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南怀瑾先生说：“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但不能征服自己；圣人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圣人是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接过南怀瑾先生话茬笔者曾认为，诗人是既征服不了天下，又征服不了自己，只能把灵魂揉搓得流血的一群人。看样子成不了英雄和圣人的笔者和国伟兄只能当诗人了。但国伟坚信在两棵树之间，还是“可以做许多事情”“在这样的时空里，什么都可能发生或涅槃”。
（王国伟作品）
在三晋文坛，诗人王国伟是一位重量级人物，有电影频道重播十余次的《浴血雁门关》剧本为证，有收入囊中的赵树理文学奖、国家广电总局优秀电视剧剧本奖、“汾酒杯”全国赋文学大赛一等奖等表彰为证。因此，同乡女诗人乔进波曾赠诗说，国伟是站在城市高处、挺拔的如哨兵般的一棵树。但举步于雄关漫道、行进于黄土高原、爱恋于黄河之滨的王国伟，并没有顾盼自雄之姿态，他为人处世一贯低调，在无哲访谈“山西百位诗人”时，国伟说：“他们（诗人朋友）都在路上行走，而我常常踟蹰于路边的庵棚，迟钝地守望着一大片麦田”。在诗歌中他自喻为游弋于两棵树之间、穷尽一生也无法摆脱他们之阴的低垂着头颅的瘦马，最狂妄的比喻也莫过于把自己比作“趴在荒丘上、伏在荒草中、懒洋洋、目光荒凉”的困倦的睡不醒的狮子。短诗《两棵树之间》可以说是他给自己及其作品的一次定位，也正因为如此，他以这首短诗的标题做了入选第五辑“晋军新方阵”个人诗集的名称，于是“两棵树之间”便成了王国伟抒写个人隐秘情思的时空或者说背景，“两棵树”空灵而富有张力，它既可以隐喻影响诗人情爱生活的两棵“相思树”，也可以暗指滋养诗人文学事业的两棵参天大树。
那么这“两棵树”在现实世界里是否有所实指呢？作品是作家精神的自传，作为要好的鲁院学友我抱着探秘的执着，选择性浏览了他前后赠我“雅正”的三本书，功夫不负苦心人，在文集《云心乃水》中我的确找到了国伟心中的“两棵树”，当然这“两棵树”不是“神话”和“传说”中的相思树，是两棵足以使国伟仰视和追随一生的精神之树。
一棵树应该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的郭新民。在山西郭新民是“太行诗群”的领军，先后共发表作品300余万字，有作品获首届艾青诗歌奖和赵树理文学奖之诗歌奖，评论界认为郭新民创作的“土地系列”与“人性系列”诗篇，以独特的风格和个性在诗坛独树一帜。国伟在品评《太行诗丛》与郭新民诗歌时，标题借用了郭新民的诗歌《一棵树，高高站着》之名，对郭新民志达高远、情寓民生的“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民生，反映人民疾苦、批判腐朽黑暗、讴歌正义公平”，以及“善于以自身广博的文化修养在历史的大背景中营建诗歌架构，将自己的思想与目光掣入历史的纵深去探求诗意的存在”的诗歌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感佩之情溢于言表，不要说郭新民，就是朗诵郭新民诗歌的朗诵家殷之光，他和他的诗友们都觉得像那棵高高站着的树。
另一棵树应该是“超超”，即1986年诞生于山西、后来载入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册、号称“只关心真实现实”的“超超主义”诗群。这个诗歌流派曾出现赵泽亭、杨俊林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他们“播种”、他们“坚守”、他们“飞翔”；他们“先锋”、他们“叛逆”、他们“超越”，创造了山西诗歌的高度。国伟认为是“超超”以独特的个人体验和情感经历抵达了时代的中心，并以他们独特的品格引导山西诗人靠近了真理之火。虽然国伟也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且主持《播种文学》《飞翔》等编务达三年之久，但国伟在《在超超的树荫下－－一个人的诗歌史》中谦卑地写道：如果说“超超”是一棵蔚然成阴的大树，我便是曾在这树阴下留恋徘徊的学生，我不仅汲取过这棵树下的地气，而且这树的阴凉已经切入我的肌肤，使我在日后的行走中不由自主地始终带着超超的诗意。国伟在《行走的诗行－－追寻“超超主义”诗歌历程》中指出：“超超”的意义不仅仅是带给了他们以及我们一种荣光。必须看到这一点，它席卷了整个原平大地，并在20年的光阴里，像一棵大树，在山西的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深深扎下他的气根。
令笔者不得其解的是，在这样两棵大树的滋养下，在国伟心头潜滋暗长的却是一棵棵“相思树”（国伟第一本诗集名称），国伟等待和收获的不是成熟炸落的红豆，就是意外钻入渔夫之网的美人鱼，国伟很多诗歌都在梅、兰、竹、菊之间萦绕，譬如《冰冷之骨》中的梅、《冬夜之烛》中的兰，《寂静之竹》中的你、《幸运之菊》中的菊。无情未必真豪杰，“爱”成了国伟日夜供奉的神祗，他说“幸福是一束好看的花/就在若远若近的地方/花朵为谁而绽放/而凋零/我心里明白”“整个冬天/树木一直站在窗外/你在我骨头里流泪”，他宣称“我爱这囚城/如果爱是罪过/作为罪人/我愿意于此终老一生”。即使代表他诗歌高度的《挽歌十八节》和《神话》也依然与爱有关。当然除了爱情，国伟的诗歌里还有亲情和乡情，譬如《父亲》《父亲坐在轮椅上》《张壁》《襄垣》等，正因为“多情”，所以他“早生华发”，不得不以“一根一毛钱”的廉价雇佣女儿“拔白发”。