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首先感谢诗刊社的邀请，让我在已不是青春的年纪，来回眸青春。早在二十年前，李小雨大姐曾邀请我出席上个世纪最后的一期青春诗会，却因为当时工作单位的原因，未能与会，一直颇为遗憾。所以，今天对我而言，也可以说是来还愿的。
　　关于本次诗会的主题——诗歌与时代精神，我谈一谈自己的理解。因特殊原因，突然临时离会，特请诗友代为书面发言。）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精神追求、精神创造，我想，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大概是古代中国文人的精神内核与传统。
　　新诗诞生后，中国诗人开始面临一个恒古未有过的课题，这就是中国诗人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如何树立自信与担当的问题。
　　
　　自1995年以来，我个人先后到过朝鲜、韩国、俄罗斯、缅甸、英国、法国、罗马尼亚、南非、阿联酋、津巴布韦、斐济、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越南、老挝、泰国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诗歌交流与创作，尤其2013年至今，我策划的中国诗歌万里行大型诗歌文化交流传播项目，启动走进“一带一路”一百个国家的规划与实践，已走进十多个国家，在与各国诗人的交流实践中，开始感受到中国诗人与世界诗人交流与融合过程中的一些新问题。我想，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乃至每一个中国人，在对外开放、对外交往、交流的过程中，都面临着这样相似的新的课题：当我们破除出闭关自锁，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时候，应该如何树立自信与担当？在此，仅就诗人而言，我把这个话题提出来，谈一谈自己的一点思考。
 
　　在我看来，新诗诞生以来的一百年中，中国诗人与世界诗坛的衔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中国诗人对于对世界诗歌的顶礼膜拜。
　　二十世纪20年代初，是胡适、郭沫若等新诗诗人创作尝试和奠定新诗在国内诗坛地位的阶段，完全处于学习借鉴和模仿西方现代主义的婴孩时期。到了20年代末期，新诗成长的幼年期，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两次访华都应邀居住在浙江海宁徐志摩的家里。在与泰戈尔的两次交往，中国的诗人们都在仰视着印度的这位世界级大师，几乎谈不上中外诗歌的平等交流。今年一月中旬，应印度孟加拉诗歌节主席邀请，我率中国诗人代表团走进加尔各答泰戈尔的故居访问，很仔细地观看、了解、询问了泰戈尔与中国诗人交往联谊的相关信息，只找到一张与徐志摩、林徽因等中国诗人的合影及文字介绍。印度孟加拉邦国际诗歌节主席、八十五岁的老诗人阿西斯•桑亚尔（AshisSanyal）先生，也几乎没有中国现代诗人的印象。同样，在浙江海宁徐志摩的故居，我也只见过泰戈尔的合影照，我猜测与加尔各答泰戈尔故居应该是同一张底片，我想泰戈尔故居应该是由中国方面提供的照片。在我了解的相关资料中，有泰戈尔去中国的上海、香港、浙江讲学的资料，却没有关于徐志摩、泰戈尔二人之间的诗歌对话交流或只言片句的报道。也就是说，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诗人和诗歌与世界诗歌的关系，还是不对称的状态，中国诗歌还处于世界诗歌的边缘，更没有达到平等交流的地位。
　　
　　第二阶段，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的联谊。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左右，中国诗歌的状态，是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背景的，那时，中国诗人鲜有对外交流的机会。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艾青先生。他与诺贝尔奖获得者、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交往与真挚友谊，早已成为世界诗坛的佳话。
　　1951年，聂鲁达第一访问中国，是由共产国际安排来中国的，他与艾青的相识可谓一见如故，两位大诗人之间有着愉快的关于“三只耳”的笑谈轶事。他们的第二次重逢是在1954年，艾青访问智利，应邀在黑岛聂鲁达的别墅居住了一个月，可见两人的友谊深厚。第三次是1957年，聂鲁达第三次访问中国时，艾青从北京飞到昆明机场迎接并全程陪同参观访问。
　　1971年，聂鲁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回忆录中，称艾青先生为“中国诗坛泰斗”，可见他对艾青的推崇。也就是说，艾青先生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位被世界诗坛认可和尊重的中国诗人。
　　前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曾经赞扬：“艾青的诗是可以超越时间和国度的，富有永恒的魅力”。而美国学者弗兰德曾将中国的艾青、智利的聂鲁达、土耳其的克梅特，并称为当代世界最伟大的三位诗人。因此，中国诗人艾青的名字，在世界诗坛和文学世界，得以广为人知。可以说，在我国的诗歌史上，艾青先生是第一位真正实现与世界诗人平等交流和对话的中国诗人。
