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当一个“智者”很难。张炜认为，在现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尤其是在这个数字时代，无论多少物质财富都买不来人生的真正安逸和充实感。生逢数字时代，现代人的心灵何处安放，这依然是一个问题。

　　于是有了《不践约书》。

　　“用余下的半生写一封长笺，记下无所事事的外乡。”“计谋堪称完美：“写诗吧。”

　　从半夜推敲到黎明，而后，“头悬梁锥刺股”，一阵死磕。

　　“我将赶回大山那边/守住那片小小的菜地/照料那棵小小的桃树。

　　“我已准备得太久。

　　“摆渡者手提一坛迷魂酒结/伴去陶渊明的园子/人家正在篱下采菊/看一眼来人，默默无语”。

　　以上诗句，可以看作是诗人张炜写诗时的自况。

　　《不践约书》是茅盾奖得主、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张炜的重磅最新长诗力作。评论家们认为，该作虽然以诗歌为表现形式，以爱情为呈现线索，但实际上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概念和边界，作家调动人文、思想、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综合手段，以强大的精神背景和调动超出常人的写作能量，打造出的一个具有巨大冲击力的复合性文本，可以视为其代表作《古船》《九月寓言》的另一种呈现方式。这首长诗分为52节，以作家所熟识的特定空间为地理背景，叙述内容穿越于古齐国与当今社会，融入悠久的历史文明和以海滨文明为背景的历史文化，用诗的形式完成穿越历史和文化的艺术超越。

　　诗人张炜，是不是让我们有一点陌生?我们熟知的是那个曾以煌煌巨著《你在高原》而获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张炜，《不践约书》的出版，诗人张炜以新的文学身份为人所知，但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喜欢张炜的读者们，早在他的《九月寓言》和《古船》时期，就能从他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浓厚的诗意，绵绵不绝的发自心灵的诗情。只不过，那是另一种“诗”。

　　张炜告诉我们，一个年过花甲，功成名就的，几乎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定格在文学史上的作家，依然可能转型。

　　刚刚过去的一年，张炜自谦说自己写得极少，只有这部长诗和中篇小说《爱的川流不息》。他说现在写得越来越少了，因为体力减弱了。事实上，对于作家来说，这样体量的创作，怎么可能是“少”?

　　“主要是阅读多了，觉得有那么多必读的文字一直没有读。我除了浏览当代中西书籍，细读的主要部分还是中外经典。古代经典中的现代元素很多，这种认识过程也许是有意义的。因为深读经典而变得现代，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如果一个写作者犯了伪现代伪先锋的毛病，可能主要就是因为走捷径，直接依据和模仿现成的‘现代’所造成的。我想，自己要避免这样的偏差。”张炜这样回顾自己的庚子年。

　　张炜说，这部“不践约书”，却实在是他的心约之作。携诗走向灵魂深处，避开一段漫长枯寂的时光。这是刚过去的庚子年的我们可能的境遇之一。张炜说，“我珍惜这部诗章。”

　　在与作家张炜的对话中，记者感受到那种思想的沉静魅力，而他内在的诗意与激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一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今天。正如张炜所说，我们每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遇到冷峻的时刻。在过去、现在，未来，我们随时都可能遇到冷峻的时刻。作家只是更自觉地在纪录这些冷峻的时刻。

　　张炜说，一段较长的孤处和独处，会有利于思想和形象的归纳。思与诗，这二者的交融正是文学的成长。在他眼中，写诗可不是一件小事。仅仅是精神振作了高兴了也不行，那也不一定出诗。沮丧当然更不适合写诗。有人说愤怒出诗人，那是一般的谈谈而已。

　　践约?不践约?人生之约何其多?爱情之约。文学之约。历史之约。思想之约。可为什么，他要给这部长诗取名为《不践约书》?《不践约书》最大的诗与思的核心表达应该是“不践约”，我们现代人又为什么不能践约，不想践约，无法践约?在这个时代，客观上没有“践”的“约”又是什么，原因何在?

