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他的作品是什么关系？母子关系？“我”生出了另外一个“我”？作品完成之后作为一个“独立存在”到读者那里去了，和“我”没关系了？都对。那么作者在创作作品时他们是什么关系呢？好的作品——仅仅是足够好的触及到人类血脉的作品，这关系是作品在被写作过程中不断杀伤作者的关系。
　　并非在写《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见《中国诗歌》2013年3期）时我才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也许因为愚钝，我想过很久。1991年底的《重看曹禺话剧》一诗中，我认为曹禺的艺术，是“从我们的血肉中/抓出一把诗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9月版拙著《名城与门》79页）。欣赏的过程尚且如此，创作当甚之。“这艺术何用/令我冥顽而专心，我因为它/而把自己逼上绝路”（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中华诗歌百年精华》528页拙作《向自己倾诉》）。意思是我终于能够说出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是在人生到了濒临“绝路”的时候。面对文森特梵高，1991年8月在《仓皇的向日葵》（见《十月》杂志1995年3期，台湾诗之华出版社1992年10月版《日内瓦的太阳》34页）中我写道，“我的疼痛无边涌荡/天才是人类的疾病”。有艺术才能的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抵达对同类的痛苦与欢乐的感受极限并能够以人们熟知的手段加以表现，假如不意间突破了这极限，就只有疯掉。我至今还能清楚回忆起当时写这首诗时内火攻心、气血逼喉的情景。梵高在法国阿尔作画时想必有过之无不及。同样地，《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如此，写了《1984年》的奥威尔如此。歌德写《浮士德》被它折磨了六十年，陈忠实被《白鹿原》淘空了身子，再也不写大篇幅的作品，曹雪芹和《红楼梦》同时害着一场大病，结果《红楼梦》胜出——它还没被写完，作者就被熬死了。小说由高鹗续写，曹雪芹却无法活转来。更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用真正的行为艺术书写了他们前无古人的绝版爱情，浪漫主义诗人海子从诗歌的幽径“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在山海关引颈自杀。这样的例子非常多，这是命运，“它的大小就是我们的大小”（见《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章节M“掀开命运的纸牌”）。有的作家被击伤，侥幸有命，比如《废都》之后的贾平凹、《檀香刑》之后的莫言。不是说他们的精神自我修复能力超强，而是这些作品还不是可以用来兑换自己生命的作品，这些还不是从他们的骨髓中提炼出来的就他而言最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品在期待中在不可知中。我们看到整部文学史、艺术史，就是作家、艺术家们的殒命史。
　　几乎所有触及读者心灵最深处，在极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的本质存在的作品，对于创作这作品的的人都有一定杀伤力。作者释放，消耗，疲惫，喋血，虚脱，大脑被洗劫一空，智力下降，精神失重，不清楚自己还有没有力气有没有价值。若要写下一部书，需要重头做起——知识与经验积累、智力水平、技艺，高手被自己陌生化了，似乎自己的生命归零了。为什么？
　　这些作品开启了一个秘密通道，让人窥见了生存的一些幽奥。这幽奥是常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患有白内障的肉眼看不到的。这幽奥近乎天机，中国古人云：“天机不可泄露。”看见那真理强光的眼睛一定会受伤。“天妒英才”，不是妒，人力所及的一切都不值得嫉妒，上帝在不经意之间、不曾发力就挫败了他。上帝也许是个巨大的黑洞，你和他接通，获得能量的同时你的能量也被吸摄走了。我一直有一个模糊的感觉，艺术家比科学家更容易冒犯上帝。在上帝巨大的尺幅中，科学家认知的刻度很具体，上帝看得很清楚。艺术家痛苦、纠结，头顶一团火光或雾气，上帝有时也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