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自古以来的核心是本真，唯有真与真实性，是诗歌的生命力所在。真是根基，真实性是根基上长成的一棵大树，在历代诗人的精心浇灌下早已枝繁叶茂。王文军承继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又在原初意义上进行了现代诗学的拓展，将文本、社会、情志、生命等要素汇拢到诗情表达的范畴，重构真与俗、真与情、 真与我之间的内在关联，使他的诗歌在本真叙事中，坚定地传达出朴素的审美思想和真诗的暗示力量。

　　王文军生于东北，长于东北，是在黑土地上淘洗诗歌质素的诗人，他的诗歌文本浸润着土地文明的价值表述，语言温雅，看似中性表述，实则言语链条里充满了情态百味，个人情感与社会意识有一个共同的约定，诚如巴赫金所言：“只有能满足社会评价的要求的语言成分，才能进入表述”。而王文军的诗歌价值也正是从这一种表述形态开始：“挖走沙砾，换上黑土∕在荒滩上栽下一棵一棵果树∕一小块天空下，我∕有了一小块土地”。这“一小块土地”并不具有私性，在整首诗的语境中，我们看到“这一小块土地”可以装下“我简单的生活，穿行其中∕像一片风也像一只蝶”(《一小块土地》)。语言干净朴素，如同被水洗过的阳光，直透人心，引人生发遥远的联想。王文军在这种轻和的表述中，已悄悄将个人生活形态的路径，引入具体的社会情境，从而使诗歌作品葆有当代意识的鲜活，潜含了意识的流动性。巴赫金将这一种因素称之为“言语流动”。但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有句子，不等于永远有表述。语言若没有融合意识，这样的语言仅仅是单纯表述。从语言到语言，是后现代诗人的所谓“专利”，或曰某一种“语言诗人”的“伪专利”。王文军注重对现代派诗歌有效营养质素的吸收，但并不盲目追求和崇拜，他相信，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一定饱含了更多的诗歌创作灵感、素材、技巧、哲理、美学方面的质素，可以供中国诗人再写三千年没有任何问题，无须全盘照搬西方的现代派诗歌。王文军主张诗歌思想的多元化，表现方式的多向度，但其诗歌创作坚守着中国诗歌的传统核心——本真，因为一切诗歌艺术的终点都是“人民”二字，没有了人民性，任何艺术都丧失了存在价值。

　　王文军诗歌从不向庸俗妥协，从不向虚伪低头，一切从真诚出发，与黑土地对话，与中华“黄色文明”对话，与历史上的大诗人对话。在对话与追问中，不断发出对社会、人生存在与价值的新的思考。陶渊明的田园诗境界，其淡定的襟怀、人生的豁达、真挚的信念，皆给王文军以深远影响。我们再看王文军的另一首诗《草帽下的土地》：“躬下身子，绣花一样锄掉∕三棵谷子周围的杂草，边想着∕明年把这块深埋着的石头∕挪开，还能多种上几棵”，这能没有陶渊明的淡泊情怀吗?只是二者生活的时代不同，但以“真诗”表述人生的方式是相通的，符合逻辑的赓续与衍化。历史上“真诗”概念的出现也正是明代，李梦阳在其《诗集自序 》中借王崇文之言，抛出了“真诗乃在民间”的稀世大音，才让诗人们重新发现这一命题，在诗中重新拓展，将许多民间诗歌的质素吸纳到诗歌创作中，从而在中国诗学统序中建构起多向度的审美意义和价值标示。王文军深信李梦阳“真诗乃在民间”的哲性道言，在现代生活环境中，对古人“真”的原初义，他又进行了与当代文明观相适用的改造和重构。他抽离了“真”的形式主义要素，以抵达人生真境的纯然质素，不拘于俗，将“真”的意义指向体验、感觉、情绪以及人生状态的自然、自在、自洽、自适，让这一种“真”与时间、空间及社会关系相对接，构成现代社会的精神图腾和诗歌实践。

