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庆胜是我钦佩和关注的六〇后评论家，胡松夏是我钦佩和关注的八〇后诗人，至于原因，当然是“始于才华，终于品德”了。品德我自然毫不怀疑，仅就他们的才华和成就，已让我望尘莫及、望穿秋水、望洋兴叹了。

　　近年来，除其他著作不说，仅评论许庆胜就有《铁凝小说艺术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廖奔先生题写书名)、《苗得雨诗文赏艺》、《许庆胜序跋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廖奔先生题写书名)、《蔡氏四兄妹诗歌研究》、《峭岩艺术多维度突破实证省察》、《张庆和文学创作艺术》、《散文小说化的浪漫骑者——巴兰华散文欣赏与研究》等多部有分量的著作出版并多次获奖，另有《张文台书评》《唐德亮评传》《柳明瑞评传》等多部论集在出版或创作中;胡松夏则有长诗《绿色笔记》《金戈铁马》《铿锵之韵》《共和国乐章》《烈火青山》《诗记雷锋》《甲午》《山河》等一系列佳作出版并引起轰动。而我这个夹在当中的七〇后，本应跟他们的平均值不相上下，但实际上至今仅出了一部《贺敬之诗文艺术摭论》，成就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也，差距可谓地下天上矣。

　　评价一部文艺论著的成功与否，笔者的观点是：要么给你心灵的震撼，要么给您艺术的启迪，要么给你知识的营养。《诗坛胡松夏现象解剖》这三点是都具备的。那么，有哪些特点呢?

　　一、见解的深刻性、犀利性、穿透性

　　许庆胜认为，“艺术创作就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曲折’的表达，故意隐藏表达主体的指归，而让欣赏主体在解‘曲’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审美愉悦，以提升自我的人生、艺术境界。这个‘曲’的设置是见众多艺术家的功力标准之一。”(《赋予“达意”之物以诗歌奇异的身份》)

　　其实，前人已用“文似看山不喜平”概括过，但这个“不喜平”说得太笼统，没有许庆胜说得更为具体明晰、更具有指导性和操作性。这里的“曲折”，对于相声来说就是设置包袱、抖开包袱，对于戏剧来说就是设置悬念、揭开悬念，对于小说来说就是设置伏笔、“公开”伏笔，对于叙事诗来说就是设置矛盾、揭示矛盾……其实上面的“包袱”“悬念”“伏笔”“矛盾”，都是一个意思，是从文本的总体构思上来说的。而对于文本的段落甚至每一个句子特别是诗句来说，许多情况下也是需要“曲折”而非“直达”的，即“含蓄”而非“直白”的。胡松夏的诗句就是这样的：

　　“凝聚，朝着黑色的死亡之旅不断加速/公然背叛时令/在黑夜，高举火焰/焚烧黎明前的露珠/从一朵花抵达罪恶的距离/可以漂洋过海”(《甲午》)

　　笔者与许庆胜“英雄所见略同”，意思是清朝时英国等鸦片贩子运鸦片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但，“胡松夏的诗句连‘鸦片’二字都没出现!”不管你读过还是没有读过《甲午》，应该也猜个八九不离十。这样的诗句既含蓄又张力十足，令人激赏。这就是当代诗句应该有的特异功能——特质、特征、特效。

　　许庆胜指出，“现在流行的很多长诗创作，创作模式几乎是一致的，基本是叙事诗的拉长，注重了故事的完整性、逻辑的明晰性，构思简单，接受容易，读一遍基本上不用读第二遍。强调的构成要素不外三种：情节的波澜壮阔、人物塑造的丰满性以及环境的丰富性，仔细打量其实皆是长篇小说的分行化而已。这种模式一直以来总是作为凝固的定律在左右着长诗作者们的创作运行轨迹，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甚至直到今天，长诗模式几乎没有大的改观。尤其是句子的结构上努力程度不够，仅仅为了讲清故事，没有许多诗意的创造性，或者说不是诗句!”(《赋予“达意”之物以诗歌奇异的身份》)

　　许庆胜对现当代中国新诗长诗的通病可谓切中肯綮，不过这是指整体或曰普遍现象来说的。但许庆胜的话为长诗创作者或尝试长诗创作者敲响了警钟，应该杜绝至少要减少这种通病。“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长诗创作者或尝试长诗创作者在向前辈优秀长诗诗人、同辈优秀长诗诗人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多在创新创造上下功夫。当然，在当代，我们是有优秀长诗诗人和优秀长诗的，王久辛和他的《狂雪》就是啊，马新潮和他的《幻河》就是啊，峭岩和他的《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就是啊……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诗歌的古老国度来说，对于“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的时代来说，我们的优秀长诗作者和优秀长诗实在是“不成比例”。也许正因为此，在长诗创作上做出突出成绩的八〇后诗人——胡松夏才引起了许庆胜的关注和研究，关注和研究“诗坛胡松夏现象”。笔者认为，胡松夏的诗作的确具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种“看出事务‘另一种风貌’”的神韵。

