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郭栋超,1962年出生于中原大地一个普通的乡村。现为国家公务员,研究生学历,河南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人民文学》《海燕》《中国诗人》《诗选刊》《奔流》《莽原》《星星》等文学期刊,著有诗集《少年带着雷声远行》《三原》《岁月 沉重后走远》等。
我没有想到腊梅会这么触动我的情肠。
地是雪白的,天空是银白的,我在高处,十楼之上,俯视院中的树木,或枯苦、或清雅、或垂萎,不一而足,连红梅也是干秃秃的,唯有腊梅,稀疏着枝干,淡淡的香微微飘升......
我想到了我的同龄人,以及长我十岁即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我们这一代容易盲从,也就是所谓的集体无意识,但诚实、勤勉、尊重和服从是我们永久的伴侣,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天性。同时,我们也有执着的一面,正如我诗中所写:“苦寒之地的花 七月/躲过野马的四蹄/岩羊不曾嚼碎它/开了 开了” 一朵、一朵、一朵开了,只要开过一日,就不求一世的雄浑。我们虽少了俏花的灵性,却如梅花般散发出自己的淡香,坚信“一个人只拥有现在,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丧失一件他并不拥有的东西。”(马可. 奥勒留)
原谅我吧!此文我不想道说同代人的苦衷,就让我们一同欣赏那灵性的树,树旁那灵性的人,以及那灵性的诗吧……
老一辈有时会埋怨90后对待年长的同事或主管有那么点儿小傲慢,但换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一种进步。灵性从哪里来?从遵从自然、遵从自我中来。所谓的自然,也就是本性,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理性,反映在诗中就有了灵性,而灵性是本性的表象和延展。人是宇宙体系的一部分,但又必须让自己的灵魂清醒、让淬火而坚定的思想勃发,从而让理性统帅自己,也就统帅了世界。看,左安军的《乡愁蓝调》:“自诗歌雇佣我之日起/我就开始在语言中建造我的国家/我的房子。我时不时推开窗户/鸽子飞落其中,它旋转着/旋转着咕咕叫”“有时我听见它们自门外走来/我看不见它们,它们也看不见我/但我们通过飞翔的声音认识了彼此/这突然到来的风闯进我的卧室/吹响我的骨头,吹响我的白发/吹响我的神经末梢犹如闪电”;钟芝红的《再见,世界夫人*——给陈丛》:“我年轻的自己离开了我,时代中/游离的人,渴望甘甜的革命气息/掉在他那支很久的笔上。”“偶然有光附议了/墙上多余的人,渴望以新的沉默/去宽阔。”“恢复仍是/借用的技艺,遗憾总是我大约无/如此的天赋,美之上还有美本身*/等待建构。”“冬日磨损,内部的/自我观赏暗的我,而和解与影子/有你重新的给出:不安分的清醒/要反复成为主题。你曾到达那里”。他(她)们有着自己的小宇宙。而我们这代人,小时候为了一场电影可以跑几十里夜路,为一部电视剧,如《渴望》,可以万人空巷(说空巷一点儿也不为过)。时代催生一切,是这个时代让他(她)们毫不犹豫地践履自己的本性、个性,张扬犹如人的骨骼及肌肤,左安军和钟芝红的诗骨骼及脂肪之比是合适的。诗就象鸣叫的山雀,而展示的骨骼是力之美,肌肉是柔之美,加上它抖动的羽毛,并智慧的展示,一定会赢得阅者的眼球,这种开放的思维、聪颖的大脑、艺术的行为,让人不能不击节赞赏而加以嘱目,也带来了审美的愉悦。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一种理性动物,也是一种政治动物;马可.奥勒留认为,在人和别的事物之间有三种联系:一种是与环绕着他的物体的联系;一种是与所有事物所产生的神圣原因的联系;一种是与那些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联系。这样,人就有了三重责任、三重任务。
