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的形成与实现离不开物象选择与创造，以物铸情是它的最重要的内在特征和外在式样。那么此种精神创造的分行形式存在不存在差别以及可比性?也就是说是否有创造功力上的高下之分?尽管参照的标准各异，但其一般共同性还是不能浅薄地全盘否定，其创造功力还是存在高下之分的。关键的就是能依据主旨的潜流重新安排外物之间的新型诗意关系，从而生发不尽的艺术美感和审美愉悦。再读诗人王文军的诗集《凌河的午后》，感到他在发现和有意安排物与物的特殊诗性关系上付出了极多的艺术努力，令人备受启迪。

　　这主要依赖王文军厚重的诗歌天分、深层次理解把握和累年的优质艺术实践：“几粒麻雀\抱紧返青的柳枝\小小的身躯中，一段东风发芽”“雪花盛开的路径”(003页《从雪花中看到春天》)小“麻雀”他状成粮食样的“几粒”，从外形上极富艺术美感，出奇的幻化出麻雀和东风的新型牵系：“小小的身躯中”“一段东风发芽”这就把“麻雀”与“东风”诗性重新排列，硬性排列，而且还是“一段”东风，我们知道物理意义上的“风”是不存在分“段”不分“段”的，我们习惯上的风是“一股风”之类的，是论“股”的!但还没有完，王文军继续积极演绎设定这“一段东风”还“发芽”呢!真是妙得很!这种非凡精彩创造，离了厚重的天赋与艰苦艺术努力，的确是不可能做到的!正因为如此，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曾说过：“所谓诗人，就是不断为我们打破习惯的人”，帕斯的这个“打破”就是指的创造。“一池水里奔跑着\流金的岁月和日子”(014页《山坳里的油菜花》)，这种外物之间的新型幻化就更为精细，“一池水”是客观外在，是可见、可感与可触的，但是这“一池水里”能奔跑“流金的岁月和日子”吗?那也是想象与强制的诗性链接!“多像暖暖的棉花\在手心里轻轻一捏\慢慢，渗出一个春天”(034页《下雪了》)这“棉花”样的雪花“在手心里轻轻一捏”能“渗出一个春天”仍然如此!“几根粗粗的木棒，支起几片\故乡的云\一棵树的乡愁，随着根系\复活延伸”(060页《一棵树的乡愁》)“木棒”能“支起几片”云，“一棵树的乡愁”“复活延伸”也是妙不可言!“小小的身躯，像一盏灯\将焦褐的树干照亮”(081页《休憩的鸟》)“休憩的鸟”能“将焦褐的树干照亮”匪夷所思!“牧羊人的皮鞭\赶走了太阳\却赶不走一截树桩\和树桩一样木讷的忧伤”(141页《故乡的山坡》)很明显，根本不是“牧羊人的皮鞭”赶走了太阳，而是时辰到了而已，“皮鞭”与“太阳”并不存在这种必然联系，是诗人王文军一厢情愿的硬性绑定!后面的“却赶不走一截树桩\和树桩一样木讷的忧伤”就更是诗性创造了。诗歌的此种独到特征，除了明显的分行外，它己突破陈述式语言主、谓、宾线性的透明排列，而被诗人节制、故意扭曲，按诗歌的法则与规律进行了艺术整合、把易于理解的影像故意遮盖和抽象化，这就是陈独秀所谓的“状物达意"，即不具体陈述要表达的是什么，而是只借或渲染外物的形态以暗示自己的真实意图，有点“顾左右而言他”的味道，表面上纷繁地“顾左右”即“状物”，但“顾左右”“状物”不是目的，“言他”的那个“意”才是真正的目的。像如此的物与物新型诗性关系的创造诗集《凌河的午后》中还有“一场虚伪的雪\虚拟了一个冬天的童话”(170页《虚伪的雪》)“一只苍鹰状的大风筝\牵着春风\拽着我的目光\飞翔”(189页《我想飞》)“这个高度\足以攀越到一首唐诗的巅峰”(202页《在山顶眺望一株衰草》)“穿红袄的小姑娘，一朵奔跑的花儿(022页《凌河岸边》)”“像一个孤独行走的人\消失在孤独的人群”(058页《一片雪花落下来》)等等。

　　法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查理·波徳莱尔(1821——1867)在其生前曾有一个重大艺术发现：“依他看来，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呼应、互为象征的;宇宙是一座神秘的象征的森林，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以显示其自身的存在。”(见《欧洲文学史》下卷，第171页，杨周翰 吴达元 赵萝蕤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在多篇文章中继续延伸为“万物互为喻体”即万物在艺术创作中可以互相作比，从而自觉打破形似、色似、味似、音似等传统近距离作比的旧模式，而趋向非形、非色、非味、非音等远距离的新型艺术范式追求。但我在多年的艺术探寻与阅读中，他的这个重大艺术发现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一些高校内的专家、教授也没有悟出其发现的伟大性，更不用说具体艺术实践了!我总感到深深地遗憾，但我并不灰心，并继续阅读大量有缘作家诗人们热心寄来的诗集，仔细寻找探究。如今再次读著名诗人王文军先生的诗集《凌河的午后》，我发现他的确达到了此种艺术境界。

　　“必须使艺术作品锐利化，这样才能使它深入人心。所谓锐利化，也就是说使它艺术上达到完美”(列夫·托尔斯泰语，《托尔斯泰论集》)，王文军的诗歌对物与物诗性关系优质的排列组合，无疑就是“艺术完美”的形式之一种。诗集《凌河的午后》将对当下的中国诗歌创作，甚至对于丰富诗歌文学理论都具有非凡的启示与参照价值意义，时间也会做出公正的评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