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记述了从传説中的黄帝到明代灭亡的历史，历时4，000年。它如同百科全书，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古今之流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包罗万象，向读者展现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历史画卷。
　　中国文化史上，曾对二十四史进行过三次全面的整理出版：清代、民国和新中国。其开创之功归于乾隆皇帝。从《史记》到《明史》二十四部史书,首先是在乾隆皇帝手上编定为正史的，史称武英殿本。历史上，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多少次迁徒、融合，最后由一个少数民族君主确立了历代统绪，形成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核心链条——二十四史的完整系列。这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意识的无缝连接，而且构建了汉、蒙、满、鲜卑、契丹、女真等不同民族君主主政王朝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格局不以成败论英雄，既有雄汉盛唐，也包括衰乱之世的五代十国。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历代统绪的思想基础，是“混一戎夏”“四海一家”，打破了民族偏见。这一思想，渊源有自。孔子在《春秋》中说：“夷狄而华夏者，则华夏之；华夏而夷狄者，则夷狄之。”也就是说，夷狄与华夏，其区别不在于血统，而在于习用的文化。另一个源头是老庄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思想。今天人们强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远溯至此。
　　“二十四史”的再次修缮出版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张元济先生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发行了百纳本。此外，在解放以后，经毛主席提议，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本。在此基础上，中华文化促进会于1994年10月启动了《今注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今注本》）编纂出版工程。作为一个纯粹依靠社会集资和活动收入来维持工作的社会组织，中华文化促进会毅然决然担此重任，其文化担当和魄力得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点赞和支持。然而，1994年以来，因工程浩大，经费筹措几度陷入困顿，以至于总编纂张政烺先生及20位主编出师未捷身先死，一路风风雨雨，跌宕起伏，可谓万事曲成。经三百多位历史学家以对民族、对国家的崇高责任感，恪守职业操守，焚膏继晷、锲而不舍，终於于2020年分两批出版了《今注本三国志》《今注本宋书》《今注本南齊书》等十三部（173册）史书。余下的书稿，将在2024年底前全部出完。
　　2020年对《今注本》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时间，而这一年也是北宋大思想家张载诞生1000周年。这一巧合提示我们，《今注本》庚续了张载先生的“横渠四句”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
　　“今注”，顾名思义，就是从今天角度予以注释。也就是使用今日之文字表达和调动今天的知识储备进行解释。
　　古代史籍都是文言文写就的，由于古今文字的差异、典章制度、礼仪习俗的变化以及古汉语中特殊的语法现象等问题，我们大多数人阅读古籍多有障碍。因而，《今注本》的出版发行就显得意义突出。它不仅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研究之便利，也为史学爱好者提供了阅读便利。这无疑使《今注本》成为当今人们研究和了解古代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桥梁。
　　《今注本》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点是“会通”精神。会通，会聚古今，融通为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会’是网罗天下所有资料于一书，‘通’是贯穿古今、极天下之变，融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主旨是“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钱穆语）。今天，史学家们继承太史公衣钵，‘会’聚清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超过既往二千年之和的学术研究新成果，近百年来层出不穷的考古研究新发现以及金石碑刻等资料，融‘通’成“一家之言（今天的注）”。显然，《今注本》集思想性、历史性、综合性、研究性于一身。不仅如此，注释又与原著合二为一，也为更准确理解和解读历史提供了方便。
　　二十四史原书约3,700万字，新注的内容约9,000万字，总字数接近1.3亿。这部鸿篇巨著的出版，引起人们对一些历史、文化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各有自己的文字，且这两个国家青铜器的使用都早于我国。埃及人在公元前4241年就有了历法，埃及第三王朝（前2780-2680）开始建金字塔。公元前2100年的巴比伦《乌尔纳木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典。苏美尔人建立的巴比伦王国，其统治并不巩固，后来就灭亡了，今天几乎无迹可寻。古埃及和古印度，文化都出现了断层，所以古埃及和古印度，和今天的埃及和印度今非昔比，基本上是两码事了。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没有像其他古代文明“失落”在历史深处，是唯一一个没有出现断层的文化实体。显然，没有中断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正如李零先生所说：“现代中国，除了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无论国土规模，还是民族构成，政区结构，都是继承古代中国”。（《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序》）慎终追远、以史为鉴是中华文化的特质。　　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之所以能硕果仅存，与中华民族始终重视历史、重视历史记述有直接的关系。《易传》有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也就是强调，通过学习历史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培养自己的器识。我国从夏朝起，即有专门的史官，他们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历史学家。此后官方和民间的历史学家，代有传人，星光熠熠。“后朝修前朝史”，在历史的演变中，约定俗成为“兴亡继绝”的传统。可见，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史学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史学是文明的载体，史学没有中断，文明就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而中华民族深知“守其根”的重要性。清代学者龚自珍研究春秋战国历史时，讲过一句十分深刻的话：“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核心文化力。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支撑点，不是金钱和权利，而是他们所拥有的历史文化。想要一个国家灭亡，就要先让这个国家没有历史文化支撑。人惟其所爱而奋斗牺牲，而凡其所爱，必其所知，因此，所爱的前提和基础是认识和了解，必先认识乃生情感。一个不懂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人，热爱祖国、民族自尊、文化自信便无从谈起。
