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犁新近推出了两本书，一曰《大风》，一曰《烹诗》。
　　风之大者，大声音也。记得佛经中有一段话：释迦牟尼的一个弟子问他，我们怎样才能影响世界的世道人心？佛说要有大声音。弟子再问什么是大声音？佛说，如果我们发出声音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怀着对世界深刻的善意，就能去到天上，成为大声音。李犁并未去到天上，而是在尘世发出大声音的诗人和诗评家。他不能容忍“诗人的脑袋一味缩在自己的情绪里”，而是“用飓风对付作恶的人，用酒温热行善的心，必须为别人流点血和泪”[1]他深刻的善意、悲悯的情怀、侠义的心肠和超拔的智性令他的诗歌别开大境，也让他的诗评充满大象。

一、刚健的诗学

　　“诗学”这一术语，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在《诗学》里，亚里士多德不但探讨了诗的种类、功能、性质，也探讨了其他艺术理论以及悲剧、模仿等美学理论，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已将“诗”放到了一般的意义上，即“艺术”。而我们在现代汉诗中常提及的诗学，是狭义的诗学。在广义与狭义流动的血脉里，在理论与实践转换的诗歌现场里，李犁构建了刚健的诗学。
　　《在百年新诗需要恢复和坚守些什么》一文中，李犁认为诗人要有凌云之志、锋利之思、侠义精神、坐禅之修。李犁无疑打捞了中国本土文化中的精髓，对诗坛给出恰切中肯的方案。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孟子讲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2]；庄子的精神追求则更为高远，《逍遥游》中的鲲化而为鹏鸟，奋羽而飞，遮天蔽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但如此壮阔的气象与境界依然不是庄子所追求的，庄子所追求的是“无待”，是超越一切物累与拘束的自由之境；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士”文化、侠客文化珍视尊严和荣誉，信奉“士为知己者死”；而“坐禅之修”看似枯寂，实则是“生死无碍”的大勇。面对最好也是最坏的大时代，面对多元混杂的沸腾生活，李犁试图在中华诗学精神及特质中寻找推动百年新诗现代性和世界性进程的力量。他呼唤大爱与情义、大我与肝胆，期冀穿越大动抵达大爱，通过大言拥抱大美。他的呼唤有血质、有锋芒、有火的燃烧之力。
　　他认为诗坛缺少的是情怀。在《缺“火”的诗坛》一文中他说：“火即情怀，包括情怀派生出来的理想、道义、激情以及侠肝义胆。”[3]他结合当下诗歌文本实践点燃了五把“火”，具体阐释了淬火、炉火、烈火、灯火、地火 ，这五种“火”是李犁的情怀之火。情怀，本是个挺装、被用得挺滥的一个词，但在李犁这里澄澈了、温暖了、劲健了，这个含有感情的心境里有生命、有理想、有探索。他的诗歌雄心和抱负是恢复诗歌的精神重量、灵魂高度以及卷入当下的立场。
　　《周易.乾.文言》有云：“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刚健者，才有勇气直面真实的内心，才敢于忏悔和救赎，才能对人性的丰富给予更多悲悯、对弱势群体的卑微和苦难有大同情、对人类的终极价值有所思索。英国心理学家Paul Gilbert 博士认为“人类不一定是个好的物种，除非我们有机会拿出内心的慈悲和勇气。”[4]在李犁的诗学里，好诗人就是这样能拿出内心慈悲和勇气的人。
　　在《我所理解的好诗人》中，李犁一气呵成直言了好诗人的精神命脉：“好诗人是一个说真话、有正义感，对丑恶时刻保持愤怒，并永远说不的人”“好诗人是一个无缘无故去爱和恨，并把眼泪和金钱献给卑微的弱小者的人，也敢把仇恨和砖头献给欺凌弱小者的人”“好诗人是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人，不但能养家糊口，也有帮助别人的能力和热情。”[5]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轻盈地度过这一生，有些人，光是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好诗人是看清这个世界、心疼这个世界，又激情澎湃热爱这个世界的刚健者。
　　李犁本身是一位技艺纯熟的诗人，他深知对一个诗人而言，如何写比写什么更重要，他之所以如此强调好诗人照亮别人的明亮人格，我想是因为他不想看到诗人生命气息的流转不断走向孱弱。他要为诗坛注入刚健之气、刚正之气、刚强之气，引导诗坛逐步进入正义情感和阳刚精神的积累期。
　　李犁的长诗《大风》像草原上的长调，苍茫悠远，深邃中仿佛昭示着不动的信仰；又像裹着热汗的老马，老骥伏枥，刚健不息，做着诗歌的长跑。“大风”的意象性情、自由、无羁又无为，它有力量，让一些人或事在风中现出原形，却无法带走有根的事物，那就是植根于内心的火苗，即李犁所说的情怀。在春夏秋冬的四季风变中，诗人一边叙事、一边抒情，将粗粝与细腻、锋利与柔软、浩荡之势与阴柔之美无痕地巧妙结合，感性温暖，理性挺拔，就像老李犁玉树临风站立的样子。好像有人说过李犁是长得很像诗人的诗人，李犁的模样真是很配他，配他的诗、他的诗评。他有一首诗叫《风之李白》，开头这样写：“最像风的诗人是李白/把诗交给白云，把身体藏在酒里/然后抛向空中，一切随风去吧。”[6]李犁也是喜欢酒喜欢风的诗人，所以把他的诗集命名为《大风》。

