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之后，由秦而入汉。在中国古代诗歌的悠久历史长河中，汉代诗歌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是中国上古诗歌的终结，中古文人诗歌的开端。汉代文人诗歌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开创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崭新审美范式。

　　就边塞军旅诗言，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对外战争频繁惨烈,可留下的边塞军旅诗数量却极其有限。究其原因，在于汉魏南北朝时文人诗歌创作才刚刚起步，而以乐府诗为主体的汉代文人诗歌形式及其形成与传播方式、流播范围，以及乐府的俗乐特性、诗学观念与管理机制等，都不利于边塞军旅诗的形成与传播。所有这些，即造成这个时代的边塞军旅诗难成大观。

　　汉代边塞军旅诗大体上包括“乐府边塞诗”和“易林边塞诗”两大类。二者共同构成汉代边塞军旅诗两水分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基本格局。

　　但数量不多的汉代边塞军旅诗，却在中国边塞军旅诗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标志着中国古代边塞军旅诗已从《诗经》边塞军旅诗的萌芽状态步向其定型的重要阶段。

　　汉代边塞军旅诗篇，其题材或歌咏帝王将相安边定塞的丰功伟绩，或描写征战之困苦，抒发戌边兵士的思乡怀归之情，或揭露战争罪恶，表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等，其内容也还是较为丰富的。

　　易林边塞诗系西汉《焦氏易林》以四言韵语卦辞形式所表现的四言诗中与边塞军旅相关的那部分篇章。

　　《焦氏易林》,又名《易林》，十六卷，作者不明，一说为西汉焦延寿撰，一说是焦篆或许峻所作，而明代学者顾炎武则以为系东汉后期之著作。

　　《焦氏易林》源出于《周易》，既是一部据《周易》而作的大型占卜书，也是一部空前的大型四言诗集(《焦氏易林诗学阐释•出版说明》)。《四库全书》将其列于“子部术数类”。

　　《焦氏易林》将《周易》的每一卦各变为64卦，于是，计有64×64=4096卦和4096条卦爻之辞。卦爻之辞所系文词，皆为四言韵语，其中与边塞相关的有100多首，内容包括描写汉与匈奴征战、塞北苦寒、四乡怀归、边地风俗、和平向往等五大方面。

　　乐府边塞诗则是以汉乐府形式流传下来的边塞军旅诗篇，现存22首，包括汉乐府民歌《战城南》、汉李陵《别歌》、刘细君《乌孙公主歌》(一作《悲愁歌》)，汉乐府名篇《饮马长城窟行》，东汉末年蔡琰(字文姬)《悲愤诗》、《胡笳十八拍》，南北朝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徐陵《关山月》、王褒《渡河北》和作者不明的《折杨柳歌辞》等。

　　汉乐府民歌《战城南》，系汉代《铙歌十八曲》之一，为在战场上的阵亡者而作。诗写一场惨烈血腥的战事：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城南城北都有战事，战事过后，大地上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成群的乌鸦争啄着这些无人掩埋的战士尸体。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在古代巫书中，乌鸦是死亡、恐惧和厄运的代名词，乌鸦的啼叫被认为是不祥之兆，会带走人的性命、抽走人的灵魂，因此乌鸦被人们所讨厌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 战争不仅驻把无数的兵士推向了死亡的深渊，而且破坏了整个社会生产，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那些忠诚卫国而牺牲了的战士着实令人怀念，他们“朝行出攻，暮不夜归!”天刚放亮就忙着出去打仗，谁料到竟一去不复返。

　　诗以“朝行出攻，暮不夜归”结尾，同开头勇士战死遥相呼应，使全诗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氛。

　　《别歌》为汉将领李陵在漠北送别苏武归汉时所作的一首杂言诗。

　　《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率领步卒5,000人出居延攻打匈奴。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被三万匈奴军所包围，战败呼救未得响应，后被迫投降。

　　在此之前，苏武作为汉朝友好使者被匈奴已扣留多年年。李陵与苏武因此在异国他乡成为生死之交。

　　李陵归降匈奴后，汉武帝族灭李陵一家，“母弟妻子皆伏诛”。 后，李陵害怕回汉再受戮辱，不敢回归故土。于是，在匈奴留居二十多年后而卒。

　　西汉名将李陵投降匈奴的是非曲直，众说纷纭，史学家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只不过是为保存部队实力的无奈之举，一旦汉武帝大兵到，李陵就会率部内应，对匈奴形成夹击之势。笔者以为，司马迁的分析和判断当是客观的因而是对的

