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巨蟒紧抱街衢》是诗人北塔有意创作的现代都市诗。诗人全身心沉浸在现代都市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瞬间感受为创作契机，利用现代思维和象征隐喻等手法，勾勒出北京甚至整个现代都市文明的精神图谱。诗人以“含泪的眼睛”热切地注视和倾听着现代都市文明下的生命存在状态，以忧郁的情怀超越现实的庸俗与丑陋，最终指向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思与救赎。
　　关键词：《巨蟒紧抱街衢》；北塔；主体在场；忧郁气质；现代性体验   　　   　　北塔经过再三斟酌才确定了这本诗选的名字：巨蟒紧抱街衢。“巨蟒”与“街衢”，两个意象具有丰富的意蕴。“巨蟒”是乡村、荒原和自然的象征，是诗人想象和幻想的升腾；“街衢”是现代人存在空间的表征，是都市和现代文明的象征。乡村与城市、荒原与文明、想象与现实，它们既彼此对峙又紧密联结。“巨蟒”作为“紧抱”的行为主体，它指向的乡村、荒原和想象，具有本源性和永恒性。“街衢”作为“紧抱”的行为客体，它指向的城市、现代文明具有被动性和暂短性。“紧抱”一词也隐含着“街衢”的被动性与次生性，现代城市文明诞生于古老的乡村文明，城市是荒原的梦想，荒原是城市的永恒记忆。“街衢”也隐含着都市对个体生存空间的窄化和束缚，现代文明又何尝不是一种野蛮？这也促使现代都市文明人不断地将目光投向荒原，希望从开阔的自然世界中寻觅生命原初的野性与自由。
　　汪民安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中认为，从空间生产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会将目光转向各种各样的都市建造、规划和设计——这些是最为显著的空间生产现象。^③《回南湖渠的路》中，诗人将被城市改造遗忘的地区比喻成北京的“盲肠”，这是一个蓄满了肮脏、丑陋和腐朽的多余空间性存在。草坪与“伤疤似的”工棚对峙而立，等着机器来“强暴”，道路两旁没有路灯，路面满布的是坑洼和垃圾。“推土机”象征了城市建设的冷酷无情，似乎一切都可推翻重来。城市周边的废墟印证的是曾经的辉煌与对未来的荒唐希冀，这是一片被城市空间生产遗忘而任其自生自灭的地域。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频繁更替，指向的不仅是这座城市外在建筑的变更，更是城市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和个体独特回忆的消亡。
　　现代都市的建设者多不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眼中更多关注的是狭隘的临时性地产价值。正如汪民安认为的，“在对一片土地的使用中，有些人只是用狭隘的历史视野看到了土地的临时性的地产价值，而环境保护主义者则将土地看成永久的人类生存之所”。^④诗人眼中的“王府井”抛却了自己的历史，在现代化进程中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寸土寸金的空间性存在。现代都市的建设与发展是冷硬的，处处体现出对乡村传统亲和力的挤抑与消解。《雾霾大城》中，“雾霾的巨爪/在大街上/随时把人摁倒/任意把人抓走”。⑤雾霾的书写，蕴含着诗人对现代文明进程的独特思考。雾霾将都市虚幻化、个体幽灵化，既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表现，也隐喻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雾霾隔绝了生命个体，那我们自身又能否在雾霾中清晰地观视自我呢？我们是否需要突破空气的阻隔与障碍，深入挖掘自我神性或魔性？被雾霾笼罩的大城能否成为人类永久的家园呢？这些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北塔认为，“只有诗人在灵魂出窍一样的写作状态中，才能去捕获那种存在或者说它的信息”。⑥都会诗的写作是一种神性写作。现代文明的发展推崇理性化，似乎驱逐了鬼神，而诗的写作仿佛是一种招魂术。诗人以主体灵魂在场，打破城市与自然的心理空间边界，城市在这里成为一座象征的森林，进而引发诗人的无限神思。都市生活是实在的庸常，诗歌是美妙的诗性想象，二者在诗人的主体性思考中碰撞出绝妙的火花。