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与月”。国伟企图用诗歌和爱情来拯救自己，多少次，国伟希望被爱情点燃，希望被点燃的他能够接近雪、能够燃烧整个冬天；多少次，国伟不惜耗费时光，将美与爱当做酒来饮用。“在忧郁的马头琴里，他仰头饮下了一碗晶莹的烈焰”“一杯、一杯，又一杯；一壶，一壶，又一壶”，这种情态犹如“对酒当歌”的曹孟德，又如“会须一饮三百杯”的李太白，但他最终被秋叶击碎、被美剿杀、被黄金叶控制和占有，曾有一段时间“同眠”、“同醉”、像石头一样“顺应沉默的姿态”成了他无可奈何的现实选择。他认为“唤醒了、摊开了都是枉然，还是会被风化，天地‘不过如此’”。正因为如此，“两棵树之间”的国伟收获的更多的是落英，那铺满大地的落英、那枯萎了国伟梦想的落英。但曾渴望唤醒石头，甚至试图唤醒一座巍峨的山的王国伟；曾想祭一场大风“让黄金叶起舞、翻飞，返回翡翠葱茏的草木之上”的王国伟，还是很纠结，他所谓的“宠辱不惊”还是有些作秀，他不愿就此迷失或者了却一生，他不愿被北斗之勺继续舀食脑浆，使自己“在北方，找不到北”，在“上升”还是“陷落”、在“向前”还是“向后”、在“飞翔”还是“沉沦”之间他不断地叩问：“是孤寂渲染了我的画布，还是温柔消弭了我的目光”“是正确，还是错误”“是自私，还是狭隘”“是什么让我在这时光里，再次写下心中无语的诗句”“花开花败只是一场错误，谁将花瓣拾起又葬在我的心头”“谁在聆听一个游子仰天的呼喊，谁能在烈火中夺走心中的爱恋”“谁擎一标旗帜独自飞扬”“我该用这把钝剑断水，还是用那枝残箫渡江”……在两棵树之间游弋与叩问是国伟诗歌的基本态势。
然而，编辑山西作协《黄河》文学杂志多年，给许多山西诗人写过诗序和评论的王国伟，在鲁迅文学院主持篝火晚会、自嘲地宣称“王公公”的王国伟，在诗歌王国中并不骄矜和幽默，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死穴”，他常常被移栽心中的树木的枝蔓纠缠，而流露出一种鲁迅般的哀伤，对自己被虚空湮没、成为“闲人”和“活死人”的状态甚为懊恼，他深深知道学会忘却虽然能解脱一时，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他常常“在石板路深凹的车辙里，抚摸/一匹栓在树荫下老马莫名的忧伤/厚重城砖无可奈何剥落的尘埃”，他的诗歌虽然分了行，但我读出的更多的却是《野草》般的忧伤和无奈，他说“悲哀的潮汐如此猛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无法让我快乐”。他对自己的失语（丧失叮咬的喙）、失明（像盲人之于黑白）和麻木（不比精神病患者多的感知），以及对光明的“挥霍”和对黑暗的“不愤怒”，表示出深深的哀痛，为了宽恕自己，他有时候将自己想象为“卧底”或南华梦中的“蝴蝶”，因为他深深知道自己不是天生的“瞎子”，是看见过光明的人，看见过光明的人“在黑暗中即使闭上眼睛也能看见光明的东西”，所以他有时也“在庙宇顶上琉璃的光亮中”注视星辰的影子，向取火的法显、报国的豫让等乡贤投去自己敬仰的目光，但“面对苍茫的黑暗/白光般倾覆的海水”，他很多的时候也还是“看不见突围的道路”，因此，在两棵树之间他有的只有游弋和叩问。
南怀瑾先生说：“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但不能征服自己；圣人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圣人是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接过南怀瑾先生话茬笔者曾认为，诗人是既征服不了天下，又征服不了自己，只能把灵魂揉搓得流血的一群人。看样子成不了英雄和圣人的笔者和国伟兄只能当诗人了。但国伟坚信在两棵树之间，还是“可以做许多事情”“在这样的时空里，什么都可能发生或涅槃”。
值得肯定的是，生活中国伟寓智于美的诙谐，也是愉快的自我批评和现实批评，那是对假崇高的嘲讽。他喜欢的是真实、本色、能够在时光帷幕上镂刻下永恒光辉的美；他厌恶生活的虚假、面具的僵硬和世事的凌乱。因此，他渴望水、渴望水做的骨肉；他渴望简单、率性、渴望回归成一张白纸的生活，在一篇说“真”的诗篇中他说“我喜欢在虚假中享乐/却还是常常试图接近真/在更深切的虚假中虚度，或许是我寻真的另一种方式”。人贵真文亦贵真，对平凡的真善美的还原和肯定，是国伟作品最大的特色，这也可以从他撰写的电影剧本《浴血雁门关》，一反对英雄的高调抟塑，而真切塑造和描写“汉奸”及敌对双方普通士兵对日常亲情生活的人性期盼中得以感知，从这个视角上说，国伟的作品具有很浓厚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品质。(2020.5)
作者简介：郭守先：1969年生,青海乐都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历任《青海税报》编辑部主任、青海省作家协会委员、《高大陆》文化经济季刊主编、海东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等。著有诗集《天堂之外》、文集《税旅人文》、评论集《士人脉象》、随笔集《鲁院日记》、文论专著《剑胆诗魂》等。作品曾获第四届青海青年文学奖、第三届全国专家博客笔会优秀奖、第二届青海文艺评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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