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中两位都是诗歌大家（前者名望较早一些），且大半生献身于长诗经营中。二人同样也是诗论家，并各有一篇关于长诗的论说为笔者所幸见到。中外诗歌理论不少，而我目力所及长诗专论此为仅见。因我也写有若干百余行量级的长诗，故对此兴趣尤浓。当然我胸中存墨就这一两点，不敢妄说什么精言僻论，只是通过不成模样的“对比”，逼自己细读学习而已，不畏方家见笑。

　　欧阳江河《火星人手记:关于长诗手卷》约9,000字，见于2017年5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之作者《长诗集》书末，由121则片段组成（序列缺“92”）。

　　顾偕网文《矫矫劲质话长诗》（中诗网及作家网）约3,500字，作于今年5月13日午后广州的暴雨天，分长短相间的十一个自然段。

　　欧阳、顾二人诗风迥异。前者是我国现代主义诗风的代表，注重以词语为核心透悟世相，贯穿大视野中冷抒情的哲性思索，诗风青睐场面拼接，时带戏谑。后者在包括政治抒情诗的众多抒情长诗中（自命为新型“史诗”），融人类亘古情怀与对大时代的思索为一炉，意态饱满激越。不同的诗学理路，使二人对长诗的论说采取了不同的着重，表现出不同的追求。但相同的是他们诗人而非纯理论家的身份，这使他们的表达都依循跳脱的思想闪光，回避按部就班的条分缕析，欧阳更是点到即止，这让读者在理解上要费一番脑子。

　　欧阳江河）

　　欧阳在文章第88则明挑：“长诗写作的根本秘密是:寻找文本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联”。继言“挖掘出深藏在关联背后的诗歌逻辑。”（89）另一方面，他“转向长诗写作的综合性与总括力。”（118）故此，一般观念中的外在讴歌是不够的。而“内部世界”有无限蕴藏，如他在长文行将结束时表达的困惑：“从人身上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神。”（120）

　　欧阳文的前三分之一强（45则前），大致上先断片式讨论了一个于人们较陌生的自造概念“反词”（前27则），其后偏向关注受译入语影响下母语写作的新变。

　　“反词”奥义是笔者识力所不及的。在作者提示它“是被‘读进’文本的，“在使之软下去的东西里硬起来”（3）；它“将它所不是的那些东西呼唤出来,却又不打招呼,扭头而去”（5）；在“大众媒体和电子手段‘闯入文明’”的当代（24），诗的语言构造与传统概念上的明晰拉开了距离。原文无例释，查其有详释的专文《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片段自《新诗评论`12·2》），言反词“应该从广义上被理解为文本内部的对立语境”，词与反词的相对存在“不带权威性的作用”、“不强求一致”。

　　笔者依浅见斗胆解读：反词的意义有赖作者暗示后读者的阅读补充。它刻意脱离了词的本意而扭曲重解，容纳原来没有的内涵，以此谢绝了循规蹈矩的溯源抒情。就此线索重读欧阳的代表作，如《马》中的总结“马之不朽有赖于非马”，如《凤凰》中的“凤凰”。琢磨它们同传统审美认知上的间离，可望对这一概念有所把握。

　　28-45则讨论重心在母语与译入语的相互作用方面。其中第40则谈的是翻译提炼出原创性。而容忍不了这个的被作者称为“庸人”。我理解其言下所指——翻译过来的语言不应被所谓“地道”的语言所束缚，借助翻译工作，新语风应当被不甘“平庸”者接纳。

　　欧阳在第18则表述“横财写不出史诗”，意谓在史诗这种需要漫长劳作才可达致的文学品类中，灵机一动所占有的比重是很小的。

　　46则之后作者于长诗本身有更聚焦的言说，他强调“对‘无’的取出”（90），如49则所言，“写着制作了飞翔,却拿掉鸟儿”——“形”去而“势”存。不着痕迹的不空之空，将思想混融于无形，是上世纪90年代诗界关于“物质的非物质性”、“不及物”等的技术讨论的孓遗，也能听到后现代去主体化思维与恒常之道轰然碰撞。

　　长诗写作可“投放”到不同的电子时代场所，“去形成新的乡愁”（79）。这是对长诗在场感的体验，触及当代的人情感追溯方面的变化，具有启示性。写作取向上，欧阳一处讲得较通俗：“写,不是搭建思想的高蹈的脚手架,而是向深处、向暗处挖掘。”（91）

