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傅亮，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诗社第三任社长。曾任上海东方电视台金牌娱乐节目《快乐大转盘》策划兼编导，陈逸飞电影《理发师》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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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抒情诗紧密结合现实、深切感悟生活、具有真挚情愫和崇高理想，还对诗魂严格考验、深刻挖掘、高度升华。国家与民众，始终对这个新诗最为敏感、最为现实的板块，充满特殊的关注和期待。
此刻，我们带着几分惊异地读到了中国政治抒情诗人群体执着不懈的作品。上海诗人桂兴华几十年的创作实践，是其中一个范例。
桂兴华以散文诗见长，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以都市巨变为题材的散文诗作品，一度是当代散文诗创作群体中独树一帜的创新点。1993年，桂兴华打响了挑战的第一枪。他创作、出版了政治抒情长诗《跨世纪的毛泽东》，2003年，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诗坛第一部政治抒情长诗，在出版10年后又获得再版。当中国政治诗坛处于沉寂的时候，这应可视作中国诗歌界值得自豪的事件。这是社会对一段历史的承认和肯定，更是一个有勇气的诗人开创性地把伟大领袖作为作品的题材。我们读到了这样描写伟人毛泽东的诗句：“他留下的梦/每天都在被/不同肤色的手/开垦/他休息在纪念堂里的/心脏/已经不再/跳跃/但地球的每一个方位/都能听到他/海涛般的/呼吸声/他指挥过各路大兵团和游击队的/双臂/已经不再/挥舞/但依然护送着我们/冲过/有声和无声的搏杀/前进”。应该说，这是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中闻所未闻的语境。1994年新年伊始，座落在上海繁华南京路的上海商城剧院，历史性地举行了它建成以来的第一次非商业性大型演出——由上海著名演员、主持人组成强大阵容，全文朗诵刚刚再版的长诗《跨世纪的毛泽东》。“商城”里沸腾起前所未有的纯真激情。
客观地说，在诗歌界的同仁们对中国诗坛的文化地位日益下滑、政治抒情诗也逐渐远离文化精神中心区几乎束手无策的普遍窘境中，以桂兴华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人在这20余年间，从《跨世纪的毛泽东》开始，又以《邓小平之歌》、《中国豪情》、《祝福浦东》、《永远的阳光》、《青春宣言》、《智慧的种子》、《前进！2010》、《金号角》等连续出版的政治抒情长诗的奉献及由此策动的多次大型诗歌朗诵公众活动，尤其是《邓小平之歌》两次进京演出，为中国诗歌界平添了一道响亮的华彩。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以桂兴华为代表的诗人群体一系列政治抒情诗创作活动，不仅发展式地续写了中国新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抒情诗的新篇章，而且开拓性地继承、发扬了政治抒情诗通过公众朗诵形式诞生效应的优秀传统，功不可没，堪称中国诗坛“跨世纪的重要事件”。正如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所言：“桂兴华的诗是跨世纪的歌唱。诗的抒情性、音乐性，是诗的生命。桂兴华的作品有所发展，并且综合了许多现代诗潮的优点，在这个领域做出了贡献。”
“桂兴华的下一首长诗是什么？”由于桂兴华的不懈努力，这个悬念已成为人们认同的普遍期待。形成这个现象，简直就是新诗的荣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象桂兴华这样一个浑身透明的诗人，在文化、精神结构发生重大变异的现代社会，以他固执、传统的行为方式不断制造悬念，不断引发主体人群的关注，不断向社会有效地奉献出个性鲜明的文化产品，这不但对中国诗歌界、而且对中国文化界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都是一个值得研究与推广的成功个案。
不太恰当地说，这些年间，如果中国诗坛有10个桂兴华，政治抒情诗的文化阵地就不会沦陷。
我们再从桂兴华的成功实践，来探讨一下新时代的政治抒情诗人应该坚持怎样的自身定位，具备怎样的发展要件。
从1993年桂兴华的《跨世纪的毛泽东》开始，至今25年，中国诗坛有幸诞生了很多次政治抒情诗作品朗诵会、研讨会，我们也亲眼目睹了像桂兴华这样充满时代激情的诗人，在上海与中国走向世界、拥抱未来的一个个重大时间节点中，奉献出一部又一部豪迈、真实、精彩、经典的政治抒情诗力作。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四分之一个世纪，对一个人来说，也许只是短短一瞬，但在这25年中，每次当我们的生活中迎来又一个激荡人心的重大事件，每次当我们祖国与城市迎来又一个举世瞩目的难忘时刻，我们总能听到有桂兴华作为一个红色诗人发出的率真的声音，他彷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社会的关注、对时代的思索、对生活的礼赞、对城市的关爱。客观地说，在各领风骚、百花齐放的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坛中，只有桂兴华保持了如此旺盛的政治抒情诗创作热情、取得了如此丰硕的创作成绩。在中国诗坛，桂兴华的创作是一个现象，他所代表的、坚持创作的政治抒情诗诗人群体，是一群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依然坚持以诗歌作为有效话语方式的勇敢发声者和成功实践者。
