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宾，各位诗友：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在这次活动中安排我作这个主题发言。我想，评论王端诚的行吟之作，其意义应该并不止于他作品的探讨，不止于他这个个案本身，而是进一步探讨行吟在诗歌创作中的意义和作用，从而推动行吟方式的发展，行吟诗作的繁荣。

　　众所周知，重庆市诗词学会名誉会长、格律体新诗研究院副院长王端诚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创作成果丰硕。为什么我们单就他的行吟诗作来进行朗诵、评论呢?这是因为行吟是他的重要创作方式，其行吟诗作是富有价值与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行吟这种古老、独特的创作方式，历来产生了许多传世诗作，丰富了诗的宝库，而当今中国诗界对此的重视显然不足，研究显得薄弱。我们是想通过总结王端诚的行吟经验，对中国当下行吟诗歌的发展提供助力，促使其进一步发展。

　　行吟历来是诗歌创作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古今中外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行吟之作。中国古代诗人早就有行吟的传统，行吟之佳作多矣哉!屈原应该是行吟的祖师爷，有诗为证：“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楚辞·渔父》)”而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早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诸如此类的行吟之作，历来脍炙人口，堪称神品。

　　当代中国诗坛行吟诗的代表人物是原中国作协副主席黄亚洲。他去年出版的三语诗集《我的西班牙，我的葡萄牙》是其最新作品，我在序言中称他是当今中国行吟诗的领跑者。在此之前，他还出版了两本域外行吟诗集：《我的北美,我的南美》《我的北非,我的南非》。有鉴于他行吟的巨大成就，在智利和中国重庆分别为他举行了研讨会。为了提倡行吟诗歌，促其发展，还设立了黄亚洲行吟诗歌奖。我们这次对王端诚行吟诗作的评论，正是与之东西遥相呼应，共同开创行吟诗的振兴大业。

　　不同于当今中国行吟诗，王端诚的行吟之作有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优势，即他是格律体新诗与诗词双擅的两栖诗人，不但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选择适宜的诗体，而且上承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很自然地把行与吟结合起来。与一般的旅行者迥异的是，王端诚总是有备而去，为吟而行，且行且吟，满载而归。别人收获是照片，是特产，甚或炫耀的资本，而他却献给诗爱者以诗的厚礼，心灵的补品。他的作品灵动，隽雅，纯正，深得风人之旨，读之令人长知识，增见闻，受感染，如饮醇醪。

　　王端诚的足迹按省而论，可以说踏遍了大半个中国;若非新冠肆虐，阻断了他的美洲之游，全球五洲他也算走遍了。这么丰富的旅程，提供了他不尽的素材，不竭的灵感，使他写下许多佳作，这才有了我们今天举行这次盛会的基础。

　　自古以来，诗人行吟大抵分两种状况：一是履职或必须的旅途中行吟，一是游山玩水中行吟，两者都产生了许多佳作。上引二诗都属于前者，后者的诗例可以轻易举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崔颢的《黄鹤楼》。王端诚的前半生人生困顿，无缘出差之类机会，其行吟之作不属于前者，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欣逢改革开放盛世，才有可能实现早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宏愿，并且“观眼前景，吟心中诗”，得到如此丰盛的行吟成果。因此，在我们有此机会对王端诚行吟诗作进行研讨，给予佳评，必须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记得10年前，重庆多家文学、诗歌团体对王端诚的格律体新诗集《枫韵集》进行研讨(这次活动载入了《重庆文学志》)，我也有幸做主题发言，对他在诗歌创作途中的“华丽转身”做了高度评价。对该书本身的价值，诸家有不少中肯的评论，而我依据他主动、自觉、果断地将创作重心由轻车熟路的诗词创作转向格律体新诗的事实，指出：这一“战略转移”的成功，“雄辩地证实了格律体新诗的无限可操作性，有利于打消格律体新诗‘束缚思想’的误判”，有力地证明了格律体新诗与诗词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而诗词“能够成为通往格律体新诗的天然津梁”。他的创作成就之外的这些“附加值”确实很高。

