学杂志。不难理解，十四五岁的昌耀欲望于走出去，走到革命的队伍中，走到炮火连天的朝鲜，乃至于放弃国家为他安排的养伤济身的机会，一直走到青藏高原， 参加祖国大西北的建设，这是一种熔融着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文化积点及人生态度的兴象取向，是决离不开这个整体性、系列性的喻象背景的。
1995年4月，我曾经邀请他来我就职的大学开一个诗歌创作讲座，他一开腔就说，我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我为国家负过伤——保家卫国——想要成为一个英雄——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这个话题，他磕磕巴巴地讲了有半个多小时。然后，他又用了几乎半个多小时的磕磕巴巴的时间说，我是自愿来青海的——我是一心要投入到支援大西北建设中的——时代……这是时代对每一个有志青年的要求……他讲的很慢，但是极其地动情，用当下的话说，满满的是主旋律、是正能量。
如此见得，从本质上讲，昌耀一个是积极的、主动的、自觉自愿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包括他早期的作品中很多充满音乐感、画面感、叙事感、梦境感乃至于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段歌谣、一种起居方式，都在理想和现实中互相交织，相互缠绕，也有互相对抗的可能，却从中获得了象征的崭新，直至他做为伟大的一个诗人，他的诗歌创作中的的自传性意味，都能够见得与他的现实生命形态互为照应的证明，连同他的诗句的所谓孤绝、冷峻、奇倔，因为生命中的苦难巨大，也都变得极为合情合理，而不是世俗的阴阳怪气或者浅薄的艾怨晦涩。
如此地说予俏也，可以么？
所以我们看见了今天的昌耀，看见了他的卓越，还有他的极致，并非因虚妄而生现。
所以我们看见了好如我们自己出门多时的亲人般的，盼也能早早晚晚地把他盼回来。
所以在我们认知中，在许多时候，他就是一个普通生命的存在，阳光、食物、安全、性、适当的居住地，对于他，和我们一样一样地必须着。
当然，昌耀有大段的严重地缺乏食物的经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在政治上的蒙难，他也身陷严重的不安全境地。
至于性，或者换成爱情婚姻这样的用词更贴切些——《慈航》《良宵》《划呀，划呀，父亲们》等等，已然向我们绽开了辉煌之花。
记得昌耀病深重时，我扶他起身喝水。他用力吞咽后，说，其实没有人爱得我。说罢，缓慢地出溜进被子里面，像要躲藏起来似的，叹了很重很重的一声。我犹豫了片刻，还是用我的方式回了他的话。我说我们大家都热爱你，就像你热爱妖精一样的女子们。他把脸扭向背离我的那一面。他一准儿是苦笑了，也可能憨憨地笑了。我知道他的意思，是爱他的人，大抵是爱着因为他的存在而有了那些美好的诗歌而爱。他大概是要说，他昌耀做为一个自然的男人的确存在过，他爱妩媚的女子，爱贤淑的女子，他爱冰雪聪慧女子，他爱在生活方面能够依赖的女子，居然很难么。
到现在，我心里还是稍微有点儿纠结，当时怎么就没有说我爱你呐。
再想想，即使那么说了，别说他，我自己也会感到有所违和。而我和我们大家实际上真的是爱他的。他对我说过许多悄悄话，它们还都在。他在电话里说好久没吃米饭了，我对了电话听筒就还他一个字，来。我在西安或北京读书，他确实也如是盼我早点回转的亲人。他从俄罗斯回来送给我的油画幻灯片子，我还认真地保存着。他被病魔欺凌，心痛似刀绞的感受，二十多年了，我不曾忘记。他最后一个大年三十那天，我把焯过水的菠菜和煮熟的鸡蛋白刴成细沫，包了大不过啤酒盖的饺子，送到他嘴边。他拥抱我。他对着我掉下那么多眼泪。他向我描述他母亲的样子。他跟我讲他小时候怕鬼的故事。他也将他有生的六十多年间零零星星的与不同女子恋爱的事情告知我。那大多是些辛酸的事情，三件五件的，珍贵得像宝。那些宝在他的诗歌里闪亮，至今耀眼不已。他是诗的英雄。但是，作为生活中的多情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决无福份”。