政治抒情诗人，将籍此“东山再起”，走回时代的峰谷浪尖。曾多次为桂兴华朗诵诗作的上海著名语言表演艺术家丁建华这样评价诗人桂兴华：“他的诗作，强烈地印上了时代的标记，及时地喊出了时代的声音。像他这样敏感、果断、充满激情的诗人真是太少了！”
在此，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桂兴华的“平民”身份：一个老记者、老编辑，一个拥有过自己的“官方工作室”，但从来没有过任何官衔的普通人。他的活动区域，经常以地铁、广场、企业、学校、公共空间居多，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没有行动限制、随处行走的、不受人注目的平民百姓。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多少年来，诗人的身份一直被“格式化”，有时甚至“享受”到与官员同等的“待遇”。时代不一样了。谁还期待写政治抒情诗而当官，他会被怀疑智商有问题。当一个相信自我价值和个体责任判断的时代来到，人们不会再盲目传诵只发一种声音的诗篇。这时，一个来自生活现实中的尊严平民呼之欲出，顺应潮流而登场了。
虽然只是平民，但他可以分析现实、评价伟人、批判社会、倡导理念，这才是今日中国在文明进程中应该发生的事，这才是一个政治抒情诗人应该要完成的要件升级和拓展实践。这是一种视野和立意的更新与改革，更是一种语境和诗意的创新与发现。
桂兴华在这个意义上，极具代表性。他的实践为我们开启了通往未来中国政治抒情诗发展道路的门扉。他不具备官员的优势和渠道，他的生活与创作均付出了一个平民百姓都在付出的辛酸代价，他的创作实践才是真正源于生活的，因为他放下了身段，融入了真实环境，因此了解了社会、了解了自我、完成着精神与灵魂的历练与荡涤。桂兴华是一个现象，是一个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依然坚持以诗歌作为有效话语方式的勇敢者和成功者。
这样的人，应该最反感虚伪、反对趋同、崇尚真实与个性。
这样的人，才具备当代政治抒情诗人的要件。
当今社会，需要大气睿智的智慧格言、需要兼容并蓄的人格精神、需要海纳百川的胸怀气度，对政治抒情诗而言，必须与时俱进，彻底改变传统套路，实现蜕变。
不要一听政治就感冒。我们需要对政治重新定义，政治，就是百姓的营生，政治，就是每一个个体为了未来而对时代的冀望和批判。
因此，政治抒情诗不是根据官方的既定政策重复的文字概念，也不是居高不下的公共理论，而应该是发自每个具有独立权利和意识的人内心的真实见解与情感。
这就需要一个开放的语境，摈弃曾经因此而使政治抒情诗饱受诟病、丧失阵地的“传声筒”，拿起个性定制、自己设计的“发声器”。
桂兴华写领袖人物就很好地抓住了自我的个性，他的理念是：“对时代变革的敏感、对大江东去的兴奋、对宏大叙述的偏爱，缺乏了个性鲜明的表达，自然会减色不少。领袖题材在我的笔下越有个性，就越有生命力。”
写伟人当然离不开史实，但你必须要找到无数能引发诗意的史实，好比去寻觅到一颗颗姿态各异的花草。比如，桂兴华在《跨世纪的毛泽东》里，以主席青年时代差一点进肥皂厂做工、成为“肥皂制造家”这个史料，引发出了“他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不就是一家最有效益的/肥皂制造厂/一面把人世/洗得越来越干净/一面把自己/洗得越来越清白”的诗句。
这就是政治抒情诗人的独特描述。我们从近20年来的不少优秀政治抒情诗篇中，都能读到振奋人心、激励审美的个性好句。政治抒情诗人“自我”特征最明显就体现在对一般事物的独特敏感与发现，这是当代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种基本能力，甚至是一种“看家本领”。
在桂兴华家中，人们会轻易发现他的一个癖好，那就是喜欢搜集各种各样的小玩意，有些的确很特别——俄罗斯音乐会的票根、电影《羊城暗哨》的黑白说明书、“大白兔”奶糖的糖纸，还有对下乡知识青年特殊供应日用品的优惠券、当年离开上海时的火车票……别人都以为是废物的东西，到了他手里，真的变成诗意盎然、含义深刻的宝贝了。
在此，我还想对这个“自我”进行一下必要的区分。一种“自我”是盲目的，不管内容，只是为了显示“自我”与众不同而刻意标新立异，结果往往是不知所云；真正的“自我”是建立在鲜明的主题、厚实的内容上的，目标是为了将主题和内容表达得更个性化，这样的“自我”才具有创造性的价值。
为了达成这个“自我”的成长与进步，政治抒情诗人也许要拿出更多的努力，去提升与完善，这就需要对自身进行行为调整与重新规划。时代变了，对诗人的要求也提得更高了，不仅仅是辛勤的创作，诗人还必须做得更多、更实在些、更全方位些，在现代社会，诗人的行为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纸上、停留在笔墨上了。正如桂兴华所言：“过去的文人骚客，都是给人两袖清风、手无缚鸡之力的印象，这样的诗人，如今怎么还跟得上趟？新时代诗人的形象，应该是精神健康、能力非凡、活跃全面的形象，他能从容面对社会，纵情驾驭。我只不过是想用自己的行动去实践一下，检验一下，锻炼一下。诗人改变自己地位的行动，就要自觉地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桂兴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在这25年中，他并非以诗人的单一角色活跃在诗坛，他筹备朗诵会、举办展览、编辑朗诵诗报，除了创作，他还是一个活动策划、现场导演，甚至是一个剧务、一个跑腿的办事员，多种角色，转换在他对诗歌忠实的追求与热忱的行动中。这样的诗人，才可能把他的作品有效地传播出去，才可能以平民行动者的身份，在丰富的体验中赢得深刻、独到的人生领悟，赢得人们的尊敬和认可。
