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样一个题目，相信没人会提出异议。虽然《天津诗人》目录页前，林林总总地印着好多名字，诸如顾问、名誉总编辑、副总编辑、名誉社长、社长、副社长、出品人以及编辑部主任、发稿编辑等名目繁杂，而且还会经常性地调整，但了解这本诗刊的读者，都知道《天津诗人》是属于罗广才的——没有罗广才就没有《天津诗人》，不仅是说罗广才是这本诗刊的创编人，还有他背后的无数付出。

　　我与广才结识导源于段华师兄。当时段师兄在找一本书，是关于梁斌先生的，正好我手头有闲置者，就答应送给他。不久之后，段师兄委托广才来取书，我们就此有了联系。具体时间已记不得，广才说是上个世纪末，可我印象中没有那么早。

　　广才在我的日录中露面是2008年11月。其时，天津老作家关永吉去世未久，我正四处网罗文章，想编一本纪念集。广才来电话征询此事，说老诗人沙驼与关永吉友善，并允诺代为约稿。仅仅五天之后，我就收到沙驼先生来信，并附有怀念文章《痛悼诤友张岛老兄》。此文后来收入《天津记忆》第24期《勿忘关永吉》。关永吉本名张守谦，张岛是他20世纪40年代所用笔名之一。这件事儿虽然不大，但却能看出广才的行动力，无意中成为我们后来交往的基础。

　　广才再次现身日录已是两年之后。2010年12月，他风风火火地到今晚报社找我，带来了散着墨香的《天津诗人》创刊号，封面诗意地印着“2011年·春之卷”(《天津诗人》从不脱期，创刊起即经常性“早产”，做到这点其实不易)。此前，广才见过我编的《天津记忆》——十分寒素小册子——并藉此表示要办一本诗刊。国人向来言语胜过行动，我以为他仅是说说而已。即使见到创刊号，我也并不认为能坚持下来——《天津诗人》以书代刊，成本比作为内部资料的《天津记忆》要高得多。记得面对广才的“初生”喜悦，我还指手画脚地提了些意见，主要是作为正规出版物，正文的行距和字体、字号必须规范，不能随心所欲变来变去，这样才严谨、庄重、大气，不要一看就是“民刊”者流。问题很快就得到了修正，这算是我对《天津诗人》的唯一“支持”吧。那次见面，广才还跟我探讨了合作项目——举办纪念李琴湘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的确定颇为艰难，广才希望研讨与新诗有关的人，而我对新诗的历史提不起兴趣——李琴湘作为旧式文人，对天津传统文化承续颇有贡献，但他也写过一些通俗诗作，带有传统诗歌向新诗转化的胎记，如此我们在李琴湘身上勉强达成共识。会议2011年4月举行，主办单位是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天津市海河中学、《天津诗人》杂志社。这应该是《天津诗人》主办的最早活动之一，《天津诗人》为会议贡献了两千块钱。后来广才非止一次地提起，当时杂志处于草创，那是他最拮据的一段时间。我相信广才所云的困境，自此也相信他会搞出一番事情——我不想用事业这个词，广才一直游走于个人兴趣，应是人生最幸福的事了。

　　李琴湘会议之后，我与广才的交往多了起来。虽然说多，其实每年也就三五次。见面必会谈些正事，然后喝小酒吃羊肉——广才爱喝酒，但很有节制，他又酷嗜羊肉，或烤或涮，或煮或酱，为此各种做法的羊肉，我都随他吃过数轮。在喝喝吃吃中我们交往着，偶尔也会针对办刊辛苦，发泄些各自的牢骚。而牢骚过后呢，又都坚持着所爱——他的《天津诗人》，我的天津文史——蓦地回首前尘之路，发现《天津诗人》已十年了。四十期的《天津诗人》，密密麻麻地印着数十万的诗行，记录了广才对诗歌的深情和挚爱。