那些事儿发生时，当年那个“尕没牙”的俏也没法儿懂。
唉，我有点儿累啦。眼看着俏也不断增长着的真诚，我还是把一件我猜俏也希望得知的事情说了出来：昌耀与H女士的故事。
是西川告诉我过这个故事的引子。说在四川的一次诗会上，他在晚饭后外出散步，在觉得周遭几乎再无人时，忽见昌耀手里举着照相机，半蹲在地，一副好认真拍照的样子。他就势望过去，在镜头那边，他看到了也好认真地摆样子的H女士。西川说，他即刻看出了那就是一对幸福人儿的样子呐。
确实得很，昌耀从四川回来后，在电话里说有重要事情要跟我见面。见了面，他便告诉我，他与H女士恋爱的事情。他说，我们双方的感觉都对路，说她少妩媚而多温存，说她少伶俐而贤淑，说她少脾气而多通达，说她是个什么都好的女子，说，H女士也希望与他好合，并诚邀他搬到她所在的南方水边居住，说她唯愿他不要那么辛苦，只想要他在相对安宁的条件下写作——那些具体的条件妥妥地由她来准备。
可是，他们怎么办呐？昌耀像问自己似地问我。
我说俏也，你爸爸说的他们正是你、你哥哥姐姐，或者还有你妈妈。
我说你爸爸的原话是这样接着说的：有她的真心诚意，我倒是可以考虑去那边……可是俏也他还太小，他妈妈又是个心儿操不到正点子上的人，再说他哥哥姐姐的生活也不见稳当……我这么走了……我一走了之，我做不到啊……而拒绝她却又像负了她似的，真的太残忍。
数年之后，燎原把我介绍给H女士认识时，她即刻伏在我肩上大声地哭了。再之后，我把她领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家里，领到了这个可以脸对脸落座的地方，听她细声细气地讲一段段属于她和他的美妙故事和一段段有些苍凉的故事。又过了几个数年，我便听说她得了小脑萎缩症，曾经认识的人基本上都不再认识了——我把这事儿也说与了俏也。
瞬间，我分明地看见了俏也眼睛里的泪花花。
为了避免尴尬的加重，我只能转换了个话题地说开了。
我说，有一次我去病房看望你爸爸，他对我说过一件抱怨你的事情——说，鉴于每当你的夜班上，你都能睡得固执不已，有一天晚上轮到你值夜守候，他因此而找了一根细绳子，一头绑在他手腕，另一头绑在你手腕，以防止夜半有喝水吐痰或不舒服等诸事叫不醒你。却不料那晚上他还真的感觉很不好，胸特闷、气特短、痰特多、头特疼。于是，他叫你，他唤你，他拼尽全部力量用那根绳子扽你，而你还真的就固执地睡着，固执地不醒过来。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俏也连声说。一边说，一边羞羞地笑了。
他说，等我醒来，已经满病房的医生护士啦。
再说说你的妈妈杨尕三呵。
还是《雪。土伯特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那首诗：
篱墙背后
女孩儿的土伯特母亲也悄悄地笑着
忆起自己原是草滩里的另一个女孩儿，
一个佩戴松石耳环的小女孩儿，
一个富有三只印度皮箱的小女孩儿，
一个身著绿布长袍的小女孩儿，
正弹跳于春草。……
这是昌耀笔下美里美气的杨尕三呐。她当年的街坊邻居叫她杨美。她还能干得很。1979年3月，她跟着她的诗人丈夫“老王”，带着三个小孩子，从草原荒滩来到省城。她打工，曾经打得异常辛苦。托过几分钱一块的土坯，筛过几角钱一堆的沙，她还做过才几十块钱一单的小生意。她是想要和别人家一样的富裕——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她和许多家庭的女主人想的是同一件事情，她们的动机是要挺起胸脯去挣钱。但是她的“老王”与她想的完全不同，他要沉下心来写作。事实上，他的大多数优质诗品正是嘉汇于这个阶段。而以沟通和交流在他们夫妻间完成说理，实在太难了。出身、阅历、性格、教养、对于生活的基本态度，都是障碍。他们都没有错。他们有的是彼此间在人生理念上的反复争斗。令人或唏嘘或庆幸的是，当他们都作为败北者甚至是狼狈地分开以后，他们内心的自由并未彻底达成——他们共同拥有的儿女们以及孙儿们，使得他们双方的纠缠无休无止，直到昌耀去世时，伫立在他们的长子木萧和幼子俏也及女路漫身边的还是她杨尕三。