二、成熟的诗色

　　李犁的诗评，文字很美，是诗性的智慧。美到有时你竟会觉得他评的那些诗赶不上他的诗评。打个比喻，就好比菜单比菜更好吃。李犁的诗拥有成熟的技术、心的振动和觉性的频率；李犁的诗评自带成熟的理论气质，又不失感性气韵，其诗歌评论集《烹诗》在诗坛引起较大反响，数次再版，网络媒体更是转载热捧。
　　之所以有这样成熟的诗与诗评，我觉得是李犁本身“在诗歌的大缸里浸泡着，身心都泡成诗色，甚至连呼吸都是诗歌的味道。”[7]他的生命与诗歌完美纠缠到一起，从在诗的田野里耕耘的名字到仰天唱彻大风歌的风神，从与酒长相厮守的酣畅到行诗歌万里路的洒脱，从与诗时时偷情的热恋到指点诗江山、充满关切与期待的诗评，无不冒着诗歌的气息，因此人生也修炼成诗歌的气度与气量。李犁之于诗，就像李树就应该结李子，桃树就应该结桃子，他是天生的诗人。
　　李犁的诗色是中年色。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24节气里隐藏着生命的密码、轮回的美感和诗人个人情感的记忆，以及中年身体的“老”与诗情的澎湃返青。因之，他做了《中年节气歌》。中年色成熟而不刺目，空茫而又有烟火气，能孤独也能包容，批判是为了热爱。虽人到中年，仍不忘初心，回归真我，秉持大爱的赤诚，怀抱“为天地立心”的仁慈。中年的李犁是诗歌的仁者。
　　李犁的诗色是北方色。尽管李犁长年居住在北京，并天南地北多有游历，但他精神扎根的地方仍然是故乡，是北方，那是他精神的来源地。因之，他写了长诗《北方》。就像苏童的小说中大量带有南方地域色彩的意象，李犁的诗中鲜明地带有北方地域色彩的意象。北方色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是干燥的风，是喘着粗气的村庄，是声音洪亮的驴，是诚恳宽容的土豆，是农人欢乐的酒和粮仓一样的灵魂……北方养育了对大地感恩的诗人，使他像北方一样长剑出鞘，锐不可挡。北方的李犁是诗歌的侠者。
　　李犁的诗色是现场色。有很多诗界人士已认识到评、创脱节的问题，因为有些学院派评论家自己不常浸淫在写作现场，对诗坛的各种走向、各式变化难以吃准，也很正常。好的诗歌，应该是在生活现场写出来的，而好的诗评是对诗歌现场的发言。因之，李犁的《烹诗》中最后一章为“诗之见——诗歌现场之我见”。写诗又兼评论，长时间这样直接诗气、直击现场的实践锤炼了他优良的审美判断。一个身在急剧变化的生活现场和诗坛现场的人，站出来对诗歌写作澄清误区、肯定特点、指出缺憾、梳理方向、呼唤情怀，更会令人信服。就像一个制造丝绸又经营丝绸的丝绸专家，只要丝绸一上手，就知道它的材质、成色和产地，知道如何改良以提升品相和品位。一直在现场的李犁是诗歌的智者。
　　诗色入侵在诗人的眼、耳、鼻、舌、身，弥漫在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每一缕呼吸、每一脉血液，占据意识与灵魂，眺望前尘与来世。染满诗色的人就成了“半神”，操持着珍贵的“半神”语言，成为心智成熟的真诗人 。李犁就是这样的真诗人。

