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蒙托夫是普希金的弟弟。
　　这是我说的。在我想像中，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血缘关系。
　　然而这不是事实。
　　普希金生于1799年，死于1837年。莱蒙托夫生于1814年，死于1841年。不知他们生前是否见过面?我身边没有相关的资料。
　　我只知道，当普希金因决斗而死时，莱蒙托夫尚是个无名小卒。他怕案而起，为普希金打抱 不平，写了一道带有诗传单性质的《诗人之死》――后来被高尔基誉为“俄国诗歌中最有力量的一首诗。”莱蒙托夫也因此而一举成名。
　　普希金是莱蒙托夫心目中的偶像，精神上的兄长。这是毫无疑问的。
　　作为皇村近卫骠骑兵的莱蒙托夫中尉，对普希金的忠诚要远甚于对沙皇的忠诚。对普希金的热爱使他对沙皇(杀害普希金的幕后凶手)产生了憎恨。
　　他同样也死于决斗。死于魂索梦绕的高加索。年仅27岁。比普希金还要短命。一位边防军人的意外死亡，似乎算不了什么。然而这是俄罗斯的又一大损失。
　　这两位短命诗人哟，如同死亡的孪生兄弟。分别造成了俄罗斯诗坛的日蚀与月蚀。
　　我想，即使他们生前不曾拥抱的话，死后也将会合在一起的。阿赫玛托娃这样评价莱蒙托夫 ：“他在诗歌中模仿普希金和拜伦，并突然开始写出某篇他谁也不模仿的东西，却因此使大 家一个世纪来想模仿他……迄今，不仅他的墓地，而且他的被害地都充满对他的怀念。好像他的灵魂飘荡在高加索上空，与另一位伟大诗人的灵魂互相呼唤：普希金的流放始于此，而莱蒙托夫的流放终于斯……”
　　两个不死的魂灵哟。
　　普希金与莱蒙托夫，成为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人物。前者是主帅。而后者，像是前者的副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莱蒙托夫似乎沾了普希金的光。
　　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失去了莱蒙托夫的陪伴，死去的普希金将多么孤独呀!
　　读任何一部有关的诗选，就会发现莱蒙托夫的作品，总是紧紧地排在普希金的后面。
　　又岂止莱蒙托夫一人呢。在他之后，几乎所有的俄罗斯诗人都保持同样的姿态：向普希金看齐!立正，稍息。
　　莱蒙托夫作品中最早打动我的，是一首叫《帆》的短诗：“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有 一片孤帆儿在闪耀着白光!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这个疑问在结尾处得到了回答，“下面是比蓝天还清澄的碧波，上面是金黄色的灿烂的阳光…… 而它，不安的，在祈求风暴，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着安详!”
　　莱蒙托夫给予我的，也是不安的印像。因不安而生，因不安而死。或许，这正是他与普希金灵魂最相近的地方。
　　当时我尚是个中学生，特意把这首诗抄录在班级的黑板报上，并且在空白处用蓝粉笔画了大海，用白粉笔画了一只船帆。
　　这只虚幻的白帆把我带进了浪漫主义的世界。
　　我之所以对诗人的小说深怀敬意，是因为读了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从此我有了这样的信念：如果一部小说的作者是诗人，甚至叙事方式都会富于诗意；诗人写的小说，注定比专业小说家写的小说更为飘逸与隽永，简直像另一种小说。诗歌不愧为文学中的文学啊。而诗人，就是作家中的作家。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到博尔赫斯，诗人们成了小说的保姆，提供了全新营养。
　　“我的好心的先生们，当代英雄确实是一幅肖像，但不是个人的肖像，而是一幅将我们这一代人的丑恶加以充分发挥而构成的肖像。你们又会对我说，一个人不可能这么坏，那么我就对你们说，如果你们相信所有悲剧性的和浪漫主义的恶棍都可能存在，为什么你们就不相信毕巧林的真实性呢?”这是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的序言里对读者的说服。
　　少年时代，这本薄薄的小书曾迷倒了我。一位苍白的青年戏剧化的命运，在沙沙作响的书页里起伏。我一度笨拙地模仿贵族子弟毕巧林那郁郁寡欢的表情、漫不经心的眼神――这简直 是对人生采取斜视的姿态，太潇洒了。他是庸俗人群里的“恶之花”，其性格的魅力犹如甜蜜可口的麻醉剂，使你不知不觉地被麻醉了。我对英雄这个概念的认识也随之改变了。英雄 并不都是像斯巴达克思、罗宾汉、保尔•柯察金那样的，文学史上更多的是病态的英雄、优柔寡断或弱不禁风的英雄。毕巧林并不是孤立的。在哈姆雷特、堂吉诃德、于连、唐璜、浮士德、叶甫盖尼•奥涅金身上，都有着类似的影子。反英雄而成了“英雄”。或许，庙堂里威武的铜像都已经被拉倒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纸糊的面具。这是一群令人备感空虚的人物。
　　毕巧林即使做了错事也显得无辜得很，他自身反而成为别人同情的对象。19世纪的“当代英雄”，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都未过时。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毕巧林身上，是否有着莱蒙托夫本人的影子呢?这是否算他的精神自传?
　　我宁愿相信这一点。莱蒙托夫死了，毕巧林却继续活在我们中间。莱蒙托夫，一个会写点诗的下级军官，在纸上跳着孤独的马刀舞。他在以自己的方式为普希金殉葬。
　　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最后一位英雄了。普希金死了，也带走了自己的神话。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莱蒙托夫成为英雄的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