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颂歌给党听 

 
　　在读到商泽军诗集《百年沧桑》之前，就已经在出版社的官宣、各主流媒体推介、自媒体公众号和网络上的连篇累牍宣传中，得知了她的隆重问世。
　　也许因为刚刚过去的一年是“三个一百年”中的第一个百年，人们对一百年这个热词相当敏感和兴奋，而诗集《百年沧桑》名字中的百年，恰恰正应合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庆典。因此，我自然而然地就将这本装帧精美的诗集，联想为建党百年的献礼之作，脑海中立即就涌现出诸入一大会址、南湖红船、南昌起义、井冈风云和延安岁月的画面，因为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些红色摇篮里诞生、成长、发展和壮大的。
　　打开诗集《百年沧桑》，果然应验了我之前的猜想。看来有时候，我的想当然并非胡思乱想，而是一种正确的预感，这预感来自于我对诗人商泽军诗歌风格的熟悉，来自于诗人多年来诗歌创作走向的一贯性，来自于诗人一直坚守的写作原则。
　　生活中的商泽军，是一个立场坚定、是非分明的人。他爱憎分明、黑白分明、远近分明的态度，也是他做人和写诗的底线。他又是个多产高产的诗人。他以前出版的二十多部诗集，我虽然没能全部收藏，但他的诗歌创作，我是很早就开始关注了的。在我的印象中，红色永远是他诗歌的主色调。
　　这红色不仅仅是革命的红色、旗帜的红色，更是他生命富有激情的红色和信仰赤诚的红色。
　　通过这些年对商泽军诗歌的追踪阅读，渐渐地我对他的诗风有了自己的阅读体验，以至于后来，我开始不愿再读他的诗作了。对此我自己曾经进行过认真思考，为什么会出现不愿读他诗歌的念头，这念头开始只是个模糊的想法，不料后来还真渐渐读得少了，思来想去这原因被我在众多思绪中给揪了出来，经过总结，我为不愿读他诗歌列出了三条理由。
　　为了对他的新诗集《百年沧桑》不预设条件地进行阅读，我是先抛开了自己已有的成见。可读着读着我又回归到我的三个理由之上，因为《百年沧桑》仍旧延伸着他多年来诗歌创作的一条强烈夺目的主线，即关注国家命运，并将这命运与自我的命运相关联，在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件、大主题下，寻找与自我情感的平衡、融合、交织，继而迸发出灿烂的火花，并将这火花点燃成火炬，高举在他永不改变的立场上，去讴歌亲历亲为亲自见证的伟大时代。
　　为了不影响其他朋友读他诗歌的兴致，我首先声明，我不愿读他诗歌的理由，只是我个人的感受，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不愿读商泽军诗歌的第一个理由，说来与我自己情感的脆弱有关。读他的诗我往往容易深陷其中，让我的感情跟着他的感情的波涛，像投进汹涌的大河，浩浩荡荡、顺流而下，因为他的诗歌总是带着强大的推力、拉力、冲击力和碰撞力，一旦走进他的诗行，就不由自主、身不由己。他的诗看似诗行整齐规则，上下通顺，但所产生的吸引力，使我欲罢不能，要想停下脚步肯定是停不下来的，那一刻我甚至不能左右自己的思想，只能跟着他的曲调抑扬顿挫，跟着他的旋律激昂低沉，跟着他的脉搏起伏跌宕。
　　他的情绪在大开大合间，将我的激情也完全调动了起来。有些句子看似平淡无奇，但是细细琢磨，便使人脑洞大开。

　　看一眼那发黄的土坯墙
　　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那墙上布满累累弹痕
　　似一只只
　　醒着的眼睛
　　……

