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毛依老师论交有十二年了，正好一个生肖的轮回，而我却感觉似乎已跨越了几个世纪。我们的情谊始于他的《转经轮》，也正是因为这部经典的爱情长诗，我创作了《兰婷赋》，而它则在冥冥中改变了我后来人生的轨迹和方向。熟悉的人都将我和毛老师看作是文坛的一段佳话：两人年纪相差整整半个世纪，一个在古稀之年写了部青春热烈、荡气回肠的爱情新诗，一个则在而立不到之年写了一篇文笔老练、洋洋洒洒的古典辞赋，两者各有所长，又互相成就，反差如此之大，却又这般和谐。客观地说，如果没有他和这部作品的出现，我相信我现在依然会写诗赋，因为那毕竟是从小的家学传承，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偏好，但是很有可能我不会在这个方向上走得这么深这么远。

　　关于赋文的立意和主旨，我之前已在其他场合多次说起过。《转经轮》在最末一段抛出了一个关于人生与命运的话题：“峰岚，我们命运究竟谁在主宰/是自己、是别人、还真的是神灵?/我信佛，我相信有因果报应/可这些年来的遭遇，我实在弄不明……”，而《兰婷赋》正是我基于这个命题，结合自身多年的人生体验、思考与心得而提交的一份答卷。赋文中，不仅有我对人生、社会、历史、心性等的诸多认知，还用了六七百字的篇幅，借兰婷之口，将千余行爱情长诗的内容进行了高度凝练的概述。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兰婷赋》是《转经轮》故事的延续。

　　赋文创作发表和出版后，有幸受到了多方关注与肯定，并因此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平均年龄在七八十岁以上，他们对我的关爱之情和谆谆教诲，让我受宠若惊，受益匪浅，并一直感铭于心。这其间，有许许多多的小故事发生：山东有一位年届八十的书法家，是躺在病床上读的赋文，爱不释手，他说住院期间足足读了七八遍，每一遍都有新收获，很激动，感觉病痛都减轻了很多。西汉王褒为太子诵赋疗疾的故事，已经耳熟能详，当类似的“疗效”发生在自己的作品上时，还是让人有些难以置信。

　　大诗人丁芒老师说，自己原来一点都不喜欢赋，因为觉得都是些歌功颂德的文字，但是看了《兰婷赋》后，才知道，赋于我而言只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他很喜欢，觉得很难得。北京的吴国蔚老师，经济与管理学界的大咖，原本素不相识，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他用书法抄写的《兰婷赋》全文，才知道他因为喜欢的缘故，之前已经抄写了很多遍，并经常向他的学生们讲解普及。而尤为让人动容的，是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拜访德高望重的杨在春老前辈，年近九十的老人家清晨在楼下大门外的寒风中等了我足足四十分钟，仅仅是因为楼下门铃坏掉了，他怕我万一早到的话，按门铃他听不见。这让我愧疚至今并感动不已!类似的故事很多，而它们都与这篇赋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客观地说，当初我在创作这篇赋文时，只是纯粹因为被《转经轮》的内容所感染，进而引发了诸多的联想与创作的冲动，哪里能够预料得到日后发生的种种。彼时的我，甚至连明天何去何从都不得而知。就像毛老师当年创作《转经轮》时，只是情动于中，觉得不写不快，于是下笔千言，一逞胸臆，他又怎能未卜先知地料到日后的诸般进展与影响呢?陆放翁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记得毛老师曾多次说过，《转经轮》是老天借他的手来写就的，他只是在完成一件差事而已。对此，我深有体会，自己的那篇赋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好的文艺作品，多是神来之笔，除了作者自身的专业素养之外，也离不开特定的情境与物境，想当年王羲之于微醺之际，乘兴挥毫而成就了《兰亭集序》，事后再写，已经写不出那个味道了，不正是这个道理么?回顾这些年来，因为各种机缘，我也创作过不少其他的赋作，它们或许各有所长，但综合来看，《兰婷赋》依然堪称我在辞赋方面的一个代表作。

　　缘分是很奇妙的事情，有人白首如新，而有人则倾盖如故，往往非一己所能强求。从最开始的一见如故，到现在的无话不谈，我相信自己和毛老师有着很深的宿缘，今生的相遇，或许真的只是久别重逢而已。更有意思的是，毛老师自创作了这首爱情长诗，无意中拨动“转经轮”之后，各种各样的缘分就相继转进来了。且不说各行各业的名流大家被它所深深吸引，赞不绝口，也不说由它而衍生的诸般形式的文艺作品，光是一座“转经轮诗林”的诞生，作为亲历者的我，就感触颇深。在建设完善的过程中，经常会接到毛老师的电话，和我分享进度或是一些十分巧合、如有神助之事，似乎冥冥中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着它不断向前发展，日新月异。这让我想起古人的“格物”观，尽管对于格物，历来就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有一种和我们今天所谓的意念力或者心灵吸引力法则有着类似的主张，比如郑玄作注时即说：“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