　　我们这次的活动，着眼于王端诚创作中具有很重分量、能够显示他的创作特色与优势的行吟诗作，一些评家都是有备而来，等会儿一定会发表许多高见，我对此不多饶舌，只拟就他转向之后，在诗词与格律体新诗创作中，行吟诗作俱获丰收的经验做一些探究，想必于今后诗坛行吟诗的发展与繁荣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如前所述，行吟是古往今来诗人们的一种重要创作方式，由此产生了许多优秀之作。但是目前在整个诗歌界对此似乎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然也就相应地缺乏足够的重视。当今世界状况与人民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行吟的必要条件旅行而论，无论其规模、方式、条件都远非往昔可比，政府部门也把文化与旅游合并为一个机构。但是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人们对旅游的重视往往首先是注重经济，而对文化含量的倚重还不曾到位。对古人在旅游地留下的诗歌遗产还算有所利用，而发挥今人行吟的作用，利用其行吟成果，相对而言则显得十分薄弱。许多诗人往往也缺乏行吟的自觉，即便写了行吟诗，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行吟呢。在整个诗界，黄亚洲对行吟的提倡还显得势单力薄，影响不足。那么，我们今天在西部的重镇重庆与杭州呼应，对他应该是有力的支持，希望借此对整个诗界的行吟之风有所推动。如果有更多的今日行吟佳作出现，而文化旅游部门对此再“推波助澜”，相信对整个诗坛都善莫大焉。

　　就王端诚的行吟作品的丰收，我们应该总结出什么经验呢?一是行吟的目的性、自觉性。诗人出行就是要有别于常人，出行就应该意识到这是行吟的机会，也是创作的良机。行吟中那种创作的快感是无与伦比的，即便一时没能产生理想的作品，留下的诗作也有一定的价值。积累多了，自然会有佳作脱颖而出。就拿王端诚来说，他的行吟之作也不可能字字珠玑，他还不是照样乐此不疲吗?如果是结伴而行，还能通过互相切磋而获益良多。“东风诗风”论坛的诗友们每年一度的聚会、采风，就形成了行吟的惯性，王端诚的许多作品也是由此产生的。如果是写诗词或格律体新诗，还能享受互相唱和之乐呢。

　　王端诚行吟诗的丰收，还是他行前精心准备的结果，诗友们称之为“做好功课”。这就是充分了解目的地的历史、人文、地理等诸多方面的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只有这样，行吟之作才不会流于走马观花的浮浅之作，而是在自然风光中融入人文积淀和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感悟。黄亚洲如果不是对所游美洲、非洲和比利牛斯半岛有着深入的了解，是断断乎写不出那些包含深刻感悟，甚至力透纸背的“诗之游记”的。王端诚行吟诗之佼佼者也是如此。他所掌握的那些知识有机地化而为诗，浑然一体，不露痕迹。与此相悖的就会流于“掉书袋”之弊，值得行吟者警惕。

　　可喜的是，上述王端诚的诗歌创作重点由诗词转向格律体新诗，并没有带来诗词创作的终止，而是造就了一个优秀的“两栖诗人”。两栖诗人就是能够运用两大诗体创作的诗人，其实古已有之：唐代同时能写古风与近体诗、宋代既能写诗又能填词的诗人不是都大有人在吗?应了我所总结的“津梁”说，当今由诗词成功步入格律体新诗场域的诗人已不乏其例，而以王端诚为其优秀代表。而在诗词创作复兴的当下，能够以诗词成功地吟咏域外风情如王端诚者，实属难能可贵，使他在诗词界占有了独特地位：诚如他自己所言，“再向汉诗坛，争占一篇幅。”同时，汉语十四行这种外来诗体，已经纳入格律体新诗“三分法”体系，而王端诚集中运用此体，写下大量行吟诗篇，显示了深厚功底。这就是说，作为“两栖”的行吟诗人，王端诚在不同诗体的选用上取得便利，正是他的优势所在。而《我来康河撑篙》道出了他内心的秘密，成功的秘诀：诗歌是他“永恒的生命”、“永远的情人”，他追求的是“心灵的至洁至纯”。想必志摩先生在天之灵有知，当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吧。

　　今天，我们在此研讨王端诚的行吟诗，旨在总结他的成功经验，继承悠久的行吟传统，从而推动行吟诗的发展。希望当今诗界对行吟诗更加重视，鼓励诗人们自觉行吟，乐于行吟，进而催生更多的行吟佳构，奉献于中国诗坛。苟如此，则我们这一番苦心就不会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