　　张炜解释这个“不践约”之核到底是什么。他认为，契约精神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人讲“言必信行必果”，西方人讲履行和遵守约定，都是一样的。失去了这种精神，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就会陷入失序失信的状态，生活也就彻底毁掉。但不践约有时并不是故意的，这是人类的一种生命特质，是本能的一部分。心灵和身体并非是一致的，这二者在许多时候是极不一致的。我们在生活中还会遇到很多“不可抗力”，这也难以践约。命运，机遇，可能与不可能，种种复杂的情况都需要考虑到，都需要追究到，这才能写出不践约的因果和结局，写出它的悲剧意味。

　　“有约有信，是生活的基本规则，从做人到其他，都依赖这个。说话不算话，欺骗，背弃，毁约，一切也就全部垮掉。没有建立起信任感的人生和社会，是完全失败的。这种颓败之路我们都不陌生，对作恶已然习惯。但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合约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字眼，即‘不可抗力’。也就是说，一种个体或集体皆无力战胜的境遇中，有些约定是无法执行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在现实生活的合约中强调的，常常是客观上的‘不可抗力’，却很少追究主观上的同一种力。人性的不完整性，注定了人生的最终毁约。人不可过于相信自己的理性和意志，更不能着迷于自身的道德。人的唯一出路，就是要从认定自身的无力开始。”张炜说。

　　“不践约”的主要原因，除了故意违约，更多的还是其他，是“身体却软弱了”。张炜说的“不践约”，也是我们当下的社会，当下的个人共同的困境。

　　《不践约书》的长诗意象，你能感受到那种多重、纷繁和复杂。他的视野很宽广，并不只限于东方的，中国的，我们在长诗中还读到了“梭罗之思”、“艾略特的荒原”、“唐吉诃德”，读到荷马史诗等西方语境里的文化符号，诗人的打量从东方延伸到日本，延伸到西方。在《不践约书》中，东西方文化在交流，在交汇。

　　张炜的诗很美，很大，豪放与柔情可以并存，四海内外与个体心灵可以并存，欢笑与歌哭可以并存，放诞与静思可以并存。大海与陆地，东方与西方，可以并存。于是，有了一个浩大又不空荡的世界，人在其中。人是小的我，也是大的我，可以并存。

　　张炜爱陶渊明，也爱苏东坡，曾经为这两位古人写过不少文字。张炜喜欢杭州，因为杭州有苏东坡，他曾为了苏东坡而来，他曾在旧文中这样写道——

　　“我去杭州的时间是一个秋天，菊花正好时节。记得那一天有些冷，和我同行的一位朋友不断地在身侧发出“嗤嗤”的声音，夸张地表达着捱冷的感觉。天要变了，天色已经不好，偌大一个西湖显出了灰暗阴沉的样子。风在隐隐加大，湖水已经在拍岸了。秋天的感觉非常强烈。

　　我又一次觉得苏东坡一生都是在这种秋冷里编织他的梦境。他是一个浪漫的人，一生无论怎样坎坷，都童心未泯，都要设法做一些梦。他至死都要追求完美。他这一生，从南方到京都，被贬，被宠，宦海沉浮，多少次死里逃生。可他仍像一个孩童那样纯洁无邪。

　　他也有幸，后来结识了一个叫“朝云”的女孩。”

　　庚子年去，辛丑年至。新的一年，“我们做游戏，对歌，吵一点架”。我们，也可以像陶渊明和苏东坡那样，“尽情享受活水烹茶的日子”，既可以有大雅之事，也可以有大俗之事。可以痛饮一场，“不醉不归，醉也不归”。

　　《不践约书》说，其实，我们都可以拥有更好的人生。而从“不践约”到“践约”，也是张炜藏在内心的理想主义。

　　新春佳节期间，记者与张炜有了一次关于《不践约书》的对话，以下是本报记者与张炜的对话实录——
 

　　张炜在路上。
 

　　【有人说愤怒出诗人，那是一般的谈谈而已】
 

　　钱江晚报：“诗人张炜”这一新的文学身份，是否早就是您文学生涯中预设要完成的?“大约在七三年的夏天/我因沮丧写出了第一首诗/从此就踏上山重水复疑无路”，是这样吗，您是从1973年就写诗了吗?现在就“诗人张炜”这一重身份，您收到了文学界一些怎样的反馈，圈中朋友们是否有些惊讶?