　　坦白说，我和毛老师都是很理性的人，我们有自身秉持的信念，但却没有宗教信仰。宗教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不管它自身教义如何，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它往往造就两种人：要么极端愚昧偏执，要么特别超脱豁达。归根结底，我想还是个人根器高低、觉迷程度有别所致。理性的人总是追求以相对客观中正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不会盲目地追随、不问缘由地信奉所谓的鬼神、偶像、领袖、教主、圣贤，抑或是唯科学论。就像我，虽然对于佛家很多博大精深的义理都非常钦佩和认同，但我并不太喜欢世俗宗教化的那一套。尽管我也曾在跟随母亲去寺庙时，拜倒在蒲团之上，但我内心很清楚，彼时彼刻，自己的灵魂依然是独立不倚的。对于我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我的态度是：尽人事，听天命，不违良知，余任自然。我希望得到的，是内心的那一份坦然与从容。我之所以下跪，只是为了要给母亲一个安慰，因为她的出发点是好的，而在她看来，那会让她更安心。换一句话说，我所拜的并非殿上那一尊木偶神像，眼前虽有相，此心并不著，因为我信奉的是“命由我作，福自己求”，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是“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是“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座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是“但惟凡人有数，极善之人，数固拘他不得，极恶之人，数亦拘他不定”。在我看来，与其向外妄求，不如一念至诚，反观自省，力求先尽本分，这才是适合我的修行道路和方便法门，也是我在《兰婷赋》之前写下自忏文《七愆》的内在动力。一切古来圣贤，在我眼中，都是异代的师友关系，我很尊重他们，也非常愿意博采众长，向他们学习很多可贵之处。但我们的人格是独立平等的，我不会把它搞成主奴关系，跪倒在他们面前，俯首屏息，唯唯诺诺，那不是适合我的方式。

　　佛家与佛教，本就是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释迦牟尼作为伟大的先觉者，能做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致力打造人人皆得成佛的净土世界，这颇有点我们今人说的，先富带动后富，希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味道。六祖说：“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先觉者或者说先富者愿意真心实意地带你玩，而不是选择把你带到沟里去，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而作为伟大教育家的释迦牟尼，他和孔子一样，都讲究因材施教。八万四千法门，原本各取所宜，圣贤济世之道，从来因材施教。比如孔子论孝，他对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人的回答就各不相同，这是因为他了解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几个学生在孝道方面所欠缺的地方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佛家讲因果，本是科学的逻辑，但若死守教条，则陷入了迷信。佛家讲缘起性空，不著于相，离于断常之边见，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本是再高明不过的见解。而放观今日俗世之寺庙，则更多是背道而驰，鱼龙混杂，以讹传讹，乃至以信仰牟利者。尤其在和各种商业旅游开发模式结合之后，更是不分根器，一味教人求神拜佛，各种方式变着法子让你掏钱，无形中给人灌输的理念就是，钱能通神，包治百病，人这一生中生老病死所有的需求，它似乎都能满足，有各种各样对口的菩萨和对应的套餐来和你对接，收保护费，最终信仰变成了一种交易。加上新闻中时有报道的各种丑闻，或为香火大打出手，或为女色处心积虑，每每让人唏嘘。想到当年六祖得了五祖衣钵后，还要隐遁多年以免同门相害，真是悲从中来。佛门本应是清净之地，却从古至今都沾染了如许世俗的尘埃，已然职业门类，而无关境界修为，正所谓“偏是僧家俗气多”。究其根本，毕竟宿慧者少，凡根者众。世间并非没有高僧，只是太少，且一般都不会自我标榜招摇过市。况乎成正等正觉者，亦未必就在佛门之中，悟与不悟，本不关乎在家出家，心若清净，立身之地即为净土，心若执迷，深山古刹也是樊笼。怎奈世心多欲，俗眼多翳，故假冒伪劣者充塞于途罢了。

　　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大的转经轮，在阴阳的交荡相生、此消彼长中流转不息，周而复始。有时想想觉得很可悲，人类历史上出现过无数的圣贤、先知，以及所谓的领袖和强人，但直到今天，人类还在形形色色的各种痛苦中生存，物质、科技和知识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没有给我们灵魂深处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世界依然在各种欲望中艰难挣扎。我们无尽地沉迷于各种感官和物欲的刺激与享受，发展出各种高新技术，创造出各种物质成就，追求着舒适、便捷、安全与高效，但另一方面，由人性衍生而来的嫉妒、贪婪、恐惧、自私与残暴等等，从古至今都一直如影随形。地藏菩萨固有宏愿，但地狱真的会有空的一天吗?鬼知道。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世界永无休止的轮回，历史总是披着不同的马甲不断重复上演。社会在不断的矫枉过正中前进，总是难免失偏，或者不及，或者太过，而难常守中道，达致中和，一如孔子所言，“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人性失偏的缘故，就像我在《兰婷赋》中所说：“当性常蹀躞于寤寐之间，则社稷往返于盛衰之际。”