三、温暖的诗心

　　这是一个快得骇人的时代，有科学家将现今阶段定义为弱人工智能时代。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机器人小冰会写诗，这给人类带来兴奋与恐慌。但在文学领域，大多数作家坚信传统文学不会消亡。文学缘何而生？因何而往？文学化的表达是执著地依循内心，是人类一种精神存在方式——精神的纯度、心灵的温度、灵魂的个性度、讲述的欲望度、作家与行进中的时代的互文度，使文学永远不会枯竭。
　　机器人小冰写诗依赖数据，而诗人写诗起源于内心。尽管日常的生活、复杂的情感、童年的记忆、故乡的地气、起伏的命运造就了诗人不同的内心，但李犁相信人类心中那个温暖的原点。在《新世纪诗歌：第三次回归》中，李犁提出好诗歌的三个标准，认为诗歌是良知，是仰望，是技术，而核心是美、爱和自由。“对自然的敬畏，对弱者的同情，对热爱的拥抱，以及对真理悲悯温暖自由理想的呼唤，都是诗歌良心的复活和体现。”[8]这是李犁信奉的温暖的良心。他乐于把它四散开来，绵延出去，从而传递出某种坚定的力量。他把这看作是诗人的使命。
　　在他的诗歌中，他把温热的目光投向大风中穿中学校服在墓碑前抽泣的女孩、坐在马车上缩成一团棉花要嫁给残疾人的姐姐、35岁就葬在东山的兄弟、在广场上比比划划的疯子、崔老大早夭的妹妹、被妖风缠住的村庄、穿过黑夜的女人、赤脚在冰面上寻找春天的诗人……就像诗人自己在自我《检讨》中所描述的“一个追求真理却爱莫能助的书生/一个内心没有尘埃却举止漏洞百出的糙人/一个挥金如土却一贫如洗的浪子/一个对真情赤胆忠心却又出口伤人的朋友/一个能看准方向却管不住脾气的动物/一个不惧风雪却常常被泪水软化成泥的植物/……一个在广袤天空下只懂得热爱还没有学会伤害的——人 ”[9]
　　他外表坚硬、冷峻，却窝着泪水真诚去拥抱他热爱的人和物，也在人性的黑暗中依然看见灯光。理想主义的光辉、人道主义的体恤、批判主义的犀利汇聚成李犁温暖的格局感和力量感。
　　有些诗人和批评家乐于强调诗歌现代性的难度系数，但李犁更强调大温暖情怀和大傻精神。有情怀方有担当，有大傻精神方有利他大爱。在他的诗评中，他总能锁定一些新现实主义作品，如王鸣久《谁能幸免于罪》、衣米一《疯女人》、陆健《农民工李小四》、颜梅玖《由子与我》……他珍视这些温暖与泪水共在的诗心。
　　对底层介入、对弱势同情、尊重生命存在，在痛与爱中懂得省察。因为他知道我们在一个共同的场域内，不能互相遗忘。他拼命守护的绝不单单是现代诗美的技术，而是为了使诗性在我们的生活中坚强生长，为了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免遭粗暴的、丑陋的、野蛮的伤害。 

四、雄阔的诗象    

　　李犁是一个有大气象的诗人。他的诗歌作品体量不大，但能让人感受到灵魂之重量和热量。诗集《大风》中近几年所创作的几首长诗带着气流，带着低吼，带着长啸，像一头雄壮敏锐的大象闯入我们的视野。“大风搬运着山河，故乡不动/大风搬运着夜晚，星辰不动/大风搬运着道路，远方不动/大风搬运着庙宇，信仰不动/大风搬运着朝代，人民不动/大风搬运着容颜，爱——不动。”[10]动也不动，不动也动，风动幡动心不动。灵魂一直在场，爱与信仰高扬，无影无言。万物互联的博大意识才能拥有宽阔的胸襟、真诚的悲悯、清澈的灵性，从而生成深邃大美的气象。
　　气象是中国美学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把气象作为诗歌整体审美价值的一个重要结构因素来考察。他认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他不止一次使用“气象”这个术语，品评前人诗歌的得失优劣：“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建安诗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11]严羽的基本思想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他强调气象却并没有对气象给出一个严格的界定。清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经常使用气象这个美学术语，最经典的如“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12]仍是只可意会的模糊释义。笔者认为气象是作者之精神透过作品中的意象和规模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整体精神风貌。作家所处时代不同、世道不同，更加之作家本人才情禀赋、主观意趣不同，作品中所显示的气象自然也不同。作为现代诗人，李犁的诗别有诗象，雄且阔，博且勃，气血贲张、热气腾腾、雄性张扬、阔大真率，有较高的辨识度。
　　他写于2008年的《风之李白》、《致刘禹锡兼写竹子》、《李商隐墓》是一组富有深度文化叙事的诗，诗人敬重这几位古代诗人高洁的灵魂，追慕其古雅的文华和坚挺的气节；同时也对官场政治给人文心灵带来的创痛进行了思索。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虽说历来难逃被御用的命运，但只要具备了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也可抵抗诱惑和压力。在诗中，诗人李犁一再提到脊椎的意象，来隐喻当代知识分子的软弱和逃避。《风之李白》是一首可以被广泛吟诵、流传甚至家喻户晓的诗，但知识分子哈姆雷特式的选择焦虑——是我心屈服于生活还是生活屈服于我心，让他不惜以脊椎这个隐喻破坏这首诗一泻而下的节奏和语感，破坏《风之李白》的诵读化诗意。当然，这并不损害这首诗的雄阔气象和文化观照。