所以我们并不是被抛弃的一堆糟糠——我猜俏也会如此地判断，否则，他的父亲完全可以在获得平反之后就离开他们母子们，而不是在十四年之后的1992年。
说的多了？我的疲惫被看了出来？俏也告辞。
的确说的多了些。转眼看电视节目中关于洪涝灾害和新冠疫情的报道。也多，国际国内的，各省各区的。然后接到我的主管医生的电话，说前几天我复查的结果基本正常，但由于用在我身上的一种免疫药物卡瑞利珠单抗的副作用，我的甲状腺功能明显减弱，也就是说，我又是一个“甲减”病人了。
再之后，我回忆了一下昌耀病重时我曾经劝慰过的话：五谷杂粮的，哪有不得病的，别怕，你怕它，它就会可着劲儿地欺负你，你不怕它，它才知道你的强大……于是，我来了，来到第三届昌耀诗歌奖的现场。
习惯了，怀念他就说说他。
比如我和梅卓在一蓬树荫下聊到他话就长了起来。梅卓说，清楚地记得的好几桩往事……我又何尝不是？她指了指稍远处的人堆，说，老觉得他还在，好像他随时就从那堆人里头突围出来。
所谓远望可以当归。
我顺了梅卓指的方向看过去，仿佛感觉我们真的在等他呐。
这大概是一种另类的暧昧：这是梅卓的话。
而在昌耀诗歌奖活动之际，荣获这个奖项的诗家们，与他有所交往的和读他的诗并追随他的精神的朋友们心神集合在一起，缅怀他，纪念他，探讨他的诗品，致敬他的懿绩，他就好像真的活灵活现起来一样。
今年七月不流火，呼啦啦地流淌了一地的水。
呜呼，四下里的洪涝之灾正害着人，还伴随了不消停的“新冠”疫情，时光却还是荏苒得不行不行的……昌耀离开我们二十年了。
二十年足够变迁许多事情。如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像梦，即使差不多三年以前，我还对应朋友们问候调侃：壮如母牛般地好着呐。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似的——世间事情就蹊跷得厉害，三年只差一丢丢的时间，我却蹊跷地在昌耀罹患恶疾的一样的年龄罹患了跟昌耀一样性质的恶疾。但我还活着，还不是苟延残喘着，不是残根败叶的模样，还能捉了笔铺了纸地记写点儿心得，也还能通过一番盥洗梳妆后相对体面地去见朋友们。
这不是么，参加第三届昌耀诗歌奖活动的成员们总算就要到了，可没想到的是，最先见着的是昌耀的儿子俏也。
俏也肯定也想不到出现在他面前的我已然是个病老太太啦。
我们彼此上下地打量也同时彼此逃避着目光。
我们喝茶。我们不断地咳那种无关痛痒的嗽。
然后我们像特别陌生的人又特别地熟悉起来。
我说我这个病老太太比他俏也的父亲运气要好一些。好在虽然也罹患恶疾但不像他父亲发病才治，而是体检筛查发现获之了，才所谓早发现了早治疗的机会。也好在些许新的治疗方式以及新的药物的产生，使得我这个拖了病体老太太的目光还算健康。
当然，我这个病老太太感慨无限：真是的，上次见到你时，你还是个小小少年呐。
低下头，红过脸，他说：那时我太小，不懂事情，想起来既有后悔，也有惭愧。
我自是明白俏也说的那些他不懂的都是些什么事情，包括他至今也读不懂父亲的一些诗歌。
更多地要了解父亲，渴望对父亲有更多的理解，又有不能够补天也不能够补恨般的情绪，他把青海人民出版社刚出版的《高车——昌耀诗歌图典》郑重地交到了我的手上时，他是千方百计地想要为有那样一位父亲感到骄傲，他认为这正是他替父亲做的一点儿力所能及的工作。
父亲还是爱我们的。这是俏也说的话。
那自然。我说。
我说了《雪。土伯特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那首诗中的一段：
是那么忘情的、梦一般的
赞美诗呵——
咕得尔咕，拉风匣，
锅里煮了个羊肋巴，
房上站着个尕没牙……
“尕”在 西北方言中的意思是小，“没牙”的意思是小得还没来得及长出牙齿来。
那个“尕没牙”不就是你俏也么。
多么温暖。多么亲切。多么美气。
嗯嗯，父亲还是爱我们的——在与我的整个交谈中，把这句话说的非常清晰，也重复了多次，并且一直地用强调的语气，一次比一次有力量、有色彩、有光亮。
生生不息呵。我心里想。我想着，真好。