　　中国人信仰历史，而非宗教。究其文化根源，重视的不是神，而是历史舞台上人，无论是居于庙堂之高的帝王将相，还是处于江湖之远的贩夫走卒。历史是人创造的，是先人创造的。所以中国人以历史为本，本质上体现了“远神近人”的人本信仰。早在上古时代，人们认为，天道很远，人很近，所以神和天的世界不用否定也不用太关心，要把精神关注在人世和人文。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不同于世界上不少文明以宗教为其重要标志。在宗教文明下，困惑时往往求助神，而中国则崇拜祖宗。
　　可见，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其重要的文化特征。由此，我们也可从中窥见中国文化的深层肌理，那就是不靠外在的神或造物主，而是靠人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
　　　　学习历史，固然可以使人“发思古之幽情”，对民族的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更重要的是追求“鉴”之智慧。近代以来，中国从一个积貧积弱、备受欺凌的国家，发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国，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培育了这些优秀品格。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如同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言，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历史文化历久不衰，绵延不绝，其悠久、无间断的历史与详密丰富的史学，就是我们的个性、特殊性的一大表现。中国文化特色和历史特色，是中国特色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一定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离开了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滋养的现代化，就难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了。
　　世局如棋，千变万化，但人性的善良和丑恶，亘古不变。今人面临的境遇，与古人面临的境遇，虽表现形式不同，实质上有相似之处，所以有“历史何其相似乃尔”的名言传世。所以古人处理困境、应对变局的成败得失，都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善者固吾师，不善者亦吾师。”（王阳明語）从挫折和失败中吸取教训更为深刻，从而可以避免一犯再犯。
　　那么，“以史为鉴”包含哪些内容呢？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可资借鉴的东西自然很多。对于如何“以史为鉴”，我们的先人也有很好的论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孟子）。历史事件，不管有多么威武雄壮，终会有偃旗息鼓的一日。历史人物，不管多能叱咤风云，也终会有寿终正寝的时刻。但历史事件和人物所蕴含或体现的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仍会影响当今与未来。神者，伸也，能伸展，能再创。神性，值得人们再记忆、再经验、再创造，具有生命力，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精神资产。
　　《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人文关怀，这些都不是一招一式有形的东西，但对一切事物起着主导的、根本性的决定作用。所以，“以史为鉴”并不只是为了掌握历史知识，根本的问题是要把握文化精神，也就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倡导的“抽象继承”。被马克思、恩格斯誉为“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的弗兰西斯·培根也说过：“读史使人明智”。毛泽东同志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也强调“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概念，就一个字——“道”。在中国文化史上，老子是第一个对“道”作深入研究的学者。“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的这一句话，显示了儒家对道追求的热情。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周有光先生，2010年将其105岁之前的杂文结集出版时，取名为《朝闻道集》。闻道，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对中国文化而言，惟有与“道”为一，才能达到智慧之境。
　　古人说：盐化于水，盐已无形，而仍在水中；且每一滴水中，皆有盐在。如果历史是一条大河，哲学科学所谈的‘道’就是溶于水的盐，不必有形，不必可见，却始终存在，且无所不在。道是抽象的。饮者知咸，却不辨何者为盐，何者为水。我们要化隐为显，从历史的事件和人物身上把‘道’抽绎出来，好比从盐水中把盐提炼出来。
　　中华文化历经劫难，终能复兴，一个“时”字值得深思。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彖传》多处强调“时大亦哉！”《随卦。彖》更总结宣称：“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亦哉。”天下万事万物皆随时变化，人必须务实活在当下，这种智慧太重要了！
　　《周易》虽然被尊为五经之首，但我们祖先很伟大，在总括易道时不忘提醒人们：“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经典的可贵之处，不是金科玉律，不是教条，而在于启发灵感和创意。要根据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来处理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与时俱进。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在这里，“绲”与“混”通，混淆的意思。这是说，借鉴历史经验固然重要，但不宜简单地机械照搬，因为‘古’与‘今’“未必尽同”，时间不同了，其他要素也随之变化了。以成就功业作为原则，‘古’‘今’怎可混淆不分？
　　当然，史学研究只能不断地逼近历史原貌，任何史书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地复原了历史真相。史学是对过往事件和人物的记载，但史学家是活生生的人，就不可能摆脱其所处时代和自己立场的影响，而记载也是诠释，且任何解释都有主观的成分，即创意或想像。钱钟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评论：“史家追求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管锥编》）。
　　伟大如史马迁也不能例外。鲁迅先生曾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赞扬《史记》，就暗含着史马迁使用了文学渲染的手法，使历史变得并不实在。孔子早就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饰过度就成“史”了。
　　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凡是“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着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和敬意”的人数越多，则这个国家向前发展之希望越大。当然，中华文明不是独立于世存在的，切不可“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庄子），所以除了具有“思接千载”深邃的历史眼光，还应有“视通万里”放眼世界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