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基林曾经这样评价桑恒昌，他是一位“兢兢业业，呕心沥血的诗痴”，而且“他常说的两句话是：一‘诗是要命的’，他以为好诗都是用心血煮出来的；二‘作不作诗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一个‘诗作的人’。他自己即是‘一个诗作的人’有人说他整个就是一首耐咀嚼的诗，越品越有滋味……他走到哪里，哪里都会变成一个诗场，谁进去都会有几分诗意。”诗情的酝酿或许来自于桑恒昌早年的痛苦体验。年少丧母的疼痛与无助让诗人备受思亲之苦，而生活的磨难更让诗人对生命有了更加清醒的和独特的感悟。深刻的人生体验所触发了诗人巨大的创作激情，赋予其作品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桑恒昌的诗语言平易简朴，风格精炼舒展，在创作中剔除哗众与喧嚣，融入更多的主观感受，愈发显得朴实无华，浑厚沉凝。“正当我需要母亲的时候/母亲离开了我/正当我需要父亲的时候/我又离开了父亲/……父亲和母亲/用心上的肉捏成了我/我又用心上的肉/捏了一大堆诗句。”起笔若闲话家常，一个“捏”字却透出令人窒息的气息。诗人将细腻的情感隐藏在平实的文字背后，每一笔书写都是对已故母亲的哀思和对年迈父亲的挂念，是念泪的倾诉，是滴血的眷恋。这种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润染着诗人创作的底色。即使痛彻心腑也要用心血捏就的诗句，是长期情感郁积的强烈迸发，蕴含着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张力。

　　母爱是天地间最纯洁、最神圣、最博大的情感。多舛的命运让年幼的孩子失去了人世间最温暖的怀抱。对于年幼的桑恒昌而言，早逝的母爱成为了他生命中最大的伤痛。岁月的流逝从未能够阻遏诗人对母亲魂牵梦绕的思恋，反而让这份思念与希冀与日俱增，浩浩汤汤。于是，诗人的泪眼变成了再也“淘不出甜水”的“老井”，让枕头“长满年轮”。拳拳之心、眷眷之意令诗人总感觉母亲还活在这个世上。《夜半时分》描写诗人在梦中接到了36年前已然故去的母亲的电话。“手握话筒，/攸然四季，/白发飘落成雪，/太阳也成了流泪的蜡烛。//妻子哭喊着捶我，/才发现，/脚下生出地球一样的根。”《化蛹》、《星光下》描写的都是现实中的幻象，可叹梦醒时分愈感凄凉。大悲大恸后的幻象表现出桑恒昌内心深处复杂的心理活动，也使他的作品情思更加丰满，倏忽间令人动容。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对于相依为命的父亲，诗人的牵挂、惦念和感恩在作品中得到充分的表达。《致父亲》中诗人含泪写到：“额上风雨装订成册，/阳光迷得您老泪纵横，/双手把犁杖磨成拐杖，/鼾声长满老人斑。”《我年迈的父亲（三）》中诗人回忆道：“我出生的笑，是用哭表达的。//没娘的孩子，/一手扶着父亲的目光，/一手扶着父亲的叹息。”

　　桑恒昌的诗作意象迭出，视角独特。他善于运用广阔的视野观照个体感受，将个人的哀思寄托于壮阔的自然景致之中，使其作品体现出遒劲苍凉与悲壮凄美。“左一脚沧海，/右一脚桑田，/我向母亲跪行而来。/血泡累累的膝盖，/血泡累累的心，/连连叩问，/何时再睡进母亲的怀抱。”（《夕阳，跪下了》）长河落日以俯冲的姿态向着母亲跪行而来。或许是思念太执着，或许等待太久远，生活中一丝丝的触发都会让诗人的想象跨越时空，引发情感的喷涌。中秋圆月在他的眼中也幻化为一滴硕大的眼泪：“自从母亲别我永去，/我便不再看它一眼，/深怕那一大滴眼泪/落/下/来，/湿了人间。”（《中秋月》）

　　桑恒昌的诗歌表述着真实的人生体验。他善于运用矛盾的语言于个体体验中挖掘生活中蕴含的哲理，正如诗人自己所说“小诗要有大灵魂”。但是，他并不片面地追求“说理”，而是从自身独特的体验中凸显带有浓郁情感色彩的理性。“过去都是路领着你走，/往后你要领着路走了。/心不能小，/可是要小心。”（《致父母》）作品通过路领着人走这一显然有悖常理的意象逆向表达，不仅蕴涵深刻的理性思考而且由于这种反差所产生的巨大艺术能量，让诗人和读者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共鸣。

　　诗人洛夫赞美桑恒昌的诗作是“诗中横亘着一根嶙峋的骨头，让人有得嚼的”。他的作品总是沉甸甸的，充满了厚重的美感。当作者把对亲情的渴望和赞美融入祖国壮丽的山河时，诗情喷薄而出：“双目，从万米高空，/猝/然/坠/落/爆烈成许许多多的碎片。/每个瞳孔，/每次俯瞰，/都被那颜色塞得满满。/连同长长短短的神经，/还有粗粗细细的血管。//夏日里父亲脊背一样/赤裸的黄土高原；/冬月里母亲手背一样/皴裂的黄土高原；数不尽的先人躯和先人魂，/堆积而成的黄土高原；/不忍多看一眼，又忍不住/多看几眼的黄土高原啊！”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已逾古稀之年的桑恒昌依然在坚持创作。他坚持做“一个诗作的人”，秉持初心，思幽境远，以不懈的追求为当代诗坛呈现出一个明澈深邃的诗美境界。

　　

　　作者：杜玉梅，山东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