这就是所谓“功夫在诗外”。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使诗歌的传统载体也面临着更新换代，过去只有白纸黑字，只有书本，现在有电视、网络、多媒体等等，传播的途径和方式大大出乎想象，你不得不跟上形势，跟上这个节奏。不得不说，我们焦急而痛心地看到，很多才情洋溢的诗人，活动圈子越来越小，“蒸发”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快，这也是一种人才流失啊！当然，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到他们不关心政治，但未能及时适应社会发展、增强时代责任感与介入度，却是事实，也是不少诗人的通病。
马雅可夫斯基曾在诗中喊道：“是时候了！”对，是时候了，诗人不能光写诗，还要行动。有几位老诗友，见面后总是发牢骚：诗歌阵地太少了，一年也发表不了几首诗……等等，对他们，我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慨。改变诗歌的窘境，大家要行动呀，不能光是等呀！还是建平中学冯恩洪校长说得好：“诗歌的市场不是等来的，而是争来的。”
所以，一个诗人必须树立正确、健康的世界观、社会观、生活观，这个话题绝对不是老生常谈。诗人首先应该好好去生活，认真走好人生的道路，然后才去写作，你的作品才有个性，才能打动人，才会有“市场”。诗人可以是精神的贵族，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做行动的矮子，不能成为你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理由。
手捧又一本散发着墨香的长诗，也许，我们应该这样思考：
首先，诗人应该怎样认知自己在时代发展中的价值与行动。
桂兴华是成功的，但并非所有诗人都要像他这样去写政治抒情诗，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作为一个诗人，你必须要行动，你必须要用自己的足迹和声音，融入并且解读这个不同寻常的时代。在每一个文明进程的历史节点上，可以没有飞黄腾达，可以没有荣华富贵，但是，一定要有诗人的作为！
其次，诗人应该怎样衡量自己对于社会的贡献和亲和力。
诗人不是政治家，你可以摆脱很多世俗的纠缠，但这不是逃避的理由。另外，诗人也不是快餐店老板，你可以不去顾及大众的口味，但是，你的行为和创作，必须具备一种泽被天下的人文精神与道德力量，你的作品应该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哲学、一种传递时尚的风景。为什么桂兴华的作品老少咸宜，小学生能读，白领能读，老妈妈也能读？因为真诚和热情，是没有阶层之分的，心灵之歌，是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今天，在这里，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在一个理想经过无数行动和牺牲终于走向现实的地方，感谢诗人桂兴华用他的实践，为我们的政治抒情诗人，奉献了一次具有超越意义的激励和感悟。每一部政治抒情诗长卷的酝酿与创作，他都要深入实地采访、积累素材无数次，寻访对象不下千百人。一条条生活的细节铺满了他从不离身的日记本。这种态度，在急功近利的风气下已属罕见，更让我们见证了当代诗人的实际行动。中国已经天翻地覆，时代已经天翻地覆了！作为从“新月”、“雨巷”中走来的中国诗人们，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气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等等，是不是也应该“天翻地覆”？我们的脚步，应该融入踏上天安门的成千上万双脚印中，而不是远离它。否则，你就再也登不上天安门，你就将被时代遗弃，被人民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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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严谨、规范、科学、完整的历史当然会有人去书写。但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记录历史的方式，这种方式更个性化、更有感情色彩、更能发射出生命的亮点，那就是政治抒情诗。
桂兴华的一系列政治抒情诗，他在每个时代大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所不断推出的新作，虽然不能够完整地涵盖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巨变，但让我们真切看到了其中最耀目的亮点；虽然不能够完全地复述共和国几代人为理想奋斗的境界和思想，但让我们深刻地听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代表性语录；虽然不能够完美地展现绽放在华夏大地的百花争艳，但让我们醒目地把握到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地标和关注点。正如他在《前进！2010》中写下的诗句：“我就不信/黄浦江的解释权只能交给渡船/我就不信/空中或地下的喜就不能代替拥挤的悲”，这是个人化的语言，抒发的却是公众的感叹；又如他的诗句：“如今的陆家嘴啊/你是世界著名的财富们/在国际会议中心极有气派的论坛上鼓吹/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各种业绩/进行着排名的又一次轮回！/如今的陆家嘴啊/多少个机会紧握着机会/多少个权威集合着权威！”激情的语气，回荡的却是理性思索。