五、本土的“诗经”

　　文学艺术，往往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在西方古代，亚里士多德认为诗起源于摹仿，他认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都是摹仿而来。因此西方文艺重再现，基本向度是写实，属于叙事型艺术；中国文艺重表现，基本向度是写意，属于抒情型艺术，如《荷马史诗》与《诗经》分别代表了西方和中国早期诗歌的辉煌。但到了现代，西方和中国的文艺及其理论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交换位置”现象，中国现代文学逐渐向再现靠拢，而西方现代文艺却向着表现迈进。
　　从美与丑的角度来看，任何文学艺术都要追求其审美价值。我国现代诗受西方现代派非理性思潮影响，一些诗歌里出现了书写冷酷、阴暗、颓废、泄欲的现象以及恋丑恋怪的癖好。李犁肯定百年新诗取得的成绩，但也对当下激荡前行、苟且低迷的诗坛深表担忧。他毅然重提本土诗学，亮出本土的“诗经”。2017年《诗刊》首发的《呼唤和重建本土诗学的精神与特质》，试图通过我们自己的诗歌经验，让日渐萎悴的诗歌重新丰满和康健起来。该长文被多家纸媒、新媒转载，包括香港、台湾一些大学的学报，引发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认同和声援。
　　综观李犁的《烹诗》是一本立足本土，倡导中国美学表达和中国诗歌经验的才气之书。全书除开篇，分《诗之源》、《诗之术》、《诗之味》、《诗之境》、《诗之见》五部分。探讨了诗歌创造主体的审美情感、直觉、思维、想象、理解，以及诗歌的艺术技术、技巧（诗艺），诗歌的品味、品格，诗歌的本质、境界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味”和“境”是中国美学高级的抒情形态。在中国古典诗歌表现中，情与景交融互渗，实与虚相生相显，开拓出一层比一层情深、一层比一层晶莹的审美空间，韵致无穷，余味不绝。诗评家李犁期望这些曾支撑和辉煌了我们诗歌中的风骨和精髓，继续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心脏与血肉。这些观点并不新颖，但他是重在唤醒和加重对这种传统品格的认识，以便更好地找到诗歌写作的方向、动力和标高。李犁呼唤本土经验和本土诗歌伦理，呼唤大情怀。他本人的英雄主义情怀，内驱他以一己之心去焐热整个世界和诗歌。可以说，李犁是一个拥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诗人和诗评家。
　　现在有很多学者谈论“新时代文学”，新时代赋予文学以使命，因为我们正走在前无古人、充满无限可能的道路上。新时代诗歌既要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又要勇于面对新问题、新现实、新场域，在诗的国度以诗的名义和方式，表达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心灵世界，将中国本土经验熔铸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经典。

　　对待诗歌，李犁极度认真，他认真写诗，认真评诗，认真发出他的大声音，赤诚地守护诗性的世界。关于声音，T.S艾略特有一个著名的断言：很深的声音是听不见的，但只要你在听，你就是这个声音。对诗人而言，“这样的听，深藏着一个介于触手可及与遥不可及之间的暗喻的开关，一个斗换星移的转化与互换的装置。诗人身上的那个半神、那个孤儿、那个少数派，经由词之耳的内听与外扩，与诗意所呼唤出来的壮阔的公共性，与自然、时间、大地、寂静，奇妙地融为一个共同体。”[13]
　　在诗意的天听时刻，李犁舍身和换身，成为大声音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