　　许庆胜揭示，“与当下青年诗人们注重自我、以我为中心、重复抒发浅薄的个人化意识相比，作为军人的胡松夏爱国情感显得奇峰突兀，着实让人倍增对祖国往昔历史的深重关切。”(《因忠义守节而流芳百世——评〈苏武〉》)

　　笔者高度认同。关于“当下青年诗人们注重自我、以我为中心、重复抒发浅薄的个人化意识”的现象，可谓普遍。浏览文学微信圈，仍旧或多或少地弥漫着“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的迷雾，仍旧有一搭没一搭地散发着“告别”“躲避”“远离”的颓废、腐朽、萎靡之气。因为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的固化思维，所以许庆胜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借用外国人韦勒克的话——“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或‘效用’，它不单纯是个人的事情”，对这种不良现象(思潮)进行了批驳。他说：“诗歌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说成是‘个人化’‘私人化’的事情，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躲避、脱离和断绝与社会的联系。”他认为，“诗歌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分支与构成应该去发挥它的职能或潜能，当下诗歌必须重提和实践它的良性社会行为，诗人们应该和必须以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来实践诗歌的维护社会和谐的最高宗旨……，重提和张扬集体主义精神魅力，也就是要处理好个人与集体、个体与社会的良性循环关系。”“在处理‘个人化’‘私人化’时特别有分寸”的优秀诗人之中，胡松夏具有极大的代表性，一直远离所谓“个人化”“私人化”的狭小天地。(《必须重提当下诗歌的良性社会行为——读胡松夏长诗〈诗记雷锋〉》)

　　的确，胡松夏的系列长诗，无不是这样的典范。

　　二、观点的鲜明性、独特性、启迪性

　　《诗坛胡松夏现象解剖》中的许多观点非常鲜明、新颖而且独特，给笔者不少启迪、启示、启发。

　　通过阅读、研究《诗记雷锋》，许庆胜强烈地感受到，《必须重提当下诗歌的良性社会行为》。这个观点极具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极有现实性和针对性。

　　众所周知，一段时间以来，受某种思潮影响，遵循人民艺术创作规律、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诗人和诗作被指责“失去了自我”，进而推崇无底线、无信仰、无担当的个人利益为中心、娱乐至死为中心的“私人化”写作，特别是后来逐步滑向专写情欲、肉欲、性欲的“下半身”深渊，诗歌染上了“铜臭气”“痞子气”“脂粉气”“西门庆气”，脱离了现实、脱离了大众、脱离了时代……污染了社会、污染了心灵，诗歌的“崛起”变成了诗歌的“滑坡”甚至是“塌方”式的“堕落”。这种诗歌的灰性社会行为、劣性社会行为、恶性社会行为引起人民大众的严重不满、强烈反感。因此，《重提当下诗歌的良性社会行为》是应有之责、必须之举、当务之急。

　　许庆胜认为，被运用到艺术中的理论、观点，就要用艺术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对待(此观点为笔者对许庆胜文章中的看法、观点、理论等的归纳总结，这样说更直截了当、明白无误)。

　　比如尼采说过“上帝死了”的话，传统观点认为尼采“狂妄”得“发了疯”。许庆胜则认为，“艺术创作要勇敢创造，不要一味模仿而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人云亦云，要打碎一切偶像就像‘上帝’这个偶像‘死了’一样，不要迷信偶像!尼采仅仅打了个比方，用了一个比喻就像‘上帝’是‘偶像’一样，结果传入国内都认为尼采既然认为‘上帝死了’，那就是他不信‘上帝’他发疯了之类，这实在是乱扯!”这样用艺术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释运用到艺术中的观点(或曰理论、名言等)实在是给人醍醐灌顶之感。

　　还有，尼采认为“超人”才有能力完成打破偶像(即前面说的“上帝”)的艺术创造的任务。什么是“超人”?形而上学者认为此“超人”乃半神半人，世上不存在，尼采是一种空想!许庆胜是如何理解的呢?他认为，尼采认定的“超人”就是“超出一般而具有非凡才华的人”，是指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而已!