　　张炜：我从1973年开始写诗，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二十多年中出版过多本诗集，也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读者没有特别关注这些诗是正常的，因为我对自己的诗也并不满意，可以说和很多专门写诗或以诗为主的人一样，一直处于苦苦求索之中。现代自由诗自白话文运动以来就是我们当代文学的难题，大概需要不止一代人才能破解它。我们有可能长期以来对它存有误解，比如有意无意地将一些富有诗意的韵文当成了诗的主体部分。我们混淆了“诗意”与“诗”。前者可以是广义的诗，后者应是狭义的诗，即纯粹的诗、纯诗。我专注的一直是狭义的诗，它更靠近音乐。所以这是极有难度的一种体裁。就此来说，近几十年来现代自由诗是发展最快也最有实际贡献的时期，虽然问题极多。

　　钱江晚报：写《不践约书》长诗，是即兴之作，即兴的行为，还是酝酿多时，如果没有这个特殊的庚子年，会不会有这部长诗出生?

　　张炜：一部千余行以上的长诗，其体量的蕴含不会少于一部长篇小说，就体力和智力的耗费而言可能更多，这肯定不会是即兴之作。一个构思在心里装了很久，但不一定成熟。很难下手，因为不成熟。一段较长的孤处和独处，会有利于思想和形象的归纳。思与诗，这二者的交融正是文学的成长。其他文字的写作中，其实也同时会是一部或多部诗的酝酿过程，只是在散文化的记录中，没有在形式上直接达成。这里的关键是，一个写作者是否将诗当成了全部文字的核心，如果是，那么他的着力点和最大发力点，最终就一定会是诗。

　　钱江晚报：对于可能改变人类很多状态、行为方式的这个刚刚翻篇的意味深长的庚子年，许多作家都想要发声，或者说正以自己的方式在发声，我也知道有几位重量级作家写了自己的作品，不吐不快，有些作家写了长篇，您的表达，为什么选择的是诗这一形式，而不是一部长篇、一部非虚构作品或别的什么文学形式?二十七章中有句，“肃杀的季节说来就来”，是有这样的暗指吗?

　　张炜：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遇到冷峻的时刻。青春只是一个较为短暂的站点，它弥漫和留驻的时间不会太长。真正深邃的诗意不一定在这个阶段体现出来。我个人的情况是，从十几岁开始写诗，近乎疯狂地写，不知写了多少，但我知道并没有写出哪怕接近一点的心中的好诗。因为还不到时候，没有这样的实力和机缘。作为一个人，年轻的冲动和所谓的激情不可否定，但还没有仁慈和怜悯的深刻体验，没有对悲剧的真正认知，这样的时段要写出好诗也极有可能，但最终还会打一些折扣。青春的名篇也有很多，但那需要从写作者之外的他者来看，是孤立地看。一个经历了漫长诗路的人，在其一生的劳动与判断中，必会有个人独到的眼光，这眼光不是他人能够取代的。

　　钱江晚报：您有一种说法，完成这部长诗似乎需下的心力，比一部长篇小说更甚，2020年6月19日完成长诗，7月29日定稿，您写这部长诗总共花了多长时间?52个篇章，是怎样的一个创作过程?

　　张炜：具体写一部长诗，初稿也许不会花很长时间，因为也就是一两万字。但是蓄积力气，寻找机缘的过程会很长。大部分时间写写散文类的文字还可以，要写诗，那可不是一件小事。仅仅是精神振作了高兴了也不行，那也不一定出诗。沮丧当然更不适合写诗。有人说愤怒出诗人，那是一般的谈谈而已。诗的产生状态大概是最复杂的，不同的诗一定有不同的入口。深深的爱意，感激，伤痛，自我疗救和慈悲的抚摸，这一类情绪和状态综合一体，肯定是诗人经常遇到的，也是最需要的。一部长诗就像一曲纯度很高的咏叹，起落波动是很大的，这之前还要有长长的宣叙做以铺垫。所以我虽然没有一气呵成，但肯定是在一个大的情绪笼罩下持续工作的。所以说，没有比写诗更耗力气的事情了。

　　钱江晚报：诗歌有一个特点，读者很难去解读，可能一百位读者读出一百种《不践约书》的滋味来，这其中也可能会有各种基于个人理解和不同人生之上的误读，是否可以说，写诗歌是比写小说更个人化的文学行为?在写《不践约书》时，您是否期待过这部诗的读者与您产生一种怎样的共振?如果被误读得很离谱，您又会如何来看待读者的不理解?

