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方性写作是当下比较受关注的诗歌探索路向之一，而这种探索对切入角度、情感方式等的深化、拓展,是其获得创新与成就的重要手段。沙克诗集《诗意的运河之都》以运河文化作为精神脉络，以运河之都淮安为基点，将空间历史化、历史日常化、日常审美化，用平实的诗歌语言描摹当地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民情风俗。沙克以鲜明的地理意识、史学思维、文人趣味深入地方写作现场，以水为媒诉运河、历史为经演淮安、日常为纬话当下，用诗的方式为一方精神故土立传、唱颂，人文与地理的诗意融合，为诗歌的地方性写作提供了具有诗学意义的尝试。
　　 [关键词]：沙克；诗歌；淮安；运河；历史；文学地理
 

 

　　历史文化名城淮安古称淮阴，地处苏北腹地、淮河中下游地区，坐落于中国南北气象地理分界线、古淮河与大运河交汇处，是江淮流域古文化发源地之一。秦时置县，后刘邦兴汉又荫及此地。隋开京杭大运河后因地处黄淮运三水交汇，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日益上升。至明清时达到鼎盛，成为“南北之襟喉、漕运之要津”，作为国家漕运、河道、盐务、军事架构的中心之一与杭州、苏州、扬州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到了21世纪更被具体化为历史性的运河之都。南船北马人员兴盛，达官贵人、商贾巨富、文人雅客齐聚一堂。历代诗词大家经过淮安咏史抒怀，反映大运河、淮河沿线风光习俗、名胜古迹、世故人情、民生疾苦、羁旅愁思的名篇佳作不胜枚举，产生了“运河之都文学现象”②。而淮安本土的文人也形成了自己的文脉，“淮安历代诗人词家数量多，代表性作家层次高，文人雅集唱酬风气很盛”③，诗、词、歌、赋的韵文写作传统源远流长，集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淮安诗征》。在中国现当代诗坛上，淮安诗人同样有着良好的表现，形成了一支在江苏甚至全国都占有一席之地的诗歌劲旅。从老一辈的辛笛、蓉子、袁鹰、赵恺等，到80年代诗潮中涌现的沙克、杜马兰（杜骏飞）、言子清、胡健、荀德麟、戴珩、高翔、陈绍龙、杜鹃等，再到新世纪崭露头角的梁雪波、中子、杨绵发、月色江河以及近十年来跟进的梅尔、王往、刘畅、苏宁、季风等中青年诗人，都在形成区域特色和表现大众人生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单从地理定位来说，沙克显得有些“尴尬”，他出生于皖南芜湖、长期生活工作在江苏淮安、南京两地，他对出生地和曾经生活、工作的地方都怀有特殊的感情，或者说，这些地方都对他的人生和艺术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我们不难从他的作品中找到和这些地方相关的文化信息、精神滋养，因此称他为芜湖诗人、淮安诗人、南京诗人都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单纯以地理位置或者坐标来界定诗人身份，有时候也会存在一些局限，体现为一种外在性，和诗歌的内在特质存在差异。沙克的诗歌探索始终是以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感悟为核心的，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名叫“沙克”的诗人，和地理相关的信息在很多时候只是一种依托，即使避开这些信息，“沙克”依然存在。当然，从深层看，他的气质、思索、追寻等等又无不和这些地理信息和与之相关的文化资源密切关联，因此他可以是和他相关的每个地方的诗人，只是他的人生阅历、文化积淀、诗学视野比很多单纯依托于一个地方及其文化的诗人可能要开阔一些，这本身就决定了沙克人生与艺术的“复合性”；而他对于具体地域及其文化惯性的超越，加上丰富的人生履历和创作积累使他足涉五洲四洋、诗载海内外报刊，成为江苏诗坛乃至中国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当然，在讨论沙克的运河书写、淮安书写的时候，我们在承认诗人的复合性、超越性特质的同时，会更多地关注沙克作为淮安、里下河流域以及苏北诗坛的代表性诗人这一身份。
　　沙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一度离开诗坛，较少写作而不与外联，但在本世纪初的“归来”后显示出更加旺盛的写作生命力，《我回来了》堪称“新归来”诗人的宣言。“所有新归来者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忘初心，纷纷赶回心灵原乡，也就是曾经对诗歌的那份热爱使他们毅然归来。”④沙克沉寂了十年再次回归诗坛，从青春、爱情、乡愁的写作中毕业，淡去了八九十年代对于超现实和陌生化的追求，却保持了对社会生活、现实人生的关注和介入，在某种向度上返身于人文地理性的淮安，倾向众流通入的精神故土——大运河。以往他是“徘徊在学院和民间之间的精灵”⑤，现在他的创作则更加倾向于平民化、日常化，“生活”、“过日子”等生命过程中的切实体验成为了他的关注焦点。沙克将运河工程的宏大和淮安周围的自然风光、城镇古迹、民情风俗灵活融入诗中，带着一度作为新闻记者的责任感、良知与使命意识、带着对社会现实症候的敏锐与警觉，以诗歌写出了作为诗人的写作自信、作为运河儿女的文化自信，为运河和淮安立传、记志、唱颂。他以在地者、现地者的身份试图恢复诗歌“写作与田野、理论与文本、交流与传播”⑥的联系，对整个淮安文学、苏北文学乃至当代运河文学的发展都有启发性意义与模范作用。
