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大文学家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之五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事实上，这反映了陶渊明的一种崇高而博大的生存智慧和境界，以及“乐天安命”、“忘怀得失”的哲学观、人生观，并体现了其淡泊、虚静、超然物外的文学观、美学观。他居然可以做到置身于人车喧闹的“人境”都市，却在虚静、淡泊的内心达到了远离都市尘嚣、听不见任何车马喧声——即坐忘（物我两忘）、“心远地自偏”的境界（化境）。这既是生存哲学视阈的最高峰，也是美学视阈的最高峰。自晋以降，无人可以企及。

    现在，我们正处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和全球迈入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特定时代。一个真正具有知识分子内省精神的现代作家和学者，更应确立孔子“乐以忘忧”和陶渊明“心远地自偏”的崇高思想境界，并以米兰·昆德拉式的“以对抗时代的进步而获得它自身（即艺术）的进步”。因为美学与科学是不同步的，有时甚至是相悖的。关于这一艺术与人生的命题，笔者以为，得从以下两个既相互对抗又相互补充的视角去理解和把握。贝多芬认为，艺术是以自由和进步为目的，这与人生的目的相一致。歌德也曾说过：“谁拥有了艺术，谁就拥有了宗教。”①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清醒地认识到，文学、艺术以至一切文化、哲学不可能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包括现实问题）。据此，王家新告诫说：“诗歌就是诗歌，即使生活不完善，我们也无法把它作为一种补偿。实际上对于一个诗人，当他进入写作，诗歌便开始加剧着他与一切外部生活方式的偏离。”牧歌甚至还发出了“救救诗人”的呼吁。

    当下不少青年诗人以为，只要拥有了诗歌便拥有了一切。这一方面滥觞于海子关于“诗歌是王者的事业”思维模式的印痕，另一方面，则是囿于其人生和思想历练（包括读书）两方面的欠缺所致。他们越是文化底子单薄（东西方两种文化传统均显匮乏），便越容易陷入这种主观决定论或唯意志论的一厢情愿式的幼稚臆想之中。维特根斯坦虽然也曾说过：“我的世界的边界即是我的语言的边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以语言和思想所组成的艺术建筑（精神世界）去对抗或取代真实的客观存在（物质世界）。正确的态度应是，既不排斥现代的科技人文生存空间及其形式，也不要蜕化成为科技时代物质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机器。

    此外，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作家、诗人乃至一部分批评家，仅凭自己对西方文学的一点表面、粗浅的认识和偏爱，便以为西方文学是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基本范式和出路。殊不知欧美相当多的现代派作家、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影响。如美国诗人庞德、勃莱、雷克思洛斯（他还为自己起了个中国笔名王红公）、赖特，加拿大女诗人舒克，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叶芝、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瑞士籍德国作家黑塞、英籍保加利亚裔作家卡内蒂、墨西哥诗人帕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2008年度刚获诺奖的法国作家克莱齐奥等，都直接受惠于中国文化或中国古典诗歌的浸润。还有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英籍美国大诗人艾略特、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法籍比利时诗人米肖、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前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甚至德国大作家歌德、大诗人海涅、大戏剧家布莱希特……等等，也曾深受中国文化和东方哲学的影响，并从中汲取菁华和智慧。

    英国著名学者、哲学家罗素曾于上世纪20年代初来中国讲学和考察，亲自目睹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闭关锁国多年后的“五·四”受到西方文明广泛而深入冲击的困窘。当时就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批主将和中国文化精英，囿于那个时代的特定原因，也提出了一系列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决绝主张。然而，意识超前、目光远大而敏锐的罗素立刻就洞穿了其中的谬误。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一语惊人地指出：中国文明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明，那将是人类文明的悲哀！我们（指英国和西方）“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②。这一观点在当时是多么地难能可贵！不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同样面临着如何向现代转型的问题。这已成了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且十分棘手的现实难题。随着近年全球范围“汉语热”、“汉学热”的逐渐升温，并将汉语正式列为欧美的第二外语，我们只有深入研究、批判和系统整理传统文化，并使其学理脉络和体系更趋明晰及完备。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人文光辉，才能被现代人所接受并使用。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华夏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如果中国文化的薪火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陷于失传或寂灭（当然它是不会自行寂灭的），那么，我们就会成为被历史所唾弃的罪人！说到底，文化是需要不断坚守、拓新，不断溶入时代精神并有所发展的。这是因为——世界的每一天都是新的。而我们，则必然在时光中一天天老去……

