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算是摇滚的票友，并且以这一身分为荣。我跟二十年的中国摇滚还是挺有缘的。早在武汉读大学时，作为所谓的校园诗人，我就天天在宿舍里放崔健的磁带了，觉得他的歌词挺带劲：看来摇滚与诗歌应该是亲戚。1989年春天，快毕业了，我四次投奔北京联系工作，接触到的各路文学青年，都不议论舒婷北岛与朦胧诗了，而改谈崔健与摇滚。记得是三月份，写小说的狗子和写诗的黄燎原，领我去东便门观象台看摇滚音乐会，人头攒动，好不热闹。我想不起共有哪几支乐队现场表演了，只觉得那些脑后长发系成一束的摇滚歌手（新时代的辫军？）绝对比诗人更像诗人――至少在忘我的程度上。沧桑的古城墙，年轻的摇滚歌手的脸，交相辉映，构成北京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我喜欢这座三教九流的大码头。黄燎原当时似乎就路各大乐队厮混得很熟了，一边给我介绍，一边不断地与别人打招呼。难怪他后来不当诗人改当音乐人了。
　　 现在想想，哥们也算最早的那一拨儿北漂。那段时间白天结交江湖好汉，晚上就去北师大伊沙、侯马、徐江、桑克等诗友的学生宿舍蹭床铺。和我一样“插班”北师大的，还有来自黑龙江的诗人中岛，以及伊沙的西安老乡张楚。伊沙他们一谈起崔健就激动，正在为摇滚推波助澜。又说张楚拎着把吉它就闯京城了，歌词写得好（伊沙最赞叹那句“一个长安人，走在长安街上”），将来在实力上可能跟老崔有一拼。张楚瘦削而灵活，一副喜欢逃课的外省高中生模样，腰带挂着单放机，穿一双拖泥带水的高帮皮鞋。在灯光昏暗的学生宿舍，一群校园诗人挤坐在一起，听摇滚小青年张楚自弹自唱他个人作词谱曲的歌谣，先是《西出阳关》、《欲望号街车》、《黄土地》，接着是刚刚被《词刊》登在头条的《失落城堡的居民》……伊沙告诉我，这些都是张楚的第一盒磁带《将、将、将》里的作品。他特意请张楚为我弹唱了《将、将、将》：“我吃自己的车，我吃自己的马，我吃自己的炮――我吃自己的心。将！将！将！”张楚那优秀的歌词乃至后来的成功，跟北师大那班诗人的影响与推举不无关系，譬如伊沙就撰写一系列文章为其鼓与呼。当然，那班诗人本身也成功了，陆续成为诗歌界乃至文学界的一方诸侯。
　　 夏天过后，伊沙他们大多毕业分配回各自省份，我在中国文联出版社找到工作。有一天门房告诉我：“有个剃光头的男孩找你，在你办公室等着呢。”我推开门：原来是失踪了几个月的张楚。他说前些日子四处漂泊（在北大和中戏都住过），终于在芳草地托人租到一间楼房，安顿下来后，就来看看我。
　　 由于徐江、桑克仍滞留在北师大，我和张楚，还有侯马，仍经常回老根据地探望。有一次聚会，张楚从木架双层床上提起帆布行囊，说要去西藏采风了（有音乐机构赞助了一万元钱）。归来已是白雪皑皑的冬天，张楚的农民式面庞被高原紫外线晒得黑黝黝的，兴高采烈地拉我们去师大咖啡馆喝啤酒，告诉我们他最大的收获是带回一首《藏红花》。他从牛仔裤的后兜掏出一张揉皱的纸片，上面潦草地涂写着文字与乐谱……
　　 几年之后，张楚火了。和台湾滚石公司签约，罗大佑等把他视为大陆摇滚界具将相之貌的独行侠。台湾魔岩公司出版的《中国火》《中国人世界的摇滚乐队精选》称他为“中国最寂寞的传说”。中央电视台及各地电视台反复播放张楚的KTV《姐姐》。接着又有被众人传唱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在北师大听张楚弹唱他的《蚂蚁蚂蚁》，我写了一篇文章：《张楚，冬天的蚂蚁的方式》。策划《外省人在北京》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亲自撰写一本《游牧北京》，其中回忆了与张楚及北师大那群诗人的交往。我们目睹并参予了中国摇滚一条小小支流的诞生。
　　 九十年代，我在《东方明星》等一系列报刊开有专栏，除了多次撰文描绘张楚，还发表了《崔健：周游列国的摇滚皇帝》，《唐朝乐队：秦时明月汉时关》、《王菲与窦唯》、《摇滚诗人：从崔健开始》……力图从诗人的角度来评价中国摇滚。这些文章，又收入我与伊沙、徐江合著的《明星脸谱――一部给明星“点穴”的酷评》一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江熙（江小鱼）是我八十年代并肩成长的诗歌兄弟。他从福建来闯北京，我们在《诗刊》王燕生处又碰上了。他密切地参予进中国摇滚的发展进程，成为崔健的经纪人，还策划了诸多有影响的摇滚活动。动物园对面城市民谣酒吧开业庆典、黄燎原不插电酒吧的摇滚演出，黑豹等乐队在王府井大酒店的摇滚音乐会，都是江熙出面邀约我前去的。他觉得诗人都应该对摇滚有兴趣。
　　 上世纪末，我在《粤海风》发表一篇《摇滚与诗歌》，谈到作为文学中的纯文学的现代派诗歌，以及作为艺术中的前卫艺术的摇滚音乐，事实上走的都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一条激进的路线，靠声势与煽动性感召狂热的读者或听众。但既然有发烧，也就有退烧。它们是一对患难的情侣。王朔称“崔健是中国最伟大的行吟诗人”，是崔健把诗歌精神注入摇滚领域，还是以摇滚的鞭子抽打着放慢了脚步的诗神？总之他就是摇滚与诗歌的混血儿。他受过诗歌影响，又反过来影响更多的诗人。连被我视为摇滚诗人的伊沙都承认：“在我成为诗人的进程中，崔健的歌词对我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北岛的诗。崔健其实是中国最棒的诗人，看他的歌词我们这些专门弄诗的都该感到脸红！将来真正的诗歌史，肯定有崔健一章……”伊沙创作受到两大影响，其一是美国嚎叫派诗人金斯伯格，其二是以崔健的代表的中国摇滚音乐。同样，摇滚也是一种嚎叫，一种配乐的嚎叫――或者说，是人与乐器的共同嚎叫。崔健的成名作《一无所有》，就是一声无产阶级的嚎叫，使周围的听众（包括诗人们）的血一点点热起来。不管是摇滚抑或诗歌，都应该是一门热血的艺术。诗人用语言嚎叫，摇滚人用音乐嚎叫――究竟谁才是他们嚎叫的对象呢？伊沙的代表作是《饿死诗人》：“饿死他们，这些狗日的诗人。首先饿死我，一个用蓝墨水污染大地的艺术杂种。”矛头直指诗人群体，其实也等于直指自身。可见这些大嗓门的青年，乐此不疲地在对自己嚎叫呢――其结果却感染了别人。我为自己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