　　张炜：我说过，在所有语言艺术中，唯有诗，这里说的是狭义的诗即纯诗，最靠近音乐了。有人可能搬出一些古代的所谓现实主义诗歌代表作，还有一些叙事诗和朗诵诗，指出它们的朗朗上口易懂好解，语义鲜明无误等。这并不是说明问题的好例子。因为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现代自由诗，不是广义的诗。真正的诗，纯诗，不可能用其他的文字方式取代，比如它的表达，除了用自身的形式，换了散文论说文以及小说等任何方式都解决不了。这样的文字形式才有可能是诗。诗是不可替代的。回到这里理解一首诗的诠释也就方便了，就是说，一部纯音乐作品的诠释方法有多少，诗就有多少;前者的空间有多大，诗就有多大。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诠释是完全正常的。但大的审美方向与格调还是被一首诗或一部乐章给固定了的，这种固定的方法我称之为“诗螺丝”，拧在一个地方，使之不能移位，跑不走飞不掉，也就是成了。比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般不会被误读为一首小夜曲或圆舞曲。
 

　　【《水浒》的价值观糟透了，歌颂的无非成功就是一切】
 

　　钱江晚报：在《不践约书》中，也提到了中国古代诗人，如李白杜甫陶渊明苏轼等等，“北宋的那个顽童在迷宫里/品尝南酒炖鳜和甜笋”，在这部长篇中，有时我们读到洒脱不羁的李白的影子，有时读到沉郁的老杜，如果要寻根文化上的继承，你最亲近的古代诗人是谁?为什么是他?

　　张炜：我喜欢的中国古代诗人太多了，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李商隐等等。就诗艺而言，就与现代自由诗的距离而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李商隐。他最靠近纯诗的本质，更接近音乐的特质。中国古代大诗人的主要作品中，广义的诗占了很大的比重。但他们最好的代表作，他们的标志与高度，当然还是狭义的诗，是纯诗。没有这一部分，也就没有了魅力，没有了鬼斧神工的迷人之力。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没有大量的写实诗叙事诗，没有议论诗社会诗和记事诗，他们的广阔性与复杂性、深深介入的深度、强烈的道德感，这一切综合而成的诗性的力量，也会大大减弱。由此看，谈诗和诗人既是统一的，有时又是具体的独立的。只有《三吏》《三别》《卖炭翁》一类，没有《月下独酌》《锦瑟》一类，中国的诗和诗人也就太单一了，诗性也就大打折扣。这样谈诗，主要是诗学问题，还不是大众话题。

　　钱江晚报：第四十五章中，“我要像兔子一样归隐山林”，诗人谈到了理想生活，“如此度过余生实在值得/多棒的乡间远野，听栗子树/纯金般的叶子哗哗摇动”，在精神上对接古代诗人陶渊明是不是每个中国文人都是如此，逃不脱“归隐山林”的诱惑又身在红尘滚滚之中，对“悠然见南山”的向往，是否也是中国文人，并不仅仅文人，还包括士人们的“叶公好龙”式的想往呢?

　　张炜：人生常常也要面临两难的选择，入世与出世，精神的繁琐与简化，激烈和舒缓等，这都需要。不过就生命的安放来说，乡野之美，自然的节奏，当然会是永恒的吸引。特别是现代人，生逢数字时代，好的方便的一面不用多说，倒霉的和极烦恼的一面也不用多说，人人自有体味。现代人离未加雕琢的大自然实在是越来越远了，而作为最宝贵的生命经验和觉悟，这种脱离和隔离造成的缺失是太大了。无论多少物质财富都买不来人生的真正安逸和充实感，而这种感受通常离不开山林和乡野。多少人归隐山林而不得，那是因为这种生存需要的条件其实更苛刻，并非是一走了之，绝没有那么简单。当一个人能够处理诸多极复杂的问题，具备那些条件，我想他们肯定会欣然前往的。那就成了我们平常说的“智者”。可见当一个“智者”很难，在现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钱江晚报：《不践约书》的东方古典意境十分明显，“饮下瓜干酒，磨亮老钝刀/迎着鹅毛大雪上路/天地间一片混沌，浩浩渺渺/”，我能读到《水浒传》里的江湖，读到林冲的风雪野猪林，作为一个山东人，四大名著中，您是否对《水浒传》有所偏爱?