　　以上两个例子，其实尼采是用了形象思维、打比方的说法，却被教条主义者机械地理解了。这就像杜甫的“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两千尺”诗句，运用的是夸张手法，在写出来之前并没有科学地去计算树的高矮胖瘦(也没有提前计算的必要)。但科学家沈括由于没有用艺术思维而用科学思维去批评诗句的不合理性，结果被后世诗论家当作笑话一谈再谈。

　　许庆胜在《胡松夏长诗“冲动”神秘破译以及与大师接续的显在可能》一文中说道：“在我的文学深层意识里，创造意识与创造成果是评判任何一位真正艺术大家的美学标准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艺术美学标准。”

　　此言不谬。创新创造是一个地域、领域、集团或个体发展的灵魂。科技领域如此，社会领域如此，商界如此，政界如此，文学界也如此。试问古今中外，能在文学史、诗歌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文学家、诗人，哪一位不是创新创造的高手?

　　《诗坛胡松夏现象解剖》中的不少看法、观点、理论启迪启发了笔者——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

　　三、论据的丰富性、多维性、广博性

　　为证明一个看法、观点、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当然更是为了用此看法、观点、理论支撑所阐释或曰解剖的对象，许庆胜常常是顺手拈来地旁征博引，好像名家名言名论名判的帅哥美女就在旁边排着队等他叫号似的，彰显了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本书中，尤以《自觉自如地喊来外物去表情达意——由〈京城春夜遇虞展〉谈起》为最。

　　为论证胡松夏诗句“春风万里聚春艺，河汉明月同入席”运用了陈独秀“反常化”的“状物达意”的艺术手法，文章一开始就指出：“要深层次地创作出颇具份量、令人瞠目的诗句，是离不开主体对客观外在诸物的选择借用和精妙搭配的。而要实现此种优质借用与精妙搭配的艺术目的，对客观外在事物的异常理解、定位及适当处理方式是首要的前提，即什克洛夫斯基所谓的“反常化”，但这种诗意的处理方式与反常化获得，没有诗意的天赋、从不自觉到艺术自觉的深厚艺术修养积累、频繁的诗歌艺术实践，是难以做到的。”随后，许庆胜通过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和“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来说明什么样的诗句运用了“状物达意”的艺术手法。

　　在第二段，关于如何评判作品，许庆胜引用了沃洛夫斯基的名言(引言略)，最终引到了胡松夏的诗句。为充分说明问题、强调问题，引起读者的关注或曰重视，许庆胜又先后引用了普希金、茵格尔顿、阿恩海姆、海德格尔、波德莱尔、托尔斯泰、陆文夫等中外名家与此有关的经验之谈或理论言论，从而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万物就在我们的四周环绕，花草鱼虫，日月星辰，云雾山川，纷繁多样，它们的艺术‘信号’也是多样纷繁，就看我们能否去积极地收集并充分地借用那些‘有意义的信号’，一旦发现、收集并借用了它们，我们的作品就会自然地神采起来。作为真正的诗人艺术家，我觉得这是责无旁贷的艺术义务，否则我们的艺术宝库会极度匮乏，会造成许多不足与遗憾的。”

　　许庆胜的引用是否过于繁杂?不能轻易地武断地下这样的结论，而要根据内容的需要来判断。

　　为什么许庆胜在文章中能如庖丁解牛那样地引用自如呢?笔者以为，这得益于他强烈的求知欲、深刻的理解力、极强的记忆力……他平时把时间都用到学习和研究上了。就在笔者给他作序的过程中，微信留言向他要相关资料，隔了一天他才进行了回复。这样的情况是常态化的，可能是他定期关注微信、回复文友(朋友)的一种习惯吧。他应该是一位痴迷写作的人，是一位视学习、研究、写作为生命的人。

　　前面，笔者对本书特点做了肤浅概括。

　　不过，既然题目起名“诗坛胡松夏现象和论坛许庆胜现象”，就需要对这两个现象的特征也作一下梳理归纳。

　　诗坛胡松夏现象的标志是什么?通过许庆胜的解剖，笔者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胡松夏是一位保持军人本色、饱含爱国情怀、富有责任意识，驾驭宏大主题、长诗创作为主、形成雄浑风格，善于反思镜鉴、才华卓荦不群、具有独特思维的八〇后实力诗人。

