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是中国诗歌美学的核心和最基本范畴。中国诗歌的意象传统始自《诗经》中的“国风”和屈原的《离骚》。后经晋代陶渊明所开创的田园山水诗的进一步开掘，并经唐、宋两代诗人的共同继承、丰富和拓展，使意象成了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的一个庞大系统。自“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在20世纪共有3次现代主义的繁荣。前两次分别是二、三十年代(以戴望舒、李金发为代表)和40年代(以穆旦为代表);后一次则是由70年代末“朦胧诗”运动所引发的8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普化。这3次现代主义诗歌(尤其是“朦胧诗”)运动在诗歌美学、艺术本体建设，及其创作实践上，都不谋而合地突现了对民族意象诗传统的恢复和创造性发展。后意象主义一说便由此而来。它既是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传统的继承和推陈出新，又是对“五· 四”新诗和“朦胧诗”运动所形成的新意象元素的拓展与突进。所以，“后意象”的“后”便是相对于新诗所形成的新意象而言。

　　当新诗潮运动在90年代初陷入短暂的沉寂，当时，重庆籍青年诗人张智(野鬼)先后通过电话和书信与广州的子午(当时的笔名：呢喃)多次进行交流探讨。他们坚信，尽管某些过激青年在新诗潮运动中，一度提出了反意象、反抒情、反语言、反技巧、反传统、反文化，甚至反诗的主张，但中国诗歌的意象传统却恰恰是世界诗史中最为独特、最有生命力，因而也是它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及核心元素。为使中国当代新诗不至于与两千多年的意象传统发生艺术断裂，并在文化学意义和诗歌美学上进一步保持和深化其汉语性特点，共同为中国新诗建设献上一份绵力，经与同仁商定，于1995年5月8日在重庆创办中国第一个混语版诗刊《国际汉语诗坛》(后更名为《国际诗歌翻译》季刊，张智任执行总编，子午任艺术顾问)，并以该刊为阵地，联系和团结有志于开拓中国新诗意象及致力诗体建设的海内外华文诗人。

　　《国际诗歌翻译》同仁是一支创作、评论、翻译三位一体的团队。他们对中国诗歌意象传统的坚持及其“守望者”的虔诚，得到了特丽辛卡·佩雷拉(巴西)、露丝玛丽·威尔金森(美国)、高利克(斯洛伐克)、娜迪亚-契拉·勃普(罗马尼亚)、伊曼纽尔·马休(比利时)、毕普拉勃·马加达(印度)、森·哈达(蒙古国)、陈颖社(泰国)、史英(新加坡)、等中外著名诗人、汉学家、翻译家，和台港知名诗人邱平、蔡丽双等的肯定和支持。实际上，《国际诗歌翻译》(季刊)自创刊以来风雨征程的25年间，见证了中国当代诗坛一个又一个事件(如新诗潮、九十年代诗歌、“盘峰论争”、新诗“二次革命”、新叙事主义、口语诗等)，以及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的挑战和辉煌，已发展成为一份海内外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华文诗刊及全球发行范围最广的混语版诗刊，在国际诗坛享有盛誉。应当指出，后意象主义诗派是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并得到海内外不少诗界权威肯定的诗派。该诗派代表诗人有(按出生年先后为序)：杨宗泽、子午(理论代言人)、叶世斌、朱立坤、查镜洲、野鬼、张智中、沈宥钧、木樨颜……等。其中，有的诗人又从这一诗派中独立出去，成立新的诗派。这更体现出后意象主义诗派的旺盛生命力和生生不息的勃勃生机。

　　《周易·系辞》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在这里，“立象以尽意”无疑是中国古代美学、同时也是诗歌美学关于意象的最早体认。南朝梁代文论家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曰：“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显然，刘勰是将意象视为写诗作文的最高艺术技巧和谋篇布局的最重要手法。陈植锷指出：“意象是以语词为载体的诗歌艺术的基本符号。”晚近的英美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意象诗分属两个品格各异的诗美体系(英文Image是指运用想象、幻想、譬喻所构成的各种具体、鲜明、可感的诗歌形象，这显然有别于中国古诗中的“意象”)，但前者无疑深深受惠于后者的影响。

　　至于“朦胧诗”群所普遍使用的鸽哨、蒲公英、湖泊、天空、帆影、星星、露滴、小草等意象，实质上是对陶渊明山水诗中的田园、南山、东篱、倦鸟，和李白、杜甫诗中的轻舟、孤帆、长江、明月、花间等意象的一种现代视角的折射。我们不难看出当代青年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话语“家族积淀”的心灵擦痕。如果说，古典诗歌中的传统意象是以其农耕文化背景为依托，“五·四”新诗的意象是与其狂飙疾进、文白夹杂的时代精神互为表里，“朦胧诗”中的意象是新时期“伤痕”、“反思”和“寻根”文学的一种特殊词/象载体;那么，后意象主义诗歌中的意象则是互联网时代对汉语和汉语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的重铸，和对中国新诗的汉语性特点的本体论复归。

　　子午认为：“意象与叙事是诗歌的两个最基本的支点。意象的弱化或缺失，必然导致诗性的丧失或消解。”从汉语的历史发展和生成形态来看，它特殊的词性活用、字体结构及其音节的单体化格局(即一个字为一个音节)，以及讲求音、形对称，散点分布的“场型语言”，是与东方的整体主义哲学相辅相成的。汉语的这一特点，使意象成了汉语文学(尤其是汉语诗)的核心元素。在现代汉语发展几近圆熟的后新时期特定语境下，意象虽然不可能再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但它仍然是后意象主义诗人托物寓情，通过对语言的“象—意—境”二次激活，而使词象互生，以达到“言外—象外—诗外”三重叠合诗美原则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原载《国际诗歌翻译》季刊2002年第2期(总第98期)，中英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