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章闻哲的《文学彼岸：从花间派到峭岩诗歌》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引起了读者关注。吸引我们的是“彼岸”与“花间”这两个词，“彼岸”是怎样一种境界？这个笼统的概念，包含许多想象空间；“花间”与军旅诗人峭岩又有怎样一种渊源？这两个问题可能是我们阅读章闻哲新著的一般动力。
我一直在寻找一种独特的评论文本，既在传统审美维度上给予适当的关照，又能超离此维度，以纯粹的哲学精神诠注对象，本着发现新美学的希望而给人以新的启迪。姑妄言之，当代许多文艺评论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保守，从文学史看，新文化运动以来，确实经历了文学的堪以辨识的派系演进，诸彩纷呈，不能说没有变化，没有进步，这说明了新的审美与新的美学一直在诞生与更替，并被文论界所发掘。尽管如此，当我们问及一个派系主要的文学主张，或者审美原则，这时候，我们可能依然缺少明确的答案。诸如中间代诗流派，究竟倡议了什么，不甚明确，它只关注了一个群体的创作现象，或者发掘了一个年龄段对于创作本身的特征注释。在具体的评论中，并没有人认为某个文本真正超越了以往时代，带来新的文学形象与精神。这种否定式的保守，多少使得我们不能马上发现，新的美学存在于何处。我们必须承认，同时代的人多多少少具有相似之处，因此在审美境界上不可能有较大的分歧，这也造成我们无法看到“新鲜的东西”，或我们对同时代的产物保持着“平视精神”——这不能不说是时代使然。因此，寻找我在开头说到的那种文本，亦是时代的任务。
近日，章闻哲的《文学彼岸：从花间派到峭岩诗歌》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引起了读者关注。吸引我们的是“彼岸”与“花间”这两个词，“彼岸”是怎样一种境界？这个笼统的概念，包含许多想象空间；“花间”与军旅诗人峭岩又有怎样一种渊源？这两个问题可能是我们阅读章闻哲新著的一般动力。
事实上，章闻哲并没有明确指出“彼岸”所在的具体位置。而是谈到了一个历史遗留的概念：纯诗。在社会主义文学史上，文学向来强调其为革命服务，为新文化、新社会之创建准备的实用主义功能。中国新诗发展至今，最显著的一个分歧就是诗的政治性与政治疏离性。所谓“纯诗”，在不严谨的通俗层面，即意味着离开政治。峭岩作为一名军旅诗人，他对于这两者显然始终保持着一种调和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诗人，秉持对诗的热爱，峭岩事实上亦有一种“纯诗主义”的倾向——章闻哲指出这一点，并且质疑了“纯诗”本身作为陈述某种理想的概念恰当性。诗人峭岩颇希望章闻哲从一种“解除政治术语”，归于田园般甜蜜、醇和、明净的氛围中去阐释峭岩诗歌，这个希望显然没有被评论者认同——章闻哲敏锐地看到了“纯诗”的模糊性，事实如此，并无真正的纯诗与非纯诗之间的樊篱。“花间”作为宋代学术名词，在本书中的作用，正是用来说明“纯诗”的政治背景。由于这种背景，“纯诗”同样是一种政治抒情。章闻哲以哲学方式阐述了峭岩作品在一种“纯诗”与军旅精神之间不断的语言运动，思想运动以及他想要超脱两者樊篱获得真正的书写自由的意志。同时，说明了这种运动与历史文学派系“花间派”之间的象征关系。
无疑，书题中的“彼岸”，既是历史文学的追寻对象，亦是当今诗人们追求的对象，这个对象的终极法则在哪里，地点在哪里，本书尽管比较强调峭岩诗中的时代使命甚至国家使命，但并没有确认这就是“彼岸”。无疑，书题中的“彼岸”指的正是文学于历史上显现的“追寻”行为本身所关旨的那一并无终极显现的对象，“彼岸”恰恰是从这种“追寻”当中，论证当中，揭示它自身的存在与意义的。在另一种阐释语境里，章闻哲以“绿色”这一峭岩诗中突出的意象作为与“彼岸”遥相呼应的概念，绿色涵盖了田园、军旅精神与“纯诗”乃至青春这样的对象，作为诗歌的意志，或者文学的意志，既包含对政治抒情对象的文学化自觉，亦包含对于无斗争的桃园景观的永恒的追索。这种在峭岩诗歌当中突显出来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彼岸精神，显然是章闻哲重点阐述的对象。这一对象，姑妄言之，实际上也是章闻哲本身作为诗人兼文艺理论家的自我使命中所追索的，并包含巨大哲学热情去推演的魅惑之地。这种魅惑即“纯诗”对本能的召唤，以及人类“有为”原则对惰性的拒绝之间，究竟在何种情况下才属于一种有机的、生态的话语和实践范围——这一问题本身的魅惑。这种魅惑，在最后，通过“一个国家重要的美学陈述”这样的主题，揭示它本身对于国家之下的柏拉图式审美理念与边沁式的功利主义原理的拷问，揭示它在这种拷问形式中试建立合法化与恰当化的峭岩文本的崇高性，对于本书阐述目标的传统与反传统获得彼此统一的策略化论证。