这就是诗歌的魅力，这就是诗歌不能代替历史、却能成为历史一部分的理由，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需要政治抒情诗、我们的社会进步为什么需要政治抒情诗人的原因。
桂兴华的长诗《祝福浦东》，写于浦东开发、开放10周年之际，他从当年浦东开发办公室一张简陋的办公桌，一直写到耸立于陆家嘴金融中心的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用诗歌的颂唱，展开了浦东迎来的一个新时代，成为世界解读浦东、浦东向世界推介的有效入口。由此可见，不仅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政治与文化，整个中国在迈向国际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政治抒情诗和它作者的时代行为，都应该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亮点。此刻，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创作的新生主体力量，其创作状态和精神践行，正如桂兴华的作品中所写：“显然/我骄傲地走在外滩的另一边/我走在/从键盘上弹出的全新的诗句里面/走在/更高、更靓、更加抢眼的视点里面”。
因此，我们在纵观中国政治抒情诗百年发展历程时，应该要意识到这个改革开放特殊时段出现的新现象，瞩目现代城市发展的抒情与放歌，无疑是近40年来中国政治抒情诗最具有时代精神、最具备现代理想、最展现当代风貌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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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1997年春天，上海浦东新区潍坊街道举行过一次名为“时代强音”的桂兴华作品朗诵会，会后，一位老教师曾动情地说：“什么是诗？诗就是一颗火种，被诗人点燃后，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燃烧！”2000年，浦东建平中学的学生们曾在一个公众活动中朗诵桂兴华的作品，观众多达4000人。学生们这样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即使过了若干年以后，我们也会牢牢记住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作为一个优秀的上海市民、一个海派文化的代表人物，桂兴华不断有新作品问世，每次都轰轰烈烈。他以连续的长诗及大型朗诵活动，为上海、也为中国诗坛平添了一道响亮的华彩。桂兴华的一系列创作活动，不仅续写了中国新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抒情诗的新篇章，而且开拓性地继承、发扬了通过朗诵诞生效应的优秀传统，为低迷的诗坛注入了强力。
在此我们需要注意到：面临全新时代的全新文化与精神诉求和接受方式，即便上述桂兴华那样的朗诵活动再打动人心，也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时代对政治抒情诗的传播速度与辐射面的要求，而作为承载顺应时代呼唤需要大发展重任的政治抒情诗，需要更多的传播样式。
应该把政治抒情诗作为编年史的独特表述，列入公共历史记载范畴。比如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城市，在编创自己的编年史的时候，政府相关编撰部门是否应该考虑把作为桂兴华的政治抒情诗作品，作为一部分独特的“抒情格调”的记录，收录其中，用来个性化陈述上海的沧桑巨变和心路历程。试想，如果上海的史册中拥有一种激情、个性的诗歌体描述，这难道不足以体现一个东方大都市的创造精神和独特气质？桂兴华应该以诗人的身份，成为上海档案馆中历史编写者的一员。举一反三，政府相关部门在对历史档案工作进行统筹规划时，可以吸纳具有“艺术气质”的代表性政治抒情诗人进入编写序列，让经典作品的鉴定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
桂兴华的政治抒情诗历来关注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他的作品在不断问世的时候，就应该要纳入社会公共文化、现代文化创意事业等更大的领域发展计划进行发掘、包装与演绎，从而释放出更大的能量。比如：《邓小平之歌》、《金号角》等抓住重大历史与时代节点的作品，可以与影视艺术嫁接拍摄相关的艺术片、与舞台艺术嫁接成舞台剧、与现代音乐与多媒体技术嫁接混搭成音乐作品，甚至可以融入文化景观，更符合历史赋予政治抒情诗人的理想精神。
如是，中国政治抒情诗的创作发展与繁荣，其更生动、更多彩、更新意迭出、更独一无二的景象，足以可期。
2018年深秋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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