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为纪念德语诗人保罗·策兰逝世50周年和诞辰100周年，由诗人、翻译家、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家新历经30年阅读、翻译和研究策兰的经典心血译作《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译著集结了保罗·策兰近400篇诗作、散文、书信精华，王家新为该书作了全新长篇序文，全面介绍策兰的生平与创作，揭示策兰一生的精神和艺术历程，总结策兰的诗歌对我们时代的启示。

　　王家新，诗人、翻译家、评论家，策兰在中文世界的主要译者、也是第一个策兰作品中文译本《保罗·策兰诗文选》(2002)的主要译者。多年来，他的创作和翻译，包括对策兰的倾心翻译和研究，已在中国诗歌界、文学界和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中国读者该如何阅读策兰，策兰能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带来什么样的启示?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特邀王家新在线上与读者分享他对策兰阅读、翻译和研究的经验，引领读者走近诗人的诗歌世界，并深度解读策兰诗歌对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策兰创造了一种真正的神秘感

　　北方连日来肆虐的风沙让王家新想起一句策兰的诗——“那是春天/树木飞向他们的鸟”。多年来，这一诗句一直回荡在王家新心头，“大家想一想，一般都是鸟飞向树木，但策兰在这句诗里让树木飞向了鸟儿，那就是春天，诗歌意象一下子指向了生命的记忆，所以我非常感动。”

　　回忆起与策兰的相识，王家新慨言距今已经过去三十年。早在1991年，他凭着一股兴趣翻译起策兰的诗歌，并未想到策兰在今日的汉语文学界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响。他与读者谈到不久前诗人多多在读完《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后,兴奋地向他说起自己的喜欢，并表示会反复阅读策兰的诗。王家新跟多多讲，策兰是他心目中现代欧洲最伟大的诗人，谁料多多简单地来了一句“不”。王家新解释，多多的意思其实是“岂止全欧洲，策兰称得上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

　　保罗·策兰

　　王家新说，“策兰的诗歌不仅在诗人和读者心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受到很多哲学家的特别关注。”比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多诺、列维纳斯、德里达等，都曾对策兰的诗歌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德里达还专门为策兰写了一本书”。

　　策兰为何在世界范围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王家新认为这归功于策兰在诗歌里创造了一个难以阐释穷尽的世界。策兰的诗经得起不同角度的多元解读。作为译者，王家新对此深有体会。他拿阿赫玛托娃曾经讲过的话——大意是，如果阿赫玛托娃对一个诗人真正感兴趣，她会说这位诗人创造了一种神秘感——解释策兰了不起的地方，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重新创造出诗歌的神秘感。“再多的解读也难以把策兰的诗艺穷尽。”王家新说。

译介策兰源自爱与泪水
 

　　策兰生于原属奥匈帝国历史名城泽诺维茨(帝国瓦解后该城划归罗马尼亚，后被并入乌克兰)，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纳粹占领时期，策兰的父母惨死于集中营，策兰本人在经历苦役和逃亡后幸免于难。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的话来说，父母的死亡像一个不能忽视的黑洞，决定了策兰的一生。

　　凯尔泰斯·伊姆雷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是策兰诗歌的匈牙利文译者。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专门谈及奥斯维辛，并将奥斯维辛作为他全部作品唯一的主题。同时，伊姆雷也提到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作品的成功，而是“奥斯维辛的胜利”。王家新颇为认同凯尔泰斯的观点，认为奥斯维辛并没有结束。

　　王家新提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奥斯维辛更多地被当成历史的不幸。但在六十年代之后，随着阿多诺、阿伦特等欧洲知识分子反复追问和思索，奥斯维辛的象征意义才真正显现出来。于是，王家新自问既然自己并非犹太人，也没经历过奥斯维辛，那么是什么让策兰的诗在他身上产生痛苦的共鸣呢?结论是命运把他推向了策兰。“策兰的创伤内在于我们的身体，不然我不会去翻译这样一位诗人。”他觉得阅读和翻译策兰，一个前提是愿意在生命中与策兰产生一种深刻的认同，甚至可以说是源于爱和泪水的联结。“正是源于这种燃烧，我才去翻译策兰，阅读策兰。如果没有这一点驱动，我觉得最好去读其他诗人的作品，而不必非策兰不可。”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中文版书影