　　关于为人瞩目的“真”，他在“诗歌逻辑的大是大非”（98）高度上，断言纯真失效，“只有不纯洁的本真之真”，这两种“真”的区别，引人思考。而连带着，“善也失色”。但后面他又保留了“极善”，具体含义如何则未知。

　　欧阳说：在“这个混乱的年代,美已经不是最高事物了”（46），“次要之美”（95）的提出是他的独家说法。他依傍庞德的作品宣说“美”不应该被诗趣味化，诗当有“病与痛”，并扭转为智力问题。

　　“伟大诗歌核心处‘必然如此’的品质”（103）又是一种新颖概念。有鉴于它，作者想到的或许是关于自由的规约？

　　108-110则讨论诗歌原创性，“变形的原创写作”、“重写式的原创写作”作为另类原创，112则“不写的东西,写坏的东西,有助于我们更广阔地理解长诗的本质”提出一种“反”创作、“反”阅读，都给诗者和读者带来启迪，与全文开篇提出的反词比读，发人深省。

　　笔者小惑：因目睹世态的激烈变迁，引欧阳发出“外星人需要文学吗”（55）这样出人意表感慨，或许是杞忧之言？有的戏谑也挺没边儿的—— 调侃英语调到“美国黑人一说起来就像在做爱。”（41）走不出自己主观的促狭，反暴露了自己。而他断言诗歌“始终还处在变的过程中,始终还是问题,而不是答案。它还是问题构成的炸弹。”（63）这种说法在断代上有意义，从历史深处看，诗歌什么时候又有答案可言呢？

 　　欧阳不少格言高度简约，如在强调冷抒情的时候，第72则却有一段语焉不详的话：“在抒情诗搁笔处,莎翁的戏剧只好搬到长诗里去继续上演。”若此岂不是认为长诗仍当接纳莎翁那浓密的抒情？与此同时，欧阳不离不弃还是穷溯于对“词”的考究。他强调长诗用词和诗意偕行的更新与“杂”性，以至说出“长诗写作必须重新学习中文”（65）。

　　顾偕）

　　与其别篇相仿，顾偕的长诗专论又是喷涌式地呈现其思悟。他的长河般文本织体密不透风，高浓度而观念层出的思辨行文又总是婉曲地表达。他不一定属于的自造词是偏于描述式的，如“沉忧”、“哀调”、“绝望而又豪迈的充沛的沉迷”、“逝景般的骄傲”等，“肉体的理解力”这样的奇葩概念闪烁其间，令阅读者目眩神迷。而像“沉重的活力引领着优美,使揭示之光照彻了天空,也使苦行者的信念,就此有了诗卷名副其实的重量”。这种诗性散文句式的回旋，显然含有一系列的属性呈现：有活力，而活力是沉重的。其引领的优美同时构成了揭示，这种揭示触及了苦行者的信念，由此给“诗卷” -“诗篇”的美称 - 不断带来了重量。

　　换一种表达，则是“艺术是一种重新展开生活的机会,而长诗则是永远徘徊在世俗秩序之上最为生动的思想命运故事。”他甚至恍觉：“惟有长诗才能同未来和灵魂交流。”从积年沉淀而来的感触出发，顾偕比喻长诗为“心灵与形式的征途”。

　　另外，他说到长诗“重新铺开世界情绪永远的起点”，是对他在别处关注过的“人类情绪史”的延伸思考，强调长诗在世界层面的根源意义。

　　在情操要求上，他认为长诗是“一种陌生挣扎中的拯救与信仰”，“让心灵信念免于消极和仇恨”。长诗又像是“由内涵的悲壮所能涌出的颤抖的崇高”，体现出诗者的情感深度。在前人的优秀长诗中，他看到挽歌与英雄诗歌的结合。在细节方面，作者尤其提出了它“既是思想的坚忍又更是自然一直的陪伴”，细致入微的描写功夫需要坚实的思想带引下与境遇融合。

　　与短诗相比，长诗理当“价值与意义更为厚重”，应使人们看到“更多的精神解放”、更“深掘人性”，虽然也不免有“欲望过度的复现”。

　　顾偕重提自己在旧作中表达过的领略一部长诗要在心理上做好的“三点审视准备”：1、题材开掘后的意象寄寓；2、系统与张力；3、长诗的使命和思想喻示。这少有的归纳总算给长河文体增添了清晰度。