假如昌耀活到今天，其实也不过八十岁出头，而活生生的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们，于今天不是四处可见么。尽管不好的是昌耀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是假如有知于孩子们大有懂事的进步，他的欣慰一定能令他的天堂好上加好。而我也从中明确地知觉了做为昌耀的儿子，俏也他是怀着强烈的求证心来见我的，他要求证的不仅仅是一位诗人的地位和影响力，更是一位父亲对孩子们的爱以及对家庭的责任。那些爱和责任，肯定是零星的、依稀的、朦胧的、曾经缱绻过他的心灵。
现在，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也还有不懂许多事儿。俏也他说。
他说的十分真诚。他又好像另有所企图。
他的企图很真诚：他要一个本来面貌，而且这个面貌得理所应当地和合圆满。
在我2005年搬进来的家的午后。
这个家昌耀虽然没来过，家私们却都是他熟悉的，因为我和我先生都有眷恋旧物的习惯，只要它们不坏掉，多半舍不得换：
一张椭圆形的玻璃茶桌，两只让人能够脸对脸的软圈椅。
记不清昌耀生前在此坐过多少回了，此时，俏也落座在这里。
在昌耀的三个儿女中，俏也最像昌耀，从头到脚的，也连同相貌和性格。
我笑笑，说，相信你们父子之间的爱，没功夫那么精致，甚至都有点儿笨拙。
那么，我来从头说起：俏也，你爸爸这个楚人，首先是自然男子，有阅历，有爱情，有胆识，有诗的天赋。他的诗歌弥久得厉害，应该是他天生就具备了非凡卓绝的诗的创造力，所谓观澜而索源，楚文化是他的根基。旧古的不细赘，少年昌耀在家乡桃源王家坪读私塾时的前后期，那个地方曾经就涌现出几些为中国近代历史留下重要符号的人物。比如，共产党方面早期组建桃源支部的烈士徐益才，红三军政委、革命烈士陈协平，参加过南昌八一起义的女共产党员陈兆森，当然，还有他的伯父，身经百战的少将王其梅。又比如，国民党方面有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过抗击日本侵略的长城抗战和忻口会战、被誉为“杰出的抗日将领”的上将刘戡，参加过热河抗战的中将杨正治及熊新民等等。
那些事儿，是昌耀散散落落地说过的。
他还告诉过我，大名鼎鼎的中华民国政治家宋教仁正是他的桃源县人。另外，桃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就是当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董维健博士，虽然他是经济学家，但他毕业回国后毅然追随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信仰共产主义，并与鲁迅、胡愈之、潘汉年等人组成了中共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化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到昌耀十岁出头时，已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新学杂志。不难理解，十四五岁的昌耀欲望于走出去，走到革命的队伍中，走到炮火连天的朝鲜，乃至于放弃国家为他安排的养伤济身的机会，一直走到青藏高原， 参加祖国大西北的建设，这是一种熔融着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文化积点及人生态度的兴象取向，是决离不开这个整体性、系列性的喻象背景的。
1995年4月，我曾经邀请他来我就职的大学开一个诗歌创作讲座，他一开腔就说，我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我为国家负过伤——保家卫国——想要成为一个英雄——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这个话题，他磕磕巴巴地讲了有半个多小时。然后，他又用了几乎半个多小时的磕磕巴巴的时间说，我是自愿来青海的——我是一心要投入到支援大西北建设中的——时代……这是时代对每一个有志青年的要求……他讲的很慢，但是极其地动情，用当下的话说，满满的是主旋律、是正能量。