　　广才喜欢大家称他为诗人。我也认为他是诗人，但因作品读得有限，也就不敢轻易置喙。去岁广才出版诗选，我赶紧众筹一册;举行作品朗诵会和研讨会时，我还受邀作了简短发言。与广才的外在张扬相反，他的诗蕴含着沉静之美，出意真诚深挚，充满赤子之心。广才的诗语言朴素至极，而情感充溢于字里行间。《为父亲烧纸》乃是他的代表作，也最能体现其语言个性和情感深度。除却诗人之外，我更看重广才“诗歌活动家”身份，虽然至今他也不情愿认同。给广才加这个“封号”，虽然戏谑成分占了较大比重，而于我也是发自初心。广才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或者说是文学价值，因没有同其他诗人的比较，所以我无法判断他给当代诗歌贡献了哪些新东西，故此其诗坛定位未敢轻言。而广才围绕《天津诗人》的诗歌活动，则是容易看清的事实。我在报纸编过多年副刊，对当代诗坛的动态，大体还算门儿清。在经济转型和信息爆炸的冲击下，文学已经越来越边缘化，而作为文学边缘的诗歌，处境则更是难堪。在这样边缘而又边缘的领域，广才却尽心竭力地找事来做，其诗歌情怀足窥一斑。而在这点上，广才身上是有着堂吉诃德影子的。

　　当然，说诗歌被边缘而又边缘，并非说诗歌已经死亡。作为文学的哲学终极，诗歌其实顽强地活着，不过依靠诗歌维持生存已无可能——诗歌所承载的，更多是人类对精神高度的膜拜与追求。如果统计一下诗歌人口，估计仍是以千万来计的存在。而今随处可见的灰色杂志，绝大多数都是诗刊，仅此就足以表明，只要人们有着对真善美的追求，诗歌就能够生存下去。目前的境况是，诗歌基本成了圈子文学，数不清的小圈子的文学，写诗的和读诗的已大体合二为一。诗歌的市场不能说是没有，但仅限于诗人群体内部。一般的文学爱好者，除了看些快餐式畅销书，更愿意读的乃是碎片化之随笔，他们一般也不去关注诗歌。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这种弃置，造成了一代人鉴赏能力的缺失和审美能力的弱化。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津诗人》之横空出世，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显得难能可贵。而且令我意外的是，《天津诗人》并未真的局限在“天津”地界儿，而是放眼于整个华人诗界。

　　《天津诗人》能有今天的影响力，可说是广才胸襟的胜利——其诗歌活动的贡献度和影响力，至少我认为比创作的实绩要更大，或者说是目前更看得清楚。“活动家”虽然伴随着玩笑，但某种意义上亦名副其实。后人书写当代诗歌的历史，以《天津诗人》之影响当是绕不过去的存在。

　　刊物若想形成影响，必须具备两端：一是质量，二是数量。首先内容要过硬，否则没人看，或者看了还会伴着诅咒。然后需要一些坚持，刊物编得再好，如果就一两期、三五期，影响终归有限，所以尽可能地延长刊物生命至为重要。广才凭借骨子里的真诚和义气，使《天津诗人》坚持走过了十年历程。这里所说《天津诗人》的坚持，自然就是广才的坚持。以他的个人能力，一边认认真真工作，一边老老实实写诗，过个舒坦的小日子，有个高雅的小爱好，本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对诗歌的过度投入——包括时间、金钱和情感——使得广才不断自己给自己创造困难，并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坎坷前行。最近几年每次见面，都能看出广才满身和满脸的疲惫。当然，对诗歌事业的全心投入，也感动着广才身边的朋友，虽然我无法一一数出名字，但确有很多人在默默支持他。未至缺衣少食，但广才真的不易，内中之甘苦冷暖，只有他自己才能品味吧!

　　广才重义。他的这一品性，只有经过时间淘漉，才能看得更加清楚。广才之义我是领教过的。我执役今晚报社时，有位同事叫陈君，因我介绍与广才相识。陈君英年早逝后，广才不但操持了陈君诗歌朗诵会，还旬月间募集二十万元现金，以扶助陈君的子女和亲人。募捐的很多场景我是亲历的，我也深知广才为了朋友，不惜透支着他的影响力——广才办《天津诗人》总是银根吃紧，而二十万元差不多就是他一年办刊钱。幸好这件事情之后，朋友们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了广才，也更加坚定了对他的支持。

　　《天津诗人》也许并不完美，但广才已用尽了心机。仅从栏目的命名上，就能看出编者的精心和精致——开卷、双子星、诗经、倾城、锋刃、诗版图、独奏、诗现场，结合栏目的具体内容，阅者更会深味出这些命名的趣味。细节的变化尤其微妙，如多个诗人同时“开卷”时，广才会称之为“大开卷”，这可不是简单地增加一个字，而是编辑老手才会爆发的巧思。

　　《天津诗人》可读，可存，也可传……仅此，我觉得广才已经完成了他的名山事业。

　　2020年7月20日于沽上天师园之半湖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