　　   　　现代都市人异化的日常行为方式。城市的道路四通八达，交通工具方便快捷，现代都市人似乎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行动自由。但在城市的喧嚷街道中，生命个体却必须受红绿灯的支配行动。在《红灯后遗症》中，“习惯于红灯的人们/在绿灯的浅浅的微笑里/往往激动得迈不开脚步”。^⑦现代人的前行或停止，不再是由个人意愿决定，而是受制于城市的交通规则。玛丽·奥利弗在《诗歌手册》中提出，“一首诗是一段真正的旅程。它们可以感知到的、可靠的节奏会对读者做出邀请或者阻止”。^⑧《出阳坊记》整首诗的节奏紧张，读者在阅读时不自觉地加快呼吸节奏。诗人开车走出阳坊的大门，面对的是无尽的“黑暗”。诗人独自面向未知世界，自我陷入紧张、迷茫的情绪状态。当“我”认为自己“还能回到大路”时，紧张的情绪稍有松懈。突然蹿出一个疯子袭击“我”，就像命运中无时不在的挑战，总在你毫无准备时突然闯入。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也是现代都市文明下的必然事件。因为“我”并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道路，现代都市文明让个体依附在所谓的智能机器上而遗失了记忆和判断的能力。“导航仪只会说掉头/掉头/掉/头”，^⑨无所不能的智性工具显露出它无能的面孔，导航仪失策时，个体无法判断生命的方向。“掉头”的分行与重复，无疑掺杂了诗人此刻的愤怒、迷茫与无奈。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与紧张。《波西米亚人的南锣鼓巷》中，“人被人叠加，人被人取缔/谁能第二次看见并记住我的脸”。^⑩现代城市集聚了大量人口，人在城市中的生存空间被窄化，个人在城市中作为功能性符号存在，个体独特的生命价值弱化甚至消亡，生命随时可以被他人替代。人与人之间无效交往过度，现代都市人成为“多面人”，真实自我却被掩藏。《西单》一诗中写，“女人的爱情/随时可以退换/而男人手中的票根/被宣布已经过时”，^⑪纯粹的情感生活在现代都市中面临着危机，人与人之间的爱情被物质化和金钱化。《七夕（鹊桥）解构》中诗人将中国古老的爱情神话解构，七夕与鹊桥的浪漫气息发生了现代性紊乱，现代都市的标志——汽车，妄想成为传递爱情的喜鹊，却撞飞了爱情鸟的羽毛。“鹊桥塌了/成千上万的乌鸦和癞蛤蟆/诚心前去驰援/却被纷纷赶回/据说它们都没有资格”。^⑫“乌鸦和癞蛤蟆”，既是城市的汽车，又是不配谈爱情的现代人。冷硬的现代交通工具和冷漠的现代人都没有资格整修鹊桥，古老的爱情盟约在现代城市中溃败。现代文明人坐在汽车里，“在自己的毒液里/相互防备着、反感着”。^⑬传统乡村伦理下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消失，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独立且无助的个体，彼此陷入一种相互防备、反感和攻击的状态。
　　现代都市空间对自我的挤抑。现代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自我的异化，个体对自我身份意识的质疑与模糊。诗人在《波西米亚人的南锣鼓巷》中写道，“这巷子如一只巨手，捏弄着/所有行人的脸面，越标致的/会被捏得越变形，一入口/你就得经过哈哈镜的改造”。^⑭在现代都市语境中，人与神、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疏离或对立，每个人的真实自我被外在的城市环境改造。诗人在《一棵街树的自悼》中塑造了一棵在现代城市中窒息的大树，“我还有根/但很快就会被水泥盖住、闷死/一条缝、一个孔都不会留存”。^⑮硬化的街道禁锢了生命的呼吸，大树与现代人一样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在此地扎根是被鹤鸟叼来，当“我”的生命还未彻底结束时，枝叶也会被鹤嘴叼走。路旁的石子、电线杆、小卖部和曾经的麻雀再也不能成为大树的好朋友，因为他们都在外面为生计而奔忙。正如现代城市发展对传统乡村的冲击，大多数出生在乡村的个体在城市空间四处奔忙，他们再也无力构建和维系稳固的友谊，无根的现代都市年轻人无法在与他者的关系中确立和认知自我，他们的生命注定陷入孤独。
　　汪民安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中还提到，“现代都市生活充满活力地展现了其现代性面貌……这些纷乱、喧嚣、滚动的都市意象，不断地将人撕成碎片”。^⑯诗人以“含泪”的双眼和自身忧郁的气质体验了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现代文明的发展似乎让都市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个体独立与自由，但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体行为方式被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陷入冷漠与紧张，现代都市人陷入一种自我异化，他们的自我认知和定位失去依托。“眼中含泪”是诗人对现都市个体生命存在状态的一种深深的忧虑与关怀。
　　   　　忧郁是个体的诗意情感，指向的是对现实的不满与焦虑。城市决定着我们的文化命运，阅读文本是阅读城市的一种形式。^⑱阅读北塔的诗集《巨蟒紧抱街衢》，也是感悟现代都市文明的一种方式。大卡车、烂尾楼、红绿灯、推土机、超市和无穷无尽的商品，构成了现代都市的“万物之阵”，现代人被“物”所累，都市空间充满压抑感和沉闷感。物质的充盈，迷乱了人的双眼与灵魂，人的个体生命体验异化，进而导致人与物、人与人交流的障碍。《市场的黄昏》中，诗人采用大量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意象为我们营构了一个人间烟火气的庸常生活场域，如鸡蛋、土豆、肉、小青菜、萝卜、黄瓜、西红柿、调味品等。诗人进一步诉说，只要“我们的口袋不空，货源就永远充足”，^⑲人类生命面对这些物质时，俨然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自我被庸常的生活物事牵绊，人犹如忘了回家的孩子，在纷纭的物事中迷失了家园。此时，只有将自己的眼睛射向天空，从这个此在的时空中超脱出来，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才能摆脱此刻的心智迷乱，才能获得那份生命的“从容”。人，创造出物质世界的繁荣，却又被这繁荣围困，只能妄图借助“天国的辉光”才能在这纷纭物事中脱身，不可不说是极度的悲哀！
