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徐甲子将他的首部诗集命名为《纸上的时光》(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5月，门里诗丛，席永君编)，但我并没有依望文生义之法从中得出何种结论，我想他不过是随意挑选了一个他喜欢的词和词组，仅此而已。至多，我想到了“纸上”或只是一个掩体和借喻，而“精神的时光”才是甲子真确的心境和秘密的表达。但读完诗集，我一下子即想到了“时间简史”对其诗的全覆盖和紧勾连。

　　对命运之结的反复逼近、试探、梦呓、解扣和疑惑，是甲子诗写的主体核质。由此在荡开、深入过程中导致破茧出来的是生命、生死、灵魂的叩问和索解，乃至哲学的进一步生成与巩固。想一想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生有多长、死有多久，这些问题，总是让人时想又不敢深想，因为一旦没想成哲学家或诗人，一定会想成疯子。

　　我和徐甲子是同时代生人，我们真是“有幸”呀，四十多年间，灾荒、文革、独生子、下岗、下海、非典、从传呼到3G、地震，还有今天上午的五百年一现的日全食，全遇到了!古代一千年的时光，如今我们一年就度过!如此的“发展”速度，是把地球发展健康，还是发展成疾：一吨一吨越来越稀薄的原煤要多少森林来衍变，一桶一桶越来越枯槁的石油要多少恐龙来埋葬?难道我们人类真想提前毁灭自己并亿万年漫长至又一个文明纪元的到来，让一切归零，再重新开始?如此的快，难道不是慢和倒行逆施?扯远了，我们还是在甲子的诗中来窥找无常的时间命运吧。

　　如果说“我坐在悄无声息的房里/以呼吸和时间抗争”(《一只蜘蛛，轻轻爬动》)是对一种凡界生命观的指证，那么，“当生命溶入流动的气体/那只仍在高烧的耳朵/是另一朵开放的葵花”(《十四朵向日的葵花》)则是对一种神的时间观的膜拜。诗中，关于生与死的思辩几乎成了一道公开的主脉：“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上帝思绪飘飞/感谢这不停的生命之蹄而/马蹄奔跑的意义仅仅是我们对生命的渴望吗”(《生命的马蹄》)，“活着也不容易/朋友见面 只要活着/无疑是件幸福的事情”(《活着》)……

　　他敏感、专注于生命以各种质态一滴一滴檐水般流失，一点也不粗枝大叶。

　　从一九八八年到二零零八年，二十年百余首诗，我注意到甲子无一例外地在他的每一首诗后均标注了创作时间——当我正为那首《我们的香港》没有标注时间而惊讶时，却在随后的阅读中发现我上了仅仅是排版装订错误造成的当。我还注意到，二十年间，甲子的诗写活动是连续的，没有出现时间断裂的峡谷。生命的节点，略等于诗歌的节点。这说明，写诗已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一九八八年，甲子发表诗歌的时候，英国人史蒂芬·威廉·霍金发表了《时间简史》。通过科普，霍金把宇宙说通俗了;通过诗歌，甲子把哲学说通透了。

　　除了对时间无尽的沉湎与纠缠，甲子还有堪称高手的设局和破局的手段与嗜好。

　　仅翻读诗集的前三首诗，我就读到了三种设局：“就在雪中 豹/张开大口 目视前方”(《雪中豹》)，“一尾鲜亮的鱼/游在我的梦中”(《梦之鱼》)，“微弱的灯光下/一只蜘蛛 轻轻爬动”(《一只蜘蛛，轻轻爬动》)。甲子设出的局，往往是深如黑井的危局。当他看见读者顺着他的局走下去而不能自拔时，他远远地笑了，并反手打开了一道漏光的窄门。让读者及其思想、语言、技艺入局，并与之博弈，是他纸上的快乐时光。哪怕设局死亡，他也心静如水：“我设想一千种死亡的姿势……/每一种设想/都是我最后的企图”(《永远的草原》)。在甲子的观念里，他并不在乎“诗人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他是如何将自己的经验传达给我们的”([美]苏珊.朗格)，他试图告诉读者的是“诗人创造了什么?他是怎样创造的?”

　　此外，甲子在诗写路数上也是蛮有想法的。他的创作主体为抒情式的“知识分子”型，如这样的句子可代表其倾向：“在更远的山上 圣人啊/你双目低垂 冷漠如冰/杰出的容貌令我寒心”(《倾诉》)。他也写很“民间”的口语型诗歌，如《中国：拳击运动》等。他甚至也创作有民谣型的作品，如《春花》。

　　至于他的诗写题材的广泛性，哲思的，爱情的，工业的，纪游的，政治的，等等，我这里就不赘言了。因为诗歌艺术的高低与题材无关，只与对题材的处理技术有关。

　　《纸上的时光》收入的只是作者发表过的作品，而就我个人的阅读旨趣来说，我更留意那些作者自己看重但官方刊物不予采纳的作品。无缘于甲子的“抽屉诗”，是我今夏阅读的遗憾，也是这本诗集的遗憾。

　　最后，让我们在分享甲子深谙其道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关于时间的精彩论述中结束本文吧：“假如我们知道什么是时间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由时间做成的。造成我们的物质就是时间。” (《作家们的作家·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