    杜甫曾在《旅夜书怀》一诗中吟道：“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从另一意义层面上说，所有人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随机的和他者的。当人一旦把自己的追问（杜甫式的追问）指向生命本身，这种了无尽头的孤独感、落寞感，对宇宙、人生和命运的无奈便不可避免地袭上心头。只要你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有着一种对真理的渴求和对终极拷问的热望，有着一种对生命的尊崇和对历史的敬畏，只要你还活着，并持有一颗还未钝化的不老的心，你就会抵达这只在天地间飘忽不定、来去无踪的沙鸥深层的心理现实。我们不妨为这只沙鸥作出以下推想：它到底是淡泊自持还是茫然无知？它到底是比人类智高一筹还是故作深沉？它到底是超然自在还是被动无奈？它到底是一种思想的载体还是一个表面堂皇的活的摆设？同样地，我们作为宇宙中一个匆匆而过的偶然个体和卑微生命，我们确实无法判定自己的思想是否高于或低于一只在空中一晃而过的鸟类，也无法判定自己的生命是否会得到自然和社会的认同，是否更值得日月的照耀和雨露的滋养。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来。”这盏灯，便是源自山川大地的既在现实并高于生存现实的一种思想境界和人文精神。文学艺术和一切思想文化形式，正是点亮人们心灵深处被黑暗所包围的灯盏的火种。这一点亮灯盏、照彻黑暗的境界，正是孔子所谓进入“知天命”状态的境界。而要达到这一境界，惟有读书和修身。前国母宋美龄把读书视为高于生活之上的一种美德。她指出：“终身阅读并且思考，就是幸福。”因为读书是试图把人和其他生物区别开来，并让人的生命提升到高于其他生物水平状态的唯一途径。只有不断读书和修身，才能使人的灵魂更加纯洁和崇高，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人。王国维曾把成就大学问和大事业的三个必经的境界分别用三段宋词作了形象的比喻。第一个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宋·晏殊《蝶恋花》）；第二个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宋·柳永《凤栖梧》）；第三个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宋·辛弃疾《青玉案》）。

    在上古时代至中世纪以前的社会里，应该说，整个人类在本质上与自然是一致的，他们认识到并乐于认同自身也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当人类进入了后工业和高科技时代，其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把人变成了科技的一部分，并呈现出进一步弱化乃至逐渐远离其自然性的趋势。一方面，人类为了生存和社会发展而发展了科学，制造了机器，解放了生产力；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把人的功能、思想、人性和文化日益弱化，以至萎缩，终有一天机器也会把人变成了机器。那么，人类在21世纪以至未来岁月，该如何保持并强化其自身的自然属性、人性和科学理性，这已成了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难题。更是知识分子进行内省和社会批判的严峻课题！雨果在对莎士比亚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后，这样写道：“诗人是唯一既赋有雷鸣也赋有细语的人。”（《莎士比亚论》）

    在这里，所谓“雷鸣”就是要有一种在暴风雨中搏击、呐喊的精神——为自然天道，为自由和科学理性，为不愿沉沦的人性；所谓“细语”就是要保持一颗敏感、细腻、深刻、丰富而不受污染的心灵。在生活层面的现代化、城市化越是充分和完备，在精神层面就越要回归人文的田园山水；在行为方式上越是趋于实用化、世俗化的功利意向，在人格操守上就越要保持其独立性和尊严。是的，我们既要保持陶渊明“心远地自偏”式的淡泊无为的思想境界（生活在繁嚣浮华的氛围却能守静自持），也要强化自己在生存现实中勇于追问、敢于承担的使命感（关注社会而心忧天下），像一只高科技和互联网时代穿行于信息天空的鸟类，勇敢、悲壮地搏动着伤痕累累的翅膀……

 

    注：

    ① 转引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第42页，海南出版社1996年4月版。

    ② 见罗素《中国问题》第8页，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