如此见得，从本质上讲，昌耀一个是积极的、主动的、自觉自愿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包括他早期的作品中很多充满音乐感、画面感、叙事感、梦境感乃至于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段歌谣、一种起居方式，都在理想和现实中互相交织，相互缠绕，也有互相对抗的可能，却从中获得了象征的崭新，直至他做为伟大的一个诗人，他的诗歌创作中的的自传性意味，都能够见得与他的现实生命形态互为照应的证明，连同他的诗句的所谓孤绝、冷峻、奇倔，因为生命中的苦难巨大，也都变得极为合情合理，而不是世俗的阴阳怪气或者浅薄的艾怨晦涩。
如此地说予俏也，可以么？
所以我们看见了今天的昌耀，看见了他的卓越，还有他的极致，并非因虚妄而生现。
所以我们看见了好如我们自己出门多时的亲人般的，盼也能早早晚晚地把他盼回来。
所以在我们认知中，在许多时候，他就是一个普通生命的存在，阳光、食物、安全、性、适当的居住地，对于他，和我们一样一样地必须着。
当然，昌耀有大段的严重地缺乏食物的经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在政治上的蒙难，他也身陷严重的不安全境地。
至于性，或者换成爱情婚姻这样的用词更贴切些——《慈航》《良宵》《划呀，划呀，父亲们》等等，已然向我们绽开了辉煌之花。
记得昌耀病深重时，我扶他起身喝水。他用力吞咽后，说，其实没有人爱得我。说罢，缓慢地出溜进被子里面，像要躲藏起来似的，叹了很重很重的一声。我犹豫了片刻，还是用我的方式回了他的话。我说我们大家都热爱你，就像你热爱妖精一样的女子们。他把脸扭向背离我的那一面。他一准儿是苦笑了，也可能憨憨地笑了。我知道他的意思，是爱他的人，大抵是爱着因为他的存在而有了那些美好的诗歌而爱。他大概是要说，他昌耀做为一个自然的男人的确存在过，他爱妩媚的女子，爱贤淑的女子，他爱冰雪聪慧女子，他爱在生活方面能够依赖的女子，居然很难么。
到现在，我心里还是稍微有点儿纠结，当时怎么就没有说我爱你呐。
再想想，即使那么说了，别说他，我自己也会感到有所违和。而我和我们大家实际上真的是爱他的。他对我说过许多悄悄话，它们还都在。他在电话里说好久没吃米饭了，我对了电话听筒就还他一个字，来。我在西安或北京读书，他确实也如是盼我早点回转的亲人。他从俄罗斯回来送给我的油画幻灯片子，我还认真地保存着。他被病魔欺凌，心痛似刀绞的感受，二十多年了，我不曾忘记。他最后一个大年三十那天，我把焯过水的菠菜和煮熟的鸡蛋白刴成细沫，包了大不过啤酒盖的饺子，送到他嘴边。他拥抱我。他对着我掉下那么多眼泪。他向我描述他母亲的样子。他跟我讲他小时候怕鬼的故事。他也将他有生的六十多年间零零星星的与不同女子恋爱的事情告知我。那大多是些辛酸的事情，三件五件的，珍贵得像宝。那些宝在他的诗歌里闪亮，至今耀眼不已。他是诗的英雄。但是，作为生活中的多情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决无福份”。
那些事儿发生时，当年那个“尕没牙”的俏也没法儿懂。
唉，我有点儿累啦。眼看着俏也不断增长着的真诚，我还是把一件我猜俏也希望得知的事情说了出来：昌耀与H女士的故事。
是西川告诉我过这个故事的引子。说在四川的一次诗会上，他在晚饭后外出散步，在觉得周遭几乎再无人时，忽见昌耀手里举着照相机，半蹲在地，一副好认真拍照的样子。他就势望过去，在镜头那边，他看到了也好认真地摆样子的H女士。西川说，他即刻看出了那就是一对幸福人儿的样子呐。
确实得很，昌耀从四川回来后，在电话里说有重要事情要跟我见面。见了面，他便告诉我，他与H女士恋爱的事情。他说，我们双方的感觉都对路，说她少妩媚而多温存，说她少伶俐而贤淑，说她少脾气而多通达，说她是个什么都好的女子，说，H女士也希望与他好合，并诚邀他搬到她所在的南方水边居住，说她唯愿他不要那么辛苦，只想要他在相对安宁的条件下写作——那些具体的条件妥妥地由她来准备。