　　“张力”与“魄力”的区隔是顾偕讨论的重点，也是一般人目力所未及处。张力要有控制，而他对张力的吁求延伸及对长诗的超高要求，以至说出如下的话：有激情而乏对“现实和历史意识深虑”的话，“长诗就算在为天地动容的气象上完成好了”，其实质也只是“一种艰苦写作”，而文本“还是未有实现整体寓象的澄澈与通达”。“光有激情是不够的”，思想领先于激情，正如他在《从看不见中看到》一文中所言：“抒情不是诗歌最终的命运。”这是于传统长诗写法的反拨，而我们阅读欧阳江河的长诗，也可品味到两人在这一点理念上的共通之处。

　　顾偕提出要有“总体情调的自然”。长诗的整体性是一般都能想到的，而作者更将之提升到“灵魂整合”的精神高度。雄文终时，他最后说：长诗“像是注定要有一些至关重要划时代的展示”，作为“梦想创造者”的诗人，会用一部史诗进行“本质与愿望的沟通”，令“终极艺术冲突”“意外达成一种共同消灭死亡的梦想的和解。”

他仿佛看到了长诗“循环的命运”，而“史诗统治一切”，则是他本文最后的呐喊。

　　欧阳、顾两位观念交集处，依我能见有以下四点：智性及之后）

　　顾偕强调智性，他在文中说长诗是“使智性愉悦的凝重坚执的自我呼应”。“智性愉悦”于顾偕，指向的是他一再申说的思想以及由思想而来的乐趣，而有思想的幻景则标明作者心目中漫漫征途上的长诗必当是理性与浪漫的结合。

　　欧阳对此有同而不同的体悟。虽然后来在79则，欧阳考虑过“长诗作为一个笼罩的装置,能否把它投放进思想的密集劳动矩阵去生产”，但先此，他说过“当观看来自思想的驻足,来自知止”（50），讲的是思想是必要的，而思想表达之后的敞露的空间也是很可玩味的。

　　他在后说出，“现代主义文学范式是为‘坏’与‘讹’准备的。……现代性 ……同时是心智的自由和奴役“（77），这里同时都关注到了心智的正反两面。

　　幻景/境）

　　顾偕说：长诗是“深刻化开启以悟性为起点的非凡创造的精神幻景”。

　　于欧阳：“长诗文本,有时会悬搁于幻境建构之上。”它“通常又耸立在现实建构的消解和雪崩之上。”（106）这呼应了93则里认为的长诗有可能“必须”“脱离‘现在’”(93)。然而，在同样106则内，他接着说的“杂语式的长诗文本,拒绝导向生活与写作的完全分离。”这反过来又一定程度消解了上面说的长诗与现实的分离。

　　复调 – 内蕴 / 真实）

　　二人都提到长诗的复调，但都没有过多停留。欧阳如此神秘地表述：“复调文本的长诗,必须引入先知般的哲学辨认…… 以真身进入内蕴写作。”（104）涉及诗人的素质要求。顾偕则认为“感知的复调始终在以沉着冷静的发现流畅地重奏”。这里无疑说的是诗歌形态。

 　　另外顾偕说的“长诗通过一些神秘而神圣的行为,仿佛一直在寻找一种更为真实的存在”，相似于欧阳的创作神秘化表达。前者强调更高的真实，可超出现实以外，而欧阳的“真身进入内蕴”或可理解作一种内心真实？

 　　强化或消失？）

 　　“至烈的奋战”、“禀赋雄健”、“恢弘的穿透力和剖析力”，顾偕文中此类夸饰语不胜枚举，一再强调着他所倾心的长诗的战斗性，体现其顽强诗风。（创作于2006年的《落基山脉》（约900行），可隐见向人类长诗巅峰之一《马楚·比楚高峰》致敬甚至较量的心思。而形成对照，欧阳江河敏感于长诗“渐渐地泯灭自我”（56），“我要绝决地地带着自我身上本我和鬼魂一起死掉”（58），依此，诗歌走向无我，从而似乎也走向了更加“有”的“空”。（重温49则的“制作了飞翔,却拿掉了鸟儿”。）

　　虽然一般说诗歌不景气，但它依然是人类精神最集约且情与思最精粹的表达。至于长诗，几十年来勇于创作的代不乏人。以上分析的两篇长诗专论，欧阳是散点启悟式的，常常独出机杼地将诗论成“非诗”；顾偕文则诗性充沛，更贴近原质。不同的诗学追求，联系二人的创作实例，当可揣摩何以顾诗正音多而欧阳诗则变调杂。

　　它们各自是否还有更多的潜在意涵，自是有待于更深一步的领悟。

           　　2022.12.7 – 13广州哪怕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