　　人的一生，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偏执，这种偏执，肇自一念无明，遍布生死流转之中。因为一念无明，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纷纭众相、众说所影响和蛊惑，真心为六尘缘影所迷，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逻辑，让我们生出强烈的分别心，偏执于所谓的真与伪、善与恶、虚与实、心与境、科学与迷信、物质与精神、有神与无神、先进与落后等种种，而忽略了世界尽头心物一元的可能。我们的认知不断因时空的转变而切换，我们的灵魂则一直在真相的门外徘徊。其他且不说，比如同样是写诗，写白话诗和写旧体诗的可能就互相鄙薄;同样是白话诗，用韵和不用韵的可能也彼此轻视;同样是旧体诗，用新韵和用旧韵的可能还是相互抨击。同样是报怨，很多人都固执地认为一定要以德报怨，或者以直报怨，抑或以怨报怨，他们不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需要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异的。这个世界里，其实我们都有病，无非是有的人病在肝，有的人病在肾，有的人病在脑，有的人病在心，有的人善于反省，偶染小疾便能自愈，有的人愚而自用，病入膏肓还讳疾忌医。人生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一个查漏补缺的过程，众生根器各不相同，每个人漏的地方都不一样，要修得无漏之身，需要对症下药，你和别人得的是不一样的病，治疗的方法，吃的药自然要有所区别。修道就是要破除自己心中的执念，一如我在《题佛像诗》中写到的：“佛性本无二，觉迷有不同。因人生万法，执此立千宗。众相原非相，虚空也落空。一心无所住，念念自圆融。”无偏无执，即是中道。

　　在对中道的追求上，儒、释、道、易的至高境界都是相通的。儒家的中庸之道主张执两用中，不偏不易，认为“圣人之道，中而已矣”，追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界;道家的“常有欲，以观其妙;常无欲，以观其徼”，“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知其雄，守其雌”等等，这些辩证法的智慧中同样闪烁着中道的光芒;佛家则更不必说，它追求非空非有，无执无碍，无论是《金刚经》中的“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还是龙树菩萨的《中论》，抑或六祖惠能之《坛经》，所体现的都是中道的境界，惠能更是在“付嘱品”中教弟子如何说法时，直接传授以三十六对法，点明“二道相因，生中道义”，以此来阐明佛家的中道观;至于《易经》的中道，则更不待言，它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讲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盛极而衰，否极泰来，可知变易之间自有中道存焉，这种中，还是“时中”。除此之外，诗词歌赋、书画文艺等诸般领域，也都各有其中道。无论是扬雄的“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刘勰的“丽词雅义，符采相胜”;还是魏徵主张融合南北两朝之文风，“去其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皎然结合佛门“中道”思想，提出“诗家之中道”的主张;抑或王夫之所说“惟质则体有可循，惟文则体有可著”，姚鼐放言“夫诗之至善者，文与质备，道与艺合，心手知运贯彻万物而尽得乎人心之所欲出”，在诗赋辞章等文艺创作中，文质并重的中道思想是一根发展主线。可以说，无论是个人修为，还是诸般学问，乃至天地宇宙，中道都是一以贯之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本身就应该是“中正、中和之国”的代名词，一如扬雄所云：“中于天地者，为中国。”我们应该充分运用太极思维和中道思想，在多元化、差异化的世界格局中，超越意识形态领域非黑即白、左右对立的无谓之争，去追求做一个中正不偏、多元和谐的国度。追求中道，达致中和，无论对于个人心性修炼，还是国家社会发展而言，都是跳出历史轮回最根本、最彻底的方式。而对于中道的修炼，又是因人而异的。上根之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但是对于大部分中人之质者来说，可能就要“择善而固执之”，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来一步步接近了。真善美本是多元一体的存在，世间一切真正的宗教和学问，归根结底都是殊途同归，导人“止于至善”的。亦如我曾写道的：“观其纷则百家竞艳，撮其要则千圣同心，必曰求真向善，推己及人而已。盖求真向善，则良知可致;推己及人，则至道堪求。四毋之境勤修，则诸苦之迷障自开;多元之和溥洽，则大同之曙光必耀。”

　　立足于以上这些要义，我们再回头来看《转经轮》时，就会知道，那么多的“缘分”之所以被它所吸引，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一首荡气回肠的爱情长诗，还因为它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真实写照。因为有那个荒唐岁月里种种荒唐人事的衬托，男女主人公对于真爱的追求，在历经沧桑世变的考验之后，才显得尤为感人和难能可贵，一如霍松林先生所说：“情诗亦是沧桑史，赢得高名万口传。”换言之，正是对真善美的执守，造就了人性的光辉与灵魂的高尚。而喜欢《转经轮》，归根结底，就是追求真善美，如同刘振华老将军所寄望的那样，是在“弘扬正气”!从这个角度来说，再多的赞誉都不为过，因为说到底，毛依老师也只是大千世界里一位真善美的追求者、分享者与传播者。《转经轮》的成就，本是因缘际会的产物，它所流转传递的，是正义的力量，是真善美的精神与价值。每一位喜爱它的读者，某种程度而言，都是在为建构真善美的世界添砖加瓦，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世界在风云变幻，经轮也在不断旋转，我们都是走在路上的修行者，面对生命的无常与轮回，最根本最彻底的超脱方式，应该就是求真向善，守中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