　　一、军人本色、爱国情怀、责任意识

　　在《因忠义守节而流芳百世——评〈苏武〉》一文中，许庆胜指出：“评判胡松夏诗人的优秀长诗《苏武》，我们首先应该提及的就是诗人创作此诗时的军人身份。为什么?因为在众多的属性不一的群体中，军人可能是最爱国、最严肃、最高尚、秩序性最强的一类人，他们在职责纪律极强的约束下，素质特别高，他们的爱与恨也表露得特别鲜明!”胡松夏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他说：“我认为，作为军旅诗人首先要拥有军人独特的视角，尤其是作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更应将创作的目标瞄准远去的硝烟或者未来的战争，从枪炮轰鸣的战场上搜寻属于军人的信息，这才是军旅诗人所肩负使命的另一种体现。”胡松夏的长诗正是始终流淌着“军旅诗人所肩负使命”血液的大作，军人本色、爱国情怀和责任意识，即作家诗人强烈的初心使命感，应是诗坛胡松夏现象最本质的特征。当然笔者也非常清醒，炼钢炉在炼出精钢的时候，也会出渣。不过，胡松夏是一块精钢，一块地道的精钢。这是不容置喙的。虽然他已转业多年，但这种底色、本色、亮色一直在他的诗歌文本中延续和光扬。

　　二、宏大主题、长诗体裁、雄浑风格

　　胡松夏的创作选择的都是关于家国命运战争的宏大主题，这无须赘述。好几部长诗的出版，也印证了他以长诗创作为主的艺术追求。因为关注的是宏大主题，且多与战争有关，所以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创作风格的雄浑气象。在这里，笔者想以《探〈山河〉背后的主题爱国爱民向度——读胡松夏长诗〈山河〉》为例，跟着许庆胜用胡松夏的诗句来领略这种风采。

　　《山河》创作完成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它的主题和风格，它表达的思想和情感，读者应该心有灵犀。

　　“敌人拒绝真正的忏悔/战争的鬼被搬进靖国神社/历史被漏洞百出的谎言/折磨得面目全非”。自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实施了野蛮侵略、对亚洲人民实施了残酷剥削。战败后，拒不反思悔改，不顾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把东条英机等战争狂人、杀人恶魔作为英雄请进靖国神社来祭拜，并且用他们编织的花言巧语蒙骗本国人民、欺骗世界人民。胡松夏的诗句就反映了这个残酷现实。

　　胡松夏质问：“为什么日寇总能长驱直入?/为什么敌人的屠刀可以肆意挥动?”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就会受欺。腐朽的政府总会被鹰瞵鹗视，缺钙的国度总会被分割肢解。他掩抑不住内心的激愤：“看到野兽/我多么渴望能够穿越时空/手握猎枪，一跃而起/用清脆的子弹歼灭所有的敌人”!这应该是所有中华儿女、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吼声和实际行动!

　　通过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胡松夏提醒：“历史告诉我们/对所有的敌人/必须，一剑封喉”。多么掷地有声!多么振聋发聩!多么激荡心灵!抗美援朝战争不是已经告诉我们了吗?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在当今仍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占主导地位的地球上，我们在处理国与国特别是与敌对势力的关系时，在贯彻社会法则的同时，不要忘记实施自然法则，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清代徐增说：“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许庆胜说：“通读长诗《山河》几遍，在波澜壮阔的硝烟与喊杀声里，我们窥见了诗人胡松夏的民族尊严与爱国爱民的崇高向度。”就是这种尊严与向度，铸就了胡松夏诗风的雄浑与壮美。

　　三、反思镜鉴、卓荦才华、独特思维

　　许庆胜有一篇《对过往尘封历史的重新回眸——读胡松夏部分历史反思诗篇》，把“历史反思”作为了一个诗歌品种。纵观胡松夏的长诗，主要是以历史事件(主要是战争事件)为承载点抒发情志的。笔者经常在朋友圈里见到胡松夏发阅读史书的照片，有的还加以简短点评。这大概就是他在史书中寻找灵感点、切入点，积累材料、总结经验、归纳梳理的辛劳吧。“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胡松夏创作长诗的目的应该在此。

　　许庆胜认为，长诗具有“创作上的巨大工程性、艰难性、罕见性、少人涉及性”。胡松夏具有创作长诗的“金刚钻”，敢揽长诗创作这个“瓷器活”。“他以自己天才式的长诗诗歌努力，的确在中国当今诗坛形成了一种难以绕过的长诗创作现象，仅仅几年之内就创作出版了五本长诗著作，而且根本没有‘疲劳感’，相反呈现的却是勃勃的有着‘突飞猛进’鲜明特征的态势，实在是令人振奋甚至是某种相当程度上的结舌瞠目!”胡松夏是如何形成这种“高歌猛进”的状态的?其实，“胡松夏对于大规模上的长诗创作最初也是充满惧怕感、疲劳感的，那种自信也是犹豫彷徨的，或者说他并没有大规模长诗创作的鲜明目标方向，仅是自然实验性的随之前行，他也没有想到能在四周之内，洋洋洒洒创作出了6000多行!”(此指长诗《金戈铁马》)许庆胜谈到胡松夏试验成功后的感觉、状态时，打了个妙喻——《黔之驴》中的老虎见了驴，最初是远远地不敢靠近，但经实验性的试探，最后不惧怕了，以致“断其喉，尽其肉，乃去。”后来老虎见了驴，根本无须考虑，直接上去就把驴干掉了。胡松夏为什么能够试验成功、一炮打响、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不否认“天道酬勤”，但他的文学天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道理其实很简单，杜甫五岁就能“开口咏凤凰”，他再付出99%的汗水，也比不上成年人累积的汗水多。但他却早早地脱颖而出了，这就是“天分”“天赋”的威力。胡松夏的独特思维主要体现在军人视角、注重从历史重大事件中寻找抒发情感的载体，并以此镜鉴当世，他成功了。