　　张炜：我对中国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西游记》是喜欢的，对《三国演义》《水浒》大致是不喜欢的。后两部对我们的民族利小害多，对民族文化中劣根性的部分的生成，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那么多机心，那么多江湖义气，那么多残忍的杀戮。《水浒》基本上是歌颂流氓无产者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不要说后来被官府招安，即便他们真的掌握了大权，这个民族也好不到那里去，那一定是遭受大劫难的开始。后两部名著就艺术上当然有极多生动之处，因为是民间文学，由无限的创造力所完成，许多方面几近完美。但是它们的价值观糟透了。它们追求真理的理性力量十分薄弱。说白了，它们歌颂的无非就是成功等于一切，不问手段，只取结局，那就是获得江山权力。这是卑鄙下作的人生观。这种文化影响之下，许多成功人士果然无所不用其极，后果非常可怕。所谓的“酱缸文化”，有一大部分来自这两部书，它们参与了深度培植。
 

　　【北方与南方：胶东半岛是我的精神依托】
 

　　钱江晚报：您是山东人，在《不践约书》中，“我们继续说半岛往事”，我们读到了您对土地、地瓜和心灵故乡的眷恋，在长诗中，我们也读到胶东半岛传奇是其中的一部分主题，也就是诗人的“历史之思”，您的诗句一直追溯到了秦始皇的徐福东游记，“说千古一帝渺小的贪欲”，写徐福的诗句，非常的华美惊艳，“只有风平浪息的月夜/淳美和孤独才簇拥了男人/他知道爱与自由千金不换”;您也写到，“东夷人最先造出了铁器”，每一个作家似乎都逃离不了写故乡，在这部长诗中，“故乡”是否依然是您不息的写作使命，您要在诗中接连历史、当下和未来，给它重新的打量?

　　张炜：诗与思的问题，无论大小都难以离开历史和土地，所以半岛地区对我的写作一直起到极重要的作用，是我的精神依托，也是生长的土壤。这个半岛是写不完的，一个人对于一方土地来说等于一棵树，要在这里汲取营养接受阳光。如果写作者的目光和视野仅仅局限于当下的一小片现实，那就幼稚和简单了。要关照一个立体的开阔的空间，甚至这样做都还不够。诗人神思的触角必然延伸到更邈远的空阔，那是一个无限。

　　钱江晚报：看到诗中的大明湖，“去大明湖痛饮一场/在海右此亭流连一个下午/不醉不归，醉也不归”，性之所致，实在让人羡煞山东人的这般豪情和性情，您这些年都生活在济南吗?我想起了史铁生写北京地坛、诗人于坚写昆明滇池，都让人看到作者和某个地点的紧密的生命联系，能否谈谈大明湖对您是一个怎样的地点，它在您的生命过往中是一个重要的地点吗?

　　张炜：作者与常居地的关系必然是密切的，对一座城市产生感情，就像与一个老友是一样的。交往多了就更加了解甚至有些依赖。爱一座城市，深感她的好处与不足处，这是正常的。济南是朴素亲切的北方城市，不大不小，不像一些极力追逐洋气的新兴城市那么土气，有历史感，有一点传统的气息，这是好的一面。济南贮藏了不可思议的能量，这很大的一部分来自南部山区，那是深远美丽的一个地区，是泰山的北部余脉。济南之深奥美丽，必须连同南部一起考察，或主要是考察那片山地。

　　钱江晚报：《不践约书》中还有一些方言，比如“拥嘎拥嘎”是济南方言吗?方言用于长诗，您当初有没有一些风格上的考虑?