五、六十年代的诗者,过分强调作品的社会性,人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了纯粹、单一的政治动物,而90后诗者,你不能说他(她)们的诗没有社会性,但他(她)们不同于五、六十年代诗者的大合唱,他(她)们技巧地将理性溶于天马行空的诗文中。如边边的《城市》:“天空是一张网/挂满了风筝/地面是一块布/裹满了尸体/列车是一口锅/煮熟了远方/城市是一把火/烧焦诗歌的尾巴”; 索里么的《戴眼镜的屈原》:“我此刻戴上一副能看清天地沉醉的眼镜/拨开自己写下的离骚天问/那些书简已经无法阻挡我/我还是香草宝剑飞龙相伴/走向河底自有河伯相迎/美酒对君子/一言夸兰花/似乎一切苦难和痛苦自镜片远离我”,就是将诗歌的自我命意凭借诗人个体生命的“呼吸”,放大为自己最好的朗诵者,既理性十足又生机盎然。
90后诗者既没有五、六十年代的诗与现实过于紧密(甚至是对社会现实的分行图解),又没有把诗与现实对立起来,既不屈从于现实,又坚守了诗的固有意义。虽然这场诗与现实的婚姻需要一件婚纱披挂,但正因为其时髦又和谐,使诗歌的殿堂也神圣起来,殿堂里的一对新人娇性又甜美,这就是他(她)们的灵性所在。
我们究竟是要一群特立独行、富有创造的人,还是要一群唯唯诺诺、屈从于生活的歌者,如果是我,直白地说,我想亲近前者。有时候个人的解脱、个人的德性应该比社会的首先改造更重要,有活力的风更能搅动天地、生命洋溢,就让他(她)们胸襟博大地去诠释尘世吧!他(她)们为一个尚未诞生的物体而挥笔,洋洋洒洒,诗性硕大无朋。
不同的时代审美偏好是有差异的,反映在诗歌甚或一门文化上,就要有变迁的自觉。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会面对不同的刺激物,年轻人沉醉其中的劲歌热舞,却会让年长者感到刺耳灼目。但你看阿天的《清晨入古寺》:“禅门虚掩,古寺无声/落叶覆盖虫类的足迹/雾气,群山,湿润的/空气,在心中积攒云朵/一颗高大的古树/会成为你的另一种信仰/一块石头的修行/就是让流水不断穿过身体”; 高飞廉的《麻雀》:“你是来衔走镜子里的囚徒,/还是只为填饱肚皮?/为什么又不作停留。/是因为被自己的镣铐惊吓?/是因为令人发指的我执?/是因为听到指定你附庸文雅的窃语?/你飞来又去的轨迹,/抛给大地一个问句,‘此地,土俱是泪?”,二人的诗初看是单纯的,单纯的快感,可诗因简约而隽永,并不因简约而失了诗意的丰满,这是年长者没太熟悉的审美愉悦。
90后诗者灵性十足,这灵活来自激情和欲望、冷静和达观、超脱和进取。你看,庄苓的《舀起一勺宿墨,春光落地》:“走走停停,反复推敲算计/春天的光景辜负了谁的江山/我们不会把笔墨留在原地/诗歌里鲜明的旗帜和偶像落到纸上/散不开的,是后来者的底气/尘埃落定,老者在书本里被遗忘/一支笔,引不开一滴墨的长度/你我走在夜色里怎么也伤心不起来/明天,每个人都是生机盎然”; 张玲玉的《坐在白云上的女人》:“在这个 快要忘记微笑的年代/只有你/还在对每一个遇见的人微笑/你一会看地,一会看天/安静温柔里是别人不曾了解的 你的人间,/怀抱着简单的爱情一年年走过田园;/每天第一个和清晨见面/在炊烟袅袅里从不说谎言/那些带着假面匆忙寻找风景的聪明人/在你单纯的眸光里”,正因他(她)们的灵性、他(她)们的智慧,而没有淹没他(她)们想表达的物象,他(她)们不是矫情的自我,矫情的自我不会是一个真实的宇宙。
老夫年轻时,也曾寄过情书,但没有收到过,情书是寄走了,也没人回过。
有人说,诗歌是诗人写给世界的情书,带着你们的诗在寄给世界的同时,也寄给他或她一首,90后诗者,你们写的肯定比我年轻时写的有灵性,他或她会收到的。
老夫信你们,也信他(她)们。
也许他或她在腊梅树下风雪无阻,正等着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