　　忧郁不是单纯的情感状态，更多指向的是思想探求。诗人在现代都市文明的“万物之阵”中从未迷失双眼，他始终坚持对历史的探寻与聆听。玛丽·奥利弗认为，“一个意象常常是一个图画似的短语……既能描绘已知的事物也能描绘未知的事物。已知事物的某种品质向未知事物的传递就像一束光；我们在已知事物的光中‘看见’（即是说，我们领悟了）与未知相关的某种东西。”^⑳诗人在《潘家园（古玩“鬼市”）》中为我们呈现了一系列的意象，如马鞍、玉簪、铜匙、瓷瓶、铜镜、金莲、手炉等，这些充满历史气息的物什在现代空间的“潘家园”与“我们”这些现代性的生命个体相遇。历史是无声的，是静谧的，也是羞涩的。历史从不张牙舞爪，我们只需静心聆听。诗人懂得，忘却了历史的生命早已丧失了现在，也永远无法向未来前进。《五塔寺的石雕》中，诗人写石头因其坚硬，被肆意地“雕镂、刻写”，唯有石头对历史保持忠贞，“欺世盗名的谎言/无所不在，旷世的/功名也得靠石头保存/谁能说历史能不证自明”，^㉑历史纷纭，文明被捉弄，而这历史的真实“得靠石头来回忆”。北塔之所以被称为“石头诗人”,我想与他对历史和真实的追求与坚守也是有关的。《图书馆之问》，诗人认为“图书馆再庞大，也是历史的/沧海一粟”。^㉒图书馆成为诗人聆听历史的绝佳场域，诗人多次独自徜徉在书架之间，与历史长廊中的人们神交，探寻历史的真谛。
　　忧郁不是绝望，在某种意义上，忧郁更倾向于希望和想付诸行动的思考。别尔嘉耶夫认为，“忧郁是一种向上的倾向，向存在的高度的倾向，是因没有在高处而感到的一种痛苦。”^㉓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躁郁，是现实未达到理想状态的一种痛苦表达。面对纷繁的物质世界，唯独诗人保持了身心的清醒，而正是因为这份清醒，诗人获得了思考与行动的自由。《新王府井颂》中诗人对奢华物质保持了超脱的心境，“王府井的每一寸空间都是/黄金，但整个儿还不如我爱人的/发丝一根”^㉔，这是诗人面对光怪陆离现实浮世绘的主动抽离。《南横西街的一天》中，在描述了城市的废墟之后，“除了灰尘，什么/能证明这路上的遗迹/除了眼中含泪的人/谁能看见这奇迹”。^㉕只有主动与都市繁华生活保持生命距离的个体，才能从这庸常而繁华的现实浮沉中窥探出些许生存的真谛吧。
　　路文彬认为，人类正是借助于忧郁这样的情绪，才得以超越现实的庸俗与丑陋；因为在这样的情绪里，人类不但能够获得心灵的安慰，并借此实践着个体的精神自由。^㉖《穿过南锣鼓巷》中，“我系紧鞋带，绷紧肌肉/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像一个亡命徒”，^㉗诗人在这里有意识地拒绝外物的侵袭，反而获得一种“大步流星”的自由。忧郁从不与快乐和遗忘为伴，而总是趋向于高贵和救赎。商品的森林并不具备丝毫的吸引力，诗人将自己对现代物质文明纷繁物事的拒绝表现在自由行动上。这是诗人在观察和思考之后的行动，是有意识地拒绝和自由的探索。
　　   　　
　　
　　注释
　　 ①北塔：《鹿守我的梦，鸟祝我的醒：戴望舒诗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②戴望舒：《望舒草》，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版，第113页。
　　③④⑯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07页，第117页，第132页。
　　⑤⑥⑦⑨⑩⑪⑫⑬⑭⑮⑰⑲㉑㉒㉔㉕㉗北塔：《巨蟒紧抱街衢》，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页，第176页，第91页，第169页，第96页，第116页，第100页，第169页，第94页，第131页，第83页，第113页，第125页，第31页，第115页，第85页，第97页。
　　⑧⑳[美]玛丽·奥利弗：《诗歌手册》，倪志娟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53页，第98页。
　　⑱[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10页。
　　㉓[俄]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㉖路文彬：《视觉时代的听觉细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㉘北塔：《照亮自身的深渊：北塔诗学文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