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的第一本诗集《偶然》的出版纯属偶然，那么，这本 《必然》的出版似乎有了一点先兆和必然性。

　　作为知名学府的一位资深教授，几年前，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花甲之年遇到全新的挑战和困惑，感到自己走进了一条峡谷，四面都是无路可攀的山峰。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怎么走进了这样的峡谷，只知道花了大约四十年的时间，几乎耗尽了所有的黄金岁月。毫无疑问，我不可能从头开始，再重新规划自己的来路，而只能以这里为营地探寻未来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的路，但四面的山峰似乎座座都很高耸和陡峭，近乎无路可走。

　　像大多数同事和有类似经历的人一样，很长一段时期，我一直把在知名学府里当教授作为人生的目标和归宿。的确，在2000年晋升为教授的头几个月里，我也一直比较亢奋，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书架上的书似乎都在向我频频招手，甚至有点邀功领赏的意味。校园中的枯草枯木都有了生命的气息，这正像1989年我刚刚来到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的情景一样。当时感觉这所著名学府的一切都与众不同，我在朱自清先生写《荷塘月色》的原址的石阶上久久伫立，想象着1928年的情景，怎么都不能理解朱先生当时到底是怎样的心境，但却觉得出淤泥而不染应该成为知识分子毕生的追求。

　　但几个月后，当上教授的喜悦感荡然无存，伴随着职称问题的解决和长期压力的释放，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些问题就像水中漂着的葫芦，总是顽强地漂上来，压下去又漂上来，再压下去又漂上来。尽管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几乎人人都会遇到，譬如世上到底有没有爱情和真理，值不值得认真求索和追求;男人喜欢女人的美貌还是她的善良;女人喜欢男人的伟岸还是他的才华，抑或是权力和金钱。在童年时代，这些似乎都不是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以前看来标准和毋庸置疑的答案似乎并不全对，我一直纳闷这到底意味着自己是成熟还是堕落了。还有比如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些问题随着夜晚的来临也会像幽灵一样在不经意间爬出来，其实幽灵本身就是一种“幽灵”，谁又真的见过幽灵。

　　另一方面，我不无遗憾的注意到，像很多的同龄人一样，自己在很多领域的研究基本上都乏善可陈，既不能摘取学术皇冠上的明珠，又不能解决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尤其是在自己的学术领域，我感到取得突破已无可能，既难以越过波特和明茨伯格等人垒砌的高墙，也无法再和年轻一代的学者竞技。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局限和悲剧。

　　偶尔，我会翻阅西方哲学和介绍西方哲学的著作，深感大师们深邃的目光已经穿过了几百年的历史时空，现在我们研究的很多问题和发表的成果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且还常常断章取义。 先哲们千百年前就提出了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样的命题， 而自己和很多人却还在为怎样才能博得听众的一点掌声或怎样帮助企业多卖几件商品而津津乐道或大伤脑筋，先哲们天堂有知， 又会做何感想? 每当自己想思考一些哲学问题和试图寻找有关研究课题时，不知为什么我总会不情愿地想到堂吉诃德的风车，不无滑稽和无奈，

　　坦率地说，我是一个事业上有追求的人。像多数人一样，童年时代也有很多梦想，其中之一就是成为诗人，但是，阴差阳错，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先是十几年的工程技术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后来是近三十年的战略管理教学和研究，我与诗歌脱离了关系。但诗歌是我的初恋和最爱，人们常说的“文笔好”也一直是我的骄傲， 既然专业上再取得更大成绩已不太可能，探索哲学问题要补的课又太多，何不借助自己的文学爱好写写自己甜酸苦辣的人生。然而， 看过中国众多优秀诗人的作品之后，发现文学园地已春色满园。每当这时，我刻骨铭心的感受就是江郎才尽。

　　前述的困惑和文学上无所作为的缺失曾经给我带来烦恼和惆怅。然而，我又是上帝的幸运儿，我的诗歌《什么是祖国》《大变迁》和《圆明园的秋天》在《诗刊》和《诗林》发表后受到读者的 关注和好评。诗集《偶然》也受到广泛关注，这些都是对我极大的鼓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我的新作《必然》。

　　诗人娜夜写过一首《个人简历》，诗中写道:

　　使我最终虚度一生的
　　不会是别的
　　是我所受的教育和再教育

　　我个人的经历和教育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我的诗歌写作上，就是在强调逻辑和严谨因而避免空洞和凌乱的同时可能陷入呆板和僵化; 在强调战略思维和视野因而避免短视和偏见的同时可能失去活泼和清新。怎样将前两者融入诗的情怀和浪漫中也许是自己未来努力的方向，毕竟自己几十年的阅历也是一种财富!

　　诗歌欣赏和创作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愉悦和满足。在我人生的旅途上，她有时是高山瀑布，有时是小桥流水;有时是丰盛的大餐，有时是清淡的小菜; 有时是愤怒的呐喊，有时是耳边的低语。 她让我看到了心灵的曙光，体会到玩味的乐趣，给我带来了诗意的生活，让我站在又一峰巅上尽情享受天边绚丽而多变的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