　　在艾青、徐志摩之外，也有北岛、杨炼等朦胧诗时期的一些诗人，近三十多年来游历于欧美各国进行交友联谊，为中外诗歌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与局限，鲜有诗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诗坛的推崇与地位。
　　
　　第三个阶段，也是代表了新诗潮以来的一百年中的一个总体现象，中国诗人对于欧美诗歌，基本上还是处于对西方的崇洋与献媚阶段。具体说就是八零年代到新世纪的前十年，诗人们言必谈现代主义，无论提到赫尔博斯、米沃什，或者以西方诗人的名字作为诗歌题目的诗，本质上都反应出了中国诗人缺乏的自信。
　　事实上，一个诗人是否自信，关键在于他是否具备了世界性诗人所必须的自身条件，而这恐怕并非是诗人自己一厢情愿的事。除了需要诗人有与生俱来的天才气质和艺术成就，还与中国的国运和发展有关，与中国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有关，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力成正比。
　　应该说，自艾青先生之后，到今天大约有三四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诗歌与中国诗人，在世界诗坛几近空白。
 
　　当历史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是古代的诗人、现当代的徐志摩、艾青都不曾拥有的机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中国诗歌和中国诗人正以某种势不可挡的身影走向世界，世界诗坛的格局开始为中国诗人和中国诗歌所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最后十多年，也就是2007—2019期间，世界诗坛和世界诗人的眼光，越来越多地被中国诗歌和中国诗人所吸引。
　　正是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下，中国诗人们面临第四个阶段，在与世界诗人的文化交流融合中，如何树立自信和担当。
　　我所说的世界诗人看向中国，当然还只是一个象征，而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家实力是其间最强大的文化背景。值得思考的是，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比如眼下的世界格局，充满了混沌、充满着矛盾，充满了风险与变数，正由于此，这个世界才更加需要真、善、美，需要安宁、温馨的诗意，需要充满诗意的眼光与追求。在这个背景下，2019年5月，在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老挝乌多姆赛省访问期间，我联合英、美、法、罗马尼亚、俄罗斯、津巴布韦、南非、越南、泰国、斐济、老挝、中国、印度等十多个国家的旅游政要、景区负责人、诗人、画家等所有崇尚诗意生活人士，共同成立了一个世界性非政府组织——世界景区诗意旅游联盟，今后每年将同世界各国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合作举办“世界景区诗意旅游年度峰会”，并将以此为契机，为世界景区的旅游创造诗意的环境，倡导各国人民诗意的生活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境界创造良好的氛围。作为该组织的创始人，我期待世界各国的旅游文化官员、有远见的旅游景区、各界社会精英，加入到创造诗意世界的行列中来，为创造诗意美好的环境而共同努力。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原本受津巴布韦环境旅游部长邀请在维达利亚大瀑布举行的“世界景区诗意旅游2020年度峰会”，将会在中国适时举行。
　　世界景区诗意旅游联盟可以称之为升级版的世界诗歌万里行，之所以有这样的创意，源于1995年12月我和诗人洪烛从去俄罗斯的海生崴，当时我们就在讨论，中国诗人应该走出自我的狭小圈子，应该展开世界视野，如何以世界性的胸怀去面向未来——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越来越紧迫，也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如果中国诗人们还在天天争论着什么主义、哪个流派、哪个山头，恐怕跟千年前的古人无异。在当今世界，中国诗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应该有一种开放的思维和放眼世界的情怀去树立自信与担当，为创造诗意和谐的世界贡献中国诗人的智慧，这应该是中国诗人的时代精神，也是我正在思考的诗歌与时代精神。
　　如何共同面对世界的明天和未来，如何在世界的文明与进步中贡献中国诗人的智慧，在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树立当代诗人的自信与担当，应该是中国诗人的一种时代精神与追求，也是所有胸怀志向的诗人朋友们，需要共同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谢谢大家！
　　
　　2020年7月25日于诗上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