　　汉昭帝即位数年后，匈奴与汉和亲，苏武得以回汉。在苏武将归汉时，李陵置酒作别，对苏武说“异域之人，一别长绝。”因泣下数行，起舞而作诗《别歌》。诗云：

　　“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诗以径万里，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起笔，唱出了作者为国奋战、勇敢无私的忠诚和路穷绝，矢刃摧，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而不得已投降的无奈与弥天大憾，并倾诉了作者对汉武帝杀戮其家属的隐痛，表达了作者屈降匈奴后对于英雄末路，身败名裂，故国难归的心酸和屈辱。

　　全诗语句质直，言简意赅，粗放而不失武人气概，且壮中含悲，情韵凄绝，真实地抒发了李陵在彼时彼地万感交集的心声。

　　《饮马长城窟行》系汉代乐府古题，东汉之前即已在民间流传，至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将其编入《文选》，归入“乐府古辞”。

　　据《文选》五臣注：“长城，秦所筑，以备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饮马。征人路于此而伤悲矣。言天下征役， 军戎未止，妇人思夫，故作是行。”诗题(或曰曲名)即由此而来。

　　关于诗之作者，《文选》李善注：“此辞不知作者姓名。”可在《玉台新咏》中则认为是汉蔡邕所作。但是否为蔡邕所作，有争议。有人从此诗的韵律、声律角度分析和对蔡邕创作情况的观照，认为该诗的作者与蔡邕并无关系。

　　《饮马长城窟行》抒写怀人情愫，以思妇的口吻，真实地诉说女子寒门独居的孤独、凄凉和对在远方服役的丈夫的深深怀念。“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

　　全诗造语平淡，感情浓郁，流宕曲折，感人肺腑。诗从开始的魂牵梦萦，忧心缠绵，到收信看信，重逢的希望落空，通过多方描写，将思妇复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作了完整而深入的刻画。而就在思妇的相思苦闷发展到顶点时，诗却在含蓄得近乎平淡的意象中结束，余味无穷。

　　《饮马长城窟行》的独特构思，清新、质朴的通俗语言，真挚而深厚的真切情感，代表这一时期边塞军旅诗的风格，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成为脍炙人口的历史名篇，受到历代诗评家的赞美。

　　古乐府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据传是为匈奴虏掠的才女蔡琰(字文姬)，十二年后从匈奴重返中原故土途中，百感交集，遂借用胡地的胡笳(一种形似竹箫的乐器)音调所创作的琴歌作品，一章为一拍，共十八拍(章)，故名《胡笳十八拍》。

　　《胡笳十八拍》叙述蔡文姬一生的悲苦遭遇，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抒发了对祖国、乡土的思念和不忍骨肉分离的强烈感情。

　　东汉才女蔡琰，字文姬，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

　　东汉末中原大乱诸侯割据，蔡文姬为匈奴左贤王所掳为妻，生育两个孩子。曹操统一北方后，花费重金赎回。《隋书·经籍志》录有《蔡文姬集》一卷，后失传，只有《悲愤诗》二首和《胡笳十八拍》传世。

　　第一拍至第十拍概述处于乱世的蔡文姬为匈奴人所劫掠，身在胡地的她无时不深沉地思念、眷恋故土己乡：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烟尘蔽野兮胡虏盛，志意乖兮节义亏。对殊俗兮非我宜，遭恶辱兮当告谁。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

　　“戎羯逼我兮为室家，将我行兮向天涯。云山万重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猛暴兮如虺蛇，控弦披甲兮为骄奢。两拍张弦兮弦欲绝，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越汉国兮入胡城，亡生失家兮不如无生。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鞞鼓喧兮从夜达明，胡风浩浩兮暗塞营。感今伤昔兮三拍成，衔悲畜恨兮何时平。

　　“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禀气含生兮莫过我最苦。天灾国乱兮人无主，惟我薄命兮没戎虏。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寻思涉历兮多艰阻。四拍成兮益凄楚。

　　“……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一生辛苦缘离别。十拍悲深兮泪成血。”

　　第十一拍至第十八拍描述描绘离开居住十二年的塞外胡地时，抛别两个亲生幼子的隐隐哀怨。

　　“我非贪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当埋骨兮长已矣。日居月诸兮在戎垒，胡人宠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耻，愍之念之兮生长边鄙。十有一拍兮因兹起，哀响缠绵兮彻心髓。”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与儿兮各一方。日东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随兮空断肠。对萱草兮忧不忘 ，弹鸣琴兮情何伤。今别子兮归故乡，旧怨平兮新怨长。泣血仰头兮诉苍苍，胡为生我兮独罹此殃。”

　　郭沫若认为《胡笳十八拍》是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由此，郭沫若断定《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被胡骑所掳后所写的作品。