章闻哲对于“纯诗”的反“机械或本能的附和”，对于军旅精神下的诗歌文本的哲学化再演绎，以及她对社会主义美学的一种概念性探索，都可让我们领会到一种“新美学”本身的理论魅力，以及一种新的批评精神对于当下批评现状的一种藻雪功能。可以说，我在开头所提到的那种“寻求”——无疑在《文学彼岸：从花间派到峭岩诗歌》这里，获得了一定的回声。
近日，章闻哲的《文学彼岸：从花间派到峭岩诗歌》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引起了读者关注。吸引我们的是“彼岸”与“花间”这两个词，“彼岸”是怎样一种境界？这个笼统的概念，包含许多想象空间；“花间”与军旅诗人峭岩又有怎样一种渊源？这两个问题可能是我们阅读章闻哲新著的一般动力。
事实上，章闻哲并没有明确指出“彼岸”所在的具体位置。而是谈到了一个历史遗留的概念：纯诗。在社会主义文学史上，文学向来强调其为革命服务，为新文化、新社会之创建准备的实用主义功能。中国新诗发展至今，最显著的一个分歧就是诗的政治性与政治疏离性。所谓“纯诗”，在不严谨的通俗层面，即意味着离开政治。峭岩作为一名军旅诗人，他对于这两者显然始终保持着一种调和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诗人，秉持对诗的热爱，峭岩事实上亦有一种“纯诗主义”的倾向——章闻哲指出这一点，并且质疑了“纯诗”本身作为陈述某种理想的概念恰当性。诗人峭岩颇希望章闻哲从一种“解除政治术语”，归于田园般甜蜜、醇和、明净的氛围中去阐释峭岩诗歌，这个希望显然没有被评论者认同——章闻哲敏锐地看到了“纯诗”的模糊性，事实如此，并无真正的纯诗与非纯诗之间的樊篱。“花间”作为宋代学术名词，在本书中的作用，正是用来说明“纯诗”的政治背景。由于这种背景，“纯诗”同样是一种政治抒情。章闻哲以哲学方式阐述了峭岩作品在一种“纯诗”与军旅精神之间不断的语言运动，思想运动以及他想要超脱两者樊篱获得真正的书写自由的意志。同时，说明了这种运动与历史文学派系“花间派”之间的象征关系。
无疑，书题中的“彼岸”，既是历史文学的追寻对象，亦是当今诗人们追求的对象，这个对象的终极法则在哪里，地点在哪里，本书尽管比较强调峭岩诗中的时代使命甚至国家使命，但并没有确认这就是“彼岸”。无疑，书题中的“彼岸”指的正是文学于历史上显现的“追寻”行为本身所关旨的那一并无终极显现的对象，“彼岸”恰恰是从这种“追寻”当中，论证当中，揭示它自身的存在与意义的。在另一种阐释语境里，章闻哲以“绿色”这一峭岩诗中突出的意象作为与“彼岸”遥相呼应的概念，绿色涵盖了田园、军旅精神与“纯诗”乃至青春这样的对象，作为诗歌的意志，或者文学的意志，既包含对政治抒情对象的文学化自觉，亦包含对于无斗争的桃园景观的永恒的追索。这种在峭岩诗歌当中突显出来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彼岸精神，显然是章闻哲重点阐述的对象。这一对象，姑妄言之，实际上也是章闻哲本身作为诗人兼文艺理论家的自我使命中所追索的，并包含巨大哲学热情去推演的魅惑之地。这种魅惑即“纯诗”对本能的召唤，以及人类“有为”原则对惰性的拒绝之间，究竟在何种情况下才属于一种有机的、生态的话语和实践范围——这一问题本身的魅惑。这种魅惑，在最后，通过“一个国家重要的美学陈述”这样的主题，揭示它本身对于国家之下的柏拉图式审美理念与边沁式的功利主义原理的拷问，揭示它在这种拷问形式中试建立合法化与恰当化的峭岩文本的崇高性，对于本书阐述目标的传统与反传统获得彼此统一的策略化论证。
章闻哲对于“纯诗”的反“机械或本能的附和”，对于军旅精神下的诗歌文本的哲学化再演绎，以及她对社会主义美学的一种概念性探索，都可让我们领会到一种“新美学”本身的理论魅力，以及一种新的批评精神对于当下批评现状的一种藻雪功能。可以说，我在开头所提到的那种“寻求”——无疑在《文学彼岸：从花间派到峭岩诗歌》这里，获得了一定的回声。
２０２１，１，9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4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