　　由上可知，军人本色、爱国情怀、责任意识是胡松夏现象的心脏，宏大主题、长诗体裁、雄浑风格是胡松夏现象的骨骼，反思镜鉴、卓荦才华、独特思维是胡松夏现象的血液，而“八〇后”则是胡松夏现象的年龄体现：四个方面缺一不可。

　　现在简单说一下论坛许庆胜现象。结合他的生平和著作，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专业的江湖之远的评论家

　　许庆胜虽然大学上的是政史系，后来也当过老师。但他和大学的文学教授、文学专业机构的评论家有着天壤之别，这就是：一个在殿堂内，一个在殿堂外;一个“居庙堂之高”，一个“处江湖之远”。虽然如此，但他的理论功底、理论素养丝毫不逊殿堂内、体制内的同侪;况且他的理论功底、理论素养是综合的，既有丰厚的中国古代、现当代的理论基础，也有广博的国外的理论基础，这就构成了他在评价、解剖、分析、赏析、评判评论对象时，能够水到渠成地东剪西裁、南撷北摘。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让笔者对“肉食者鄙”的观点持保留态度，但许庆胜现象却再次验证了“高手在民间”的论断不是空穴来风的空中楼阁、海市蜃楼。

　　二、罕见的个人研究的专门家

　　许庆胜在《胡松夏长诗“冲动”神秘破译以及与大师接续的显在可能》一文中说道：“我痴迷于文学诗歌以及评论创作，对各种各样的文学诗歌现象，尤其是极为特别的文学诗歌现象总是充满巨量的好奇与研究热情，出版《铁凝小说艺术论》《苗得雨诗文赏艺》《峭岩艺术多维度突破实证省察》《蔡氏四兄妹诗歌研究》《张庆和文学创作艺术》《诗坛胡松夏现象解剖》《散文小说化的浪漫骑者——北方晓歌散文欣赏与研究》等，现正在进行《新国风诗人作品探微》《赵德发研究》《戈缨诗歌评论》《陈钦成诗人诗歌研究》等学术著作的文本形成、前期写作。基本上都已完稿，正在做最后的收尾、整理工作。”除了《新国风诗人作品探微》是综合的以外，其它都是个人研究，并且多达10部(有可能会更多)。这种现象估计在中外文学史特别是评论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三、多彩的富赡精微的研究家

　　从《诗坛胡松夏现象解剖》中可以看出，1.许庆胜的研究是多角度、多维度、多向度的。既有宏观概括，又有微观分析;既有对诗歌张力的探索，又有对个人精神的追溯;既有对创作动力的探微，又有对作品内涵的挖掘……。2.许庆胜的解剖是精辟的、精炼的、精妙的。他善于运用古今中外的观点、论断、理论为自己的观点、论断、理论服务，在观点论述上纵横捭阖——试看天下谁能敌?在论据运用上呼风唤雨——千军万马凭调遣……。3.许庆胜的研究是独到的、独立的、独特的。特别是他的不少见解、观点、看法为笔者“开启了天目”“灵通了耳目”“豁然了心目”。4.许庆胜的评论往往爱用“王顾左右而言它”的手法。《孔雀东南飞》开头不直接点题，而是先来一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然后再“正式行文”。因此笔者以为，许庆胜的这种手法应该称为评论上的“比兴”了。

　　与诗坛胡松夏现象不同，论坛许庆胜现象，我们可以抛却“六〇后”这个概念，因为“处江湖之远”的专业、个人研究的敬业、富赡精微的精业，已经为这种现象做了罕见的证明。

　　诗坛胡松夏现象，论坛许庆胜现象，诗坛胡松夏现象和论坛许庆胜现象，多么天缘巧合，天意如此吗?笔者不得而知。

　　权作序。

　　　　2023年1月17日星期二初稿

　　　　2023年1月18日星期三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