我们时代的诗人
 

　　王家新在《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中写了约两万字的长篇序文，着力勾勒策兰作为诗人的一生。他在长序中将策兰定位为一位深入到20世纪欧洲现代诗歌最核心位置的诗人，“策兰的诗总结了从荷尔德林到马拉美、波德莱尔这一个欧洲现代诗歌的历史，他进入最核心的地带，又超越了这一切。”在王家新看来，策兰不仅是奥斯维辛的见证者，他的诗与一般社会学意义或历史学意义上的大屠杀文学也有深刻的区别。策兰属于他的时代，又超越了他的时代。

　　意大利诗人安德烈·赞佐托曾说，“策兰不仅是在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写诗，而且是在它的灰烬中写作。策兰以他的力量穿过这些葬身之地，其柔软和坚硬无人可以比拟。他所引起的眩目的发现对于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诗歌是决定性的。”英美著名评论家乔治·斯坦纳也将策兰称为“自叶芝以来最伟大的欧洲现代诗人”。王家新对此深有同感，他把策兰看成比荷尔德林和里尔克更加属于我们时代的诗人。

　　为什么策兰比里尔克更属于我们这个时代?里尔克有一句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名言“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出自《祭沃尔夫·卡尔克罗伊德伯爵》。

　　命运是怎样地，在诗中一去永不复返，

　　它是怎样地，在诗中成为模糊的影象?

　　所有发生过的事物，总是先于我们的判断，

　　我们无从追赶，难以辨认。

　　不要胆怯，如果有死者与你擦肩而过，

　　同他们，平静地对视吧。

　　无数人的忧伤，使你与众不同。

　　我们目睹了，发生过的事物，

　　那些时代的豪言壮语，并非为我们所说出。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魏育青 译)

　　里尔克自然是伟大的，但里尔克并未经历过奥斯维辛，而策兰是“一位后奥斯维辛时代的诗人”。这个定位在王家新看来非常重要，指出了策兰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以及他的诗歌诞生的文化背景。“奥斯维辛之后，欧洲的一切都不一样了。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策兰，是指出策兰与我们时代的紧密关系。从象征的意义上来看，奥斯维辛从未结束，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后奥斯维辛的时代。因此策兰的时代也没有结束，和鲁迅一样。这也是为何我们今天仍然阅读鲁迅和策兰的原因。”

用诗歌“呐喊”

　　策兰在维也纳时期的《埃德加·热内与梦中之梦》(1948)中曾这样宣称：“我想我应该讲讲我从深海里听到的一些词，那里充满了沉默，但又有一些事情发生。我在现实的墙上和抗辩上打开一个缺口，面对着海镜……”“从深海里听到的一些词”这个表述让王家新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一般都在浅滩上，深海的诗词我们通常是不容易听到的，但策兰的诗中都是从深海里听到的一些词。”这是策兰第一次表明他的诗歌观，并且将其贯穿在一生的写作中。

　　“在现实的墙上和抗辩上打开一个缺口”也让王家新想到鲁迅。鲁迅的小说集《呐喊》里并没有一篇被称为《呐喊》的小说，但鲁迅的创作是在他那个年代、在他所说的铁屋子里不得不发出的“呐喊”。可以说，策兰的创作也源起于一声呐喊，“策兰是二十世纪初黑暗时代造就的诗人，是犹太民族遭遇大屠杀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造就的诗人。与那些保持沉默或者不愿公开谈论的奥斯维辛幸存者不同，策兰选择用诗歌进行‘呐喊’。”