　　平淡不等于平庸，淡泊不等于寡淡，人生真境就在于诗人的体验与语言技巧。即使最平实、最普通的语言，也是完全可以展现诗情画意，拓延理想和信念。当人生境界的表达、诗性审美的传扬，不需要繁复语言的时候，那么，这时的诗人本身就是一首诗，简约变成了“陌生化”，变成表述的一个结构特征。王文军的诗让我们看到，艺术不仅仅是手法，而且一定是生活本身。只有将这种手法与涵义、内容、艺术真实、思想、社会划起了同心圆，这种手法才会成就高超的艺术、感人的诗歌。王文军认为真与情的发生具有原生性，诗与情的发生，除了历史上的继生与承接，还需要在时间中完成提炼与再生。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也，就是说，情因志而发，诗又因情而生，这和古人“诗言志”是相通的复构。当然，我们并不能将生活中的原生态，直接投射到文字中，需要通过诗性的语言，将主体与客体进行融合构建之后，在情、真、志的三维作用下，变成超出自然物象之上的诗歌意象，再通过复合意象群的复义指向，创作情真意饱的诗歌作品：“村口总是比每一个小院∕凉风稠密，纳凉的人∕披着山脉的暗影，尽管∕他们对山顶一无所知”;“疲惫的人枕着厚厚的月光∕酣睡，嘴里喊着的名字∕露珠一样在草叶间滚动”。王文军干净、朴素的诗歌语言中，总是飘荡着人间烟火，他在操控语言和想象力时，将对情感、心智、道德、人生的理解，“活”进诗歌所描绘的世界，所以即使是“酣睡”，嘴里喊着的名字也是露珠一样在草叶间滚动，诗人情感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紧密相扣，诗的文本带着诗人的体温，浸透着诗意的成份，使读者在获得心理现实的体验之后，感到一切事物都处在生灭流转之中，这种诗歌里的“真”，已具有哲理的意涵。

　　王文军热衷于中国的诗歌传统，也热爱着中国的乡村，诗歌与土地的力量在诗人的心中交汇、激荡，并凝聚成一种经验形式，在诗中唤起与这种情感相同的意象的节奏与表达。台湾诗人叶维廉在评论艾略特诗歌时曾有一段相近的体悟：“一首成功的诗应该是声色俱备的，即是说，除节奏之外，尚应以意象将全诗具体化，但意象的安排并非随意的，必须经过诗人心灵的统合，使其与节奏内容调和一致，结为一不可分之体，一首诗才能引人入胜”。王文军正是遵循叶维廉的这一诗论思想，将从生活与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意象，写出了声与色、光和影，使诗歌精短但不简单。诗中的意象、语言节奏与内容协调一致，融为一体：“春天之后我就住在村里∕乡亲们陆续而来∕又陆续而去……一个在大雪中跋涉的人∕突然遇到一堆篝火∕却被它的火焰灼伤”，叠合的意象有时迅速分列，犹如行进的队伍，时刻开启意识的清醒，浓烈的一股诗情刹那间就夺走了读者的想象，这样的诗满载了意义、自然和沉思。王文军是对经验感受特别强的诗人，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有诗的发现，一个新的世界扑面而来，因而诗中使用的直接语势也较多，在事物的内在实质与真情之间，掌握着自己的表达方式。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文中指出，人与诗人、经验与艺术、情绪与感觉之间是有区别的，而这一理论也构成艾略特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我们赏读王文军的诗歌何不如此，诗人的生命在传统文化中赓衍与更新，用个人经验表达人类的共通经验，其个人经验就已成为一种有意义的基形，因而作品中充满厚重的信仰，坚定的人生目标。布莱克评价艾略特时有一番赞扬：“不仅因为他的诗以人类的价值为依归，更重要的是: 其间有‘一种独特的诚实’，这种诚实在这恐惧得令人无法诚实的世界中，特别显得可怖”。诚然，在当代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诗人”的时代语境中，诚实的写作，朴实的诗歌，已变得难能可贵。王文军不但诚实为人，更朴实地写诗，在人生与诗歌的双重语境中，真诚是他激发诗歌传统并激活现代语素的有效技巧，他拒绝着虚华的逻辑模式，其根本目的是在诗歌的发展进程中拥有独特的审美向度。

　　(金肽频，艺术评论家、当代诗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