　　《代出自蓟北门行》为南朝宋鲍照所作，属杂曲歌辞，是为南朝诗坛的一朵奇葩。

　　“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全诗通过边庭紧急战事和边境恶劣环境的渲染，在突出表现壮士从军卫国、英勇赴难的忠良气节的同时，穿插胡地风物奇观的描写，是南北朝时期罕见的接触边塞生活的名篇。

　　南朝·梁徐陵所作《关山月》一诗，用汉代乐府古题吟咏汉代故事，从征夫角度描述因战事而离别的征夫与思妇间的相思衷情与哀愁。诗云：

　　“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星旗映疎勒，云阵上祁连。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星旗映疎勒，云阵上祁连。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徐陵奉命出使东魏，后因侯景之乱，被迫留在邺城达7年之久，不得南归。《关山月》就是作者于这一时期写下的一首描写边塞风光与将士征战的军旅诗篇。

　　全诗虽只有简洁的八句四十个字，但写得情景交融，作者通过其功妙的艺术构思，简洁的语言，成功地呈现出一幅征夫思妇的互念互思的情感相思图，表达出诗人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心情。

　　《折杨柳歌辞》系北朝时期的五言绝句组诗, 共五首，出自《乐府诗集》,作者已轶，收入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内容相贯，主要为征人临行之际与其亲人、好友相互赠答之词。

　　折杨柳是古代送别的习俗，送者、行者常以折柳作为惜别的象征，取柳者，留也之意。

　　《折杨柳歌辞》诗以刚健之笔抒温婉之情，于爽健之中寓缠绵之情致，写征人遥望漫漫征程，与亲友依依惜别，对未来充满迷惑与不解的沉重心情。诗有议论，有描写，场景阔大，给人一种阳刚的美感。是对后世文化风俗有重大影响的乐府文学作品。

　　南北朝后，隋代诗人大多都有征战的经历，从军、出塞成为诗人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使边塞军旅生活题材的诗歌创作成为一种普遍趋向，以至出现多位诗人同题唱和边塞军旅诗的盛况。

　　另，诗歌体裁既有歌行体，又有近体绝句的并行推进，也有力地促进了隋代边塞军旅诗的蓬勃发展。

　　在隋代诗人中，创作边塞军旅诗最多最具成就的当推隋炀帝杨广。

　　杨广的边塞军旅诗刚健豪迈，气势如虹，代表作有《望海诗》、《白马篇》、《临渭源诗》、《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和《饮马长城窟行》等。

　　杨广《饮马长城窟行》，为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杨广西巡张掖是所作。一说是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三月杨广率军百万亲征辽东时所作，此次用兵于当年八月无功而返。

　　《饮马长城窟行》以萧瑟秋风起笔，直叙先圣“横漠筑长城”的初衷和目的，接着描写撞金、击鼓，“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的宏大场面，最后抒发出功归言旋的豪迈气魄。

　　杨广另一首边塞军旅诗《白马篇》，塑造出一位武艺高强、能征善战、以身许国的白马将军形象，将细致的人物刻画与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有着千古一帝之谓的隋炀帝杨广，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伟大诗人，流传下来的边塞诗、抒情诗和宫体诗，被收录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就有44首。杨广在推动中国古诗歌艺术发展方面贡献突出

　　后世文人对杨广边塞军旅诗评价极高，认为它们是“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不少都是千古名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隋炀帝一洗颓风，力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是也。

　　唐太宗李世民就认定隋炀帝诗文辞奥博，可谓尧舜之言。因此，他常不自禁地吟出隋炀帝诗，并击节叫好，以至把隋旧庭里的乐官请来，将隋炀帝诗谱成曲，一起唱和。

　　隋代的其他重要边塞军旅诗人和其代表作有卢思道《从军行》、杨素《出塞》、薛道衡《昔昔盐》《出塞二首》、王胄《白马篇》《纪辽东二首》、虞世基《出塞二首》、明庆余《从军行》等。

　　隋代边塞军旅诗的突出特点是，集中体现为集体创作，诗歌风格已超越南朝，从而为唐代边塞军旅诗的形成与发展典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作者简介：朱乐尧，江西南康人，1952年7月生。1970年冬应征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服役，1978年高考后带军职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82年7月毕业后，到辽宁财经学院(今东北财经大学)任教，从事农业、农村经济和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1983年5月退出现役。先后发表农业、农村经济和经济学研究论文200多篇，出版《经济学通论》《回归农业》《环城农业》《走向明天的国有企业》《区域经济的组织与管理》《产业配置经济学导论》《关贸总协定概要》等专著13种。近年转向文化休闲类读物写作，已完成《故乡记忆——并不只是发生在赣西南一个小山村里的故事》一书创作。自2021年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