　　这几句诗出自他诗集中的《醒着的眼睛》的开头，当我平淡地读出这些诗行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就隐隐作痛，之于为什么会隐隐作痛，此时我没有合适的理由，但就痛了起来。
　　我知道商泽军的心是隐隐作痛的，因为他的隐隐作痛，我的心也隐隐作痛。他的痛是看到了那“发黄的土墙”，而我的隐隐作痛是因他的心隐隐作痛，我知道他的痛是有道理的，我的痛没有道理，只是受到了他的痛的感染。其实他的痛的感染，正是他诗歌的感染力，他的诗句，特别能唤起读者的共情，因而受到阅读者的喜爱和追捧。
　　就是一开始带着这种“隐隐作痛”，走进了他的诗行，接下来我也就看到了墙壁上那一只只醒着的眼睛。那眼睛是诗人眼中的眼睛，是诗人心中的眼睛，但在普通人的眼中，它只不过是没有修补的破损，或者是多少年前留下的累累弹痕。
　　诗人从中发现的，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我想，如果发现这弹痕的是商人，他会想到这是眼睛吗？大概率他会想到一枚枚铜钱；如果发现这弹痕的是一名画家，他也许会想到一幅战斗的场景，也不会想到一只只眼睛。唯有诗人，唯有商泽军，他用独到的感受去洞穿了历史，去洞悉了革命的残酷和牺牲，洞悉了牺牲的烈士内心对今天和平的渴望和期待。
　　战争早已经远去，和平中生活的人们在享受安宁的环境时，有谁去关注一个多少年前留下的弹痕？但一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忧患意识、常常忧国忧民的诗人，在看到这弹痕时，他感到了那一只只眼睛，是在透过历史展望未来，是作为战士的目光来与这个也曾经是战士的诗人，至今仍在战斗的老兵，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
　　说实话，读商泽军这样的诗句，同为诗人的我是紧张的，也是要反省自己的，这种反省就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我不愿读他诗歌的第二个理由，是他对诗歌的理解太深刻，以至于在写诗的时候，内心那种澎湃的情感，并没有寄托在那些看似或居高临下、或振臂高呼、或辞藻华丽之上，他一直是在用最平实的语言，最平静的情感，最平和的心情，把最诗意的意境告诉他的读者。他深谙诗的真谛不是恐吓，不是猎奇，不是声嘶力竭，不是哗众取宠，而是用最大众的语言，写出最振聋发聩的诗章。
　　这种写作方式，靠的不是有意的拿捏和装腔作势，而是要有极厚重的文字功夫，商泽军在他的《照亮中国》中写道：

　　一九二一年
　　七月流火
　　有一种金属
　　被锻造成镰刀和锤头
　　在中国南方的一处城市
　　砸响
　　……

　　看到了吧，他就是用这种朴实得有几分土气的文字，展开了照亮中国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世界大事件的序幕，这一事件可以说用什么样豪迈语言来书写都不为过，可他把那些豪华的语言都撂到一边，像共产党成立的初心就是为了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一样，他把笔墨放在了最普通的也是最基本的两样劳动工具上，镰刀和锤头。他知道这工具是金属的质地，所以他用了两个极具力量和反抗意味的字——砸响。
　　读他这样的诗，很难在口头上呈一时之快，所有波涛都只能在内心翻滚。而心理承受比较弱的人，很难经得起这样一次次的撞击，而我就是心灵脆弱的人。
　　我不愿读商泽军诗歌的第三个理由，是他虽身处诗坛，却至今不受中国诗坛乱象的影响，这些年诗歌出了不少新的“体”，像近些年来的浅浅体、好看体、馅饼体、乌青体、羊羔体等，虽不是中国诗坛的全部，但这些体的走红，都不是个别的现象，从中可以看出诗坛的旗帜五颜六色，都在往传统诗歌的反方向前进，有人倡导，有人实践，有人哄抬，有人发表，有人评奖，有人写文章吹捧。一系列的、成套路的无底线操作，在诗歌的道路上背道而驰。但商泽军的诗歌创作，就像他的做人底线一样，坚守着自己的写诗原则，不越雷池半步。
　　有人说他是红色诗人，有人说他是讴歌型的诗人，也有人说他是吹捧型的诗人，这些命名中心只有一个，就是说他是革命路上一根筋的诗人。对于这些他都不在乎，因为他明白一条道理，中国写诗的人千千万，别人写什么他管不着，但他必须管好自己手中的那只笔，永远只写真善美，永远只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为正义而歌唱。
　　打开《百年沧桑》，他的诗几乎涉猎了主要的红色根据地，党和军队历经的主要大事件，祖国建设中的重大成果。他说他最崇拜的诗人是毛泽东、郭小川、贺敬之，什么是崇拜？我的理解是崇尚、是推崇，所以他的诗都是在为时代放歌。而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读他的诗，不由你不热血沸腾，闻歌起舞。
　　因此，我知道，无论我列出多少个不愿读他诗歌的理由，一旦他有了新作，我依然是他忠实的读者，因为他的诗歌，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新时代里，最嘹亮的号角，最紧俏的精神食量，最需要的主旋律，最应该受到推崇的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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