可是，他们怎么办呐？昌耀像问自己似地问我。
我说俏也，你爸爸说的他们正是你、你哥哥姐姐，或者还有你妈妈。
我说你爸爸的原话是这样接着说的：有她的真心诚意，我倒是可以考虑去那边……可是俏也他还太小，他妈妈又是个心儿操不到正点子上的人，再说他哥哥姐姐的生活也不见稳当……我这么走了……我一走了之，我做不到啊……而拒绝她却又像负了她似的，真的太残忍。
数年之后，燎原把我介绍给H女士认识时，她即刻伏在我肩上大声地哭了。再之后，我把她领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家里，领到了这个可以脸对脸落座的地方，听她细声细气地讲一段段属于她和他的美妙故事和一段段有些苍凉的故事。又过了几个数年，我便听说她得了小脑萎缩症，曾经认识的人基本上都不再认识了——我把这事儿也说与了俏也。
瞬间，我分明地看见了俏也眼睛里的泪花花。
为了避免尴尬的加重，我只能转换了个话题地说开了。
我说，有一次我去病房看望你爸爸，他对我说过一件抱怨你的事情——说，鉴于每当你的夜班上，你都能睡得固执不已，有一天晚上轮到你值夜守候，他因此而找了一根细绳子，一头绑在他手腕，另一头绑在你手腕，以防止夜半有喝水吐痰或不舒服等诸事叫不醒你。却不料那晚上他还真的感觉很不好，胸特闷、气特短、痰特多、头特疼。于是，他叫你，他唤你，他拼尽全部力量用那根绳子扽你，而你还真的就固执地睡着，固执地不醒过来。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俏也连声说。一边说，一边羞羞地笑了。
他说，等我醒来，已经满病房的医生护士啦。
再说说你的妈妈杨尕三呵。
还是《雪。土伯特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那首诗：
篱墙背后
女孩儿的土伯特母亲也悄悄地笑着
忆起自己原是草滩里的另一个女孩儿，
一个佩戴松石耳环的小女孩儿，
一个富有三只印度皮箱的小女孩儿，
一个身著绿布长袍的小女孩儿，
正弹跳于春草。……
这是昌耀笔下美里美气的杨尕三呐。她当年的街坊邻居叫她杨美。她还能干得很。1979年3月，她跟着她的诗人丈夫“老王”，带着三个小孩子，从草原荒滩来到省城。她打工，曾经打得异常辛苦。托过几分钱一块的土坯，筛过几角钱一堆的沙，她还做过才几十块钱一单的小生意。她是想要和别人家一样的富裕——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她和许多家庭的女主人想的是同一件事情，她们的动机是要挺起胸脯去挣钱。但是她的“老王”与她想的完全不同，他要沉下心来写作。事实上，他的大多数优质诗品正是嘉汇于这个阶段。而以沟通和交流在他们夫妻间完成说理，实在太难了。出身、阅历、性格、教养、对于生活的基本态度，都是障碍。他们都没有错。他们有的是彼此间在人生理念上的反复争斗。令人或唏嘘或庆幸的是，当他们都作为败北者甚至是狼狈地分开以后，他们内心的自由并未彻底达成——他们共同拥有的儿女们以及孙儿们，使得他们双方的纠缠无休无止，直到昌耀去世时，伫立在他们的长子木萧和幼子俏也及女路漫身边的还是她杨尕三。
所以我们并不是被抛弃的一堆糟糠——我猜俏也会如此地判断，否则，他的父亲完全可以在获得平反之后就离开他们母子们，而不是在十四年之后的1992年。
说的多了？我的疲惫被看了出来？俏也告辞。
的确说的多了些。转眼看电视节目中关于洪涝灾害和新冠疫情的报道。也多，国际国内的，各省各区的。然后接到我的主管医生的电话，说前几天我复查的结果基本正常，但由于用在我身上的一种免疫药物卡瑞利珠单抗的副作用，我的甲状腺功能明显减弱，也就是说，我又是一个“甲减”病人了。
再之后，我回忆了一下昌耀病重时我曾经劝慰过的话：五谷杂粮的，哪有不得病的，别怕，你怕它，它就会可着劲儿地欺负你，你不怕它，它才知道你的强大……于是，我来了，来到第三届昌耀诗歌奖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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