　　王家新介绍，目前对于策兰的解读存在不同的倾向。欧洲哲学家喜欢从哲学和史学的角度阐释奥斯维辛，进而阐释策兰的诗歌。但也有像伽达默尔这样的哲学家坚持闭口不谈奥斯维辛，仅仅从哲学或史学的角度阐释策兰的诗歌。还有像《保罗·策兰传》的作者、美国的约翰·费尔斯坦纳等坚持从哀悼的视角解读策兰，认为从诗学的角度解读策兰很可能是一种亵渎。王家新更倾向于后面这条阐释路径，把策兰放置在奥斯维辛的背景下来解读，“读他们(指伽达默尔这些哲学家)的策兰解读，好像奥斯维辛的惨事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在王家新看来，策兰在奥斯维辛后的写作称得上是一种“晚词”(Spaetwort)的写作。策兰的“晚词”是策兰在《死亡赋格》之后对自己创作的一个历史性定位，也是王家新开始翻译策兰诗歌的时候感兴趣的地方。“对现代诗歌产生实质性影响，我觉得主要是策兰中后期‘晚词’的诗。”他最先的阅读和翻译也主要集中在策兰写作的中后期，尤其是后期诗歌。早在1991年，他已经在思考策兰的晚期风格，写过一篇叫《文学中的晚年》的文章。

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

　　策兰的《死亡赋格》直接描述犹太人在集中营的悲惨经历。这首诗虽然不算长诗，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说，T.S.艾略特的《荒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诞生的杰作，那么策兰的《死亡赋格》则是反思二战的文学瑰宝。

　　《死亡赋格》问世后，不仅在德语世界，而且在整个西方世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让策兰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他看到《死亡赋格》被广泛引用，不愿意自己的痛苦以及犹太民族的苦难被大众消费;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让犹太民族的苦难化为道德上的制高点。对此，王家新回忆起参观荷尔德林纪念馆的经历。参观中他注意到，荷尔德林的诗在战争时期曾被印刷20万份之多，用于送到前线鼓舞德国士兵的爱国热情。王家新当时倒吸一口凉气，感叹诗歌就这样被滥用了。

　　关于策兰的诗，二战时流亡到美国的德国犹太裔哲学家阿多诺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个断言很快在西德乃至欧洲产生广泛的反响，“很多人不断引用阿多诺这句话，都是在表面意义上使用，事实上阿多诺的语意非常深刻，‘野蛮’这个词出自阿多诺的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

　　阿多诺观点的本意是，文明和野蛮的辩证法到奥斯威辛发展到了最后阶段。“阿多诺的意思并不是说奥斯维辛之后就不能写诗，前提是必须对文明本身展开彻底的批判和反思。如果不经过任何批判和反思，写诗就是野蛮的，还会导致野蛮。”王家新以一位德国艺术家的作品为例说明：桌子上面是奥斯维辛，桌子下面隐藏着海德格尔的小屋，这件作品形象地阐释了文明和野蛮之间的辩证关系。

　　活动尾声，王家新分享了他去年1月在巴黎拜谒策兰墓后写下的诗，王家新称这首诗对他有一种还愿的意义。
 

访策兰墓地
 

　　巴黎郊外，辽阔、安静、荒凉的蒂埃墓园，

　　第三十一区。

　　(一切都是编了号的，就像

　　在奥斯维辛。)

　　我们是在一个阴晴不定的下午去的，

　　还刮着阵阵冷风。

　　平躺的墓碑上，只刻有一家三口的名字：

　　福兰绪 策兰 吉瑟勒

　　没有任何装饰，墓碑上只撒有一些石子，

　　像是一些尖锐的字词。

　　而两侧的杂草

　　犹如从最后驱送的铁轨间重新探出。

　　我们放上三束洁白的菊花，

　　愿我们肩后的“无人”，和我们一起垂首。

　　我和妻子分别用手掌扫着墓碑，

　　我们扫着，从你的故乡，到我们自己的

　　山川，从那些仍在痉挛的诗句

　　到这块青石灼人的冰冷……

　　最后，我把手重重地放在了

　　你的名字上面——

　　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安抚一颗永恒痛苦的灵魂，

　　但在那一刻，手自己在颤抖。

　　我翻译了你那么多诗，但在那一刻

　　我才感到了那一直在等待着我的东西。

　　我从未冒胆对一个死者这样，

　　以后，也不会了。

　　但愿我们没有打扰死者的安宁。

　　我们起身，离去，树林那边一片血红。

　　像是与你握过了手一样，是的，

　　我们握过了。

　　——虽然打开来看，一片空无。

　　2020，1，30，巴黎

　　王家新在策兰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