　　张炜：诗中“拥嘎拥嗄”这样的句子，在语境中已经交待清楚，是诗中人物即兴的创造，发明权属于他们，所以并不是什么方言。方言在诗中可能要慎用，这不是小说，烟火气不能太重，所以一般来说容纳方言的能力不强。如果要用方言，就要在特定的语境中，有特别的理由才好。

　　钱江晚报：您是北方人，南方对您意味着什么?您诗中有“真正的智者在南方小城”，为什么将“智者”与“南方”联系起来呢?

　　张炜：诗中谈到智者和南方的关系，只是随机的，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因为诗中人物在北方，那么写到一个南方的智者，就显得遥远和陌生一些，更有想象的空间感。
 

　　年轻时的张炜。
 

　　【实际上这并不是世俗的爱情】
 

　　钱江晚报：再说说诗人性情，您诗中有句“思念一些无情无义的老友”，太可爱了，为什么无情无义了还要思念呢?需要怎样的人格的人可以成为您的朋友?由此延伸，《不践约书》其实有很强的当下性，诗中不时可见当下的世界、人性、人生状态、芸芸众生的欲望、情感和矛盾，从这个层面来说，您觉得以长诗书写当下性和现代性，相比长篇小说，是否有不及之处，和不可抵达之处?又或者说，反倒有某种超越之处?

　　张炜：诗在表达人性的复杂与曲折，甚至是它的神秘性方面，与小说相比可能没有强弱的差异，但有方式的不同。最微妙的元素由诗表述更好，但又不能像小说那样细微曲折和繁琐，不能过于具体。但是该有的元素它都有，也都能表现。诗的含蓄与概括性还不是其主要特征，它的精微与偏僻，更有边界模糊的深阔，由此抵达的无限，才是它的最大魅力所在。诗的表达方面不尽具体，这种局限由它的另一些了不起的长处给弥补了。比如音乐，也是这个道理。音乐与记述清楚的文字，特别是散文类相比，固然含混多了，可是它的抗诠释性、多解性，以及由无数人无数方向的挖掘和创造的可能，又变得极其宽广不测了。音乐的力量，它的无可比拟的功能，也就在这里。

　　钱江晚报：相比历史、文化等显性因素，长诗中的爱情，若隐若现，不是很容易解读，虽然书中的《代跋》部分，您和张杰的对话中，谈到了“爱情史诗”，但我觉得也可以不这么解读，因为这样的“倾诉”中太隐喻，太抽象了，使人难以还原到爱情这个维度上面去，但《不践约书》无疑是深情的，这种深情也像极了爱情的质地，所以我更认同是一个“开放的诗歌系统”。弱弱地问一下，您在文坛纵横多年，公认的帅哥一枚，您现在是如何看待爱情的?在中国古典语境中，才子也是需要红颜知己，“红袖添香”的意境也由来已久，您认为一生中的爱情体验对男性重要吗?爱情是否是诗人的必需品?

　　张炜：这部诗中写到相当多的，甚至是骨架的部分和元素，当然还是爱情。这是世俗的爱情吗?貌似。这种貌似很重要，这就让一部诗章不至于凌虚蹈空。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世俗的爱情，这不过是相互间的一个大比喻而已：那女的只是一个诗歌女神，她的洋名儿在注解里有，叫Musa。一个被她诱惑的男子这辈子遭了大罪也享了大福，他们相互猜忌、热恋、背叛、周旋、中伤，还有信誓旦旦。这也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再现了诗路之坎坷。结局还算好。写的是诗，总不能说诗歌女神的坏话。但是，对于这个女神的理解，情感模型及诸多依据，也必须是世俗的，不然就不好接受也无从把握。从物性的角度来看，女神或大大有异于常人，但我们也只能在想象中去领会，难以有更大的超越。诗人对社会道德现实历史等复杂的观念，一些感知和感慨，也全部是与女神的热恋和交往中体现的，其独特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

　　人物简介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
　　2020年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罗、意、越、波等数十种文字。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京东文学奖等。
　　近作《寻找鱼王》《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书获多种奖项。新作《我的原野盛宴》反响热烈。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