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史之使部分读者产生质疑，原因多多。包括“距离过近，判断容易出现偏颇”；包括中国特色的“人脉关系”、史家的难以平衡而表现出的学术与人情尴尬，等等，其间苦衷不难想见。比如“某史”如若作为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科研选题”，需要出成果，评职称，获得科研资金，不就是一个项目吗？导师带领几个研究生、助教，你一章我一节，分头写来，导师通稿，之后审核，领导签字，报销科研经费，结项，出书，评科研奖，然后就和自己没有关系了。这还真不是开玩笑，但我们的后人很可能真的把这“当代诗歌史”当成“正史”、定论，“舍此无他”，这玩笑可就开得有点过分了。以上想法，是我数日前在八宝山送别韩作荣先生之后的“忧天”之思。
　　处于友情和对于艺术的尊重，我这几天重新阅读了韩作荣十几年来送我的若干诗集、随笔（评论）、报告文学集。作为一个“虽九死犹未悔”的歌者，他的抱负情怀，他的三十多年发自内心追随时代的歌唱，使我感慨系之。他的对中西方诗歌艺术的不倦学习、追求、研讨，他的少见的艺术成就，更让我感慨良多，不得不说。我不得不说韩作荣也是被中国当代诗歌史遮蔽了的诗人。这绝非故作惊人之语。《人民文学》——有“中国官方文学第一刊”杂志之称的主编——都是“被遮蔽”了的，说法有点“骇人听闻”，但实际情况恰恰如此。
　　众所周知，韩作荣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创作，先后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国刊”任职，十几年前开始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职务，是中国诗坛（能够在这样的刊物发表作品是前些年一个诗歌写作者获得诗界认可的重要标志）举足轻重的人物，当然这些都是“世俗职务”，他有二十多部作品，包括诗集，随笔、报告文学。他的与时俱进，砥砺创新也是业界公认的。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等等奖项，确也说得上实至名归。但我们却鲜有看到关于韩作荣诗歌写作的深入研究文字，当代诗歌史也少有提及，岂非怪事？1985年、1986年继诗集《裸体》之后，韩作荣的创作理念和作品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取得了他这个年龄段的多数诗人所望尘莫及的成就。尤其是以1991年的《重叠的水》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达到了当时整个诗坛的一流水准。这种“转型”不仅是经受文革教育、文革时期模式化写作“窠臼”的“受害者”一般所难以抵达的，其人生经验积累、意象积累、情感积累更为年青一代诗人所欠缺。韩作荣的文学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经验的积累与提炼。韩作荣在1998年4月24日接受车前子采访时曾坦言，“《重叠的水》这首长诗的，我较满意。”（见《诗的魅惑》，韩作荣著，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版136页）。对“经验”问题的看法，他说道，“里尔克称诗不徒是情感，而是经验。对于经验，也许可理解为经历和体验。经历或可称之为‘追忆’，因为写就的事物是已经过去或正在过去的事情，是死去的再生，是借尸还魂。正如赫胥黎所说，大部分诗歌是青年人写给青年人看的，唯有大诗人才能写出同时也值得老年人分享的那种回顾性的情感。而体验，既是生理的状态，也是心理的状态，是生命本真的脉动。”（见韩作荣随笔集《纸上的风景自序》“说不出来的话”一文，2000年北方文艺出版社9月版）。
　　1995年上半年，我从《中国诗坛》杂志首次拜读韩作荣《重叠的水》这首近400行的长诗，颇受震撼，当时我还没有能力将它整体把握，无法辨识它在诗人韩作荣诗歌创作的历程中的重要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