　　当代“运河文学”得名于刘绍棠描写京东运河的系列乡土小说。⑦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运河沿岸城市的作家掀起了一股创作上的“运河热”，在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话剧、歌剧等多个文艺创作领域处处生花，诗歌创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荒林、向翔、浩仁、李清滨、郑学富、时培京、张国云等人都以运河为题进行过创作但遗憾未能形成完整的系列或诗集。“运河文学”以及后来逐渐分化出的“北运河文学”、“里下河文学”等往往以小说的创作实绩居多，而诗歌创作稍显薄弱。而以沙克为代表的一批在地诗人对运河的书写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意义。沙克的诗集《诗意的运河之都》以运河为轴串联起淮河、淮扬、淮安、苏北平原以至整个“江南”，其诗作中的中国气度、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为运河题材诗歌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具有贯穿地理历史的开拓性。沙克在《喻乡土》里写道“北部江苏，水多成网”，“沿运河迁来的太湖灵性”和“几方水土”（《老祖村的韩庄》）共同铸就了运河沿岸的风土，“前兴运河，后兴淮扬”（《淮扬续句》）。《浦》《船埠》《大闸口》三篇典型之作较为系统完整的叙述了运河开凿的历史原由与其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效应，“百年转运，人头密集/沿河景观带的龙舟挂着红灯笼/船头说书，岸边唱戏/明清的魂还身为市民川流不息”（《船埠》），足见当年盛况。以运河为中心的水网已经成为沿岸人民的“记忆之地”，一种“集体记忆表达”⑧。人与运河之间建立的具体联系是一种“作为存在与命运方式的人的地理性”，“运河”超越了简单表层的“可被洞察的、被生活过的”地理空间概念，上升为“人文”地理⑨，如徐则臣在《北上》的封面上所言：“运河不只是条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地跑；它还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它是你认识世界的排头兵，它代表你、代替你去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上。它甚至就意味着你的一辈子。”
　　以淮安为例，京杭大运河、淮沭新河、淮河干流、淮河入江和入海水道、苏北灌溉总渠、废黄河、淮北盐河在淮安境内纵贯横穿，襟带洪泽湖、白马湖、高宝湖等水系。而淮安属黄淮平原和江淮平原区，西倚皖东丘陵，地形西高东低，有近三分之一的面积为河湖水域。淮安历代因河而兴，靠水维生，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水文化”⑩，“敲敲淮安骨骼，里面的精髓汩汩有声……”（《神话的城市好比一根猴毛》）。运河带来的“温润、水性”（《伯仲之地》）塑造了淮安人的经济形态、思想观念与文化性格。沙克在诗中写道：“引着一条河的基因走/我的血液不仅在血管里奔流/也为消融冰雪与渣滓而不惜外流”（《领行的河流》，“我的命不断迁徙……我的籍贯在命中流淌”（《我的籍贯在命中流淌》），“近身的事物恰似运河碧波/沉淀着从杭州到京城的水系遗产/未必显现，温然存在”（《春到淮上》），写出了诗人与运河的血肉关联。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沙克写运河的作品中还有不少表现人与自然的抗争的作品，如《一条大河》《大湖之下》《接受风暴》等直接描绘纤夫渔人坚韧顽强、挣扎求存的水上生活。类似《不安的洪泽湖》等作品虽采取温婉恬静近于摇篮曲的写作方式，但传达的却是可怕暴风雨前的最后宁静，实则危机将至。《走不尽河堤》《白鹭》等作品中则表现出历史循环、保守不前的滞重感与哀愁，情绪低迷。而沙克“归来”后再写运河与苏北，则以自豪的口吻、闲适的笔调歌颂运河及沿岸的包容、生机与温暖，充满历史、文化的自信、自傲与感恩，在创作心境、时代语境的变化中多了温旭之气。而今沙克的创作更强调地理意识、史学思维、文人趣味，以诗为一方家乡立传。“这些都不是我着重表述的/里下河平原的叙事/核心在妖娆、温润和生命力/我想让天下人记住她的才情风度/书卷、盐、布和天道/结实成流派性的地理所在”（《里下河卷轴》）。
　　“地方”是由人文主义机制形成的，是在“空间”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地理概念，“是由文化长期作用于自然地理空间而来的”。无论是学者段义孚（Tuan）提出的强调人与地方情感的“恋地情节”，还是学者雷尔夫（Relph）提出的表示人对自然界和地理空间产生深切敬重的“敬地情结”，长久的生活事实与“在地经历”产生的归属感与“地方依恋”都是共通的。⑾沙克凭借丰富的想象、扎实的历史文化积淀，怀着对运河、淮安的爱与敬意以在地者的身份，在《诗意的运河之都》中完成了对淮安历史文化形象的初步勾勒与建构。“淮水之阴的城市早改成新名字淮安/吉祥如意，淮水安澜”（《南北分界线》），“在家的胸口建城/叫运河之都”（《大运河简史》）。《寄淮安》堪称其中的代表性篇目，几乎囊括了整部诗集的主要写作对象与主体内容，融地理分析、历史梳理于一篇，“大运河悠长，洪泽湖宽广/给予淮安精血和意念/给予我的一贯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将自然、地理与人的和谐共生关系寓于其中，底蕴深厚。由于历史、经济等现实因素影响，苏北地区长期以来被苏中、苏南的光芒所掩盖，而沙克在诗中竭力传达“淮扬一家”的理念，“淮扬近亲，烟雨不分”（《伯仲之地》），又另作《数点苏北，家谱一二三》《假如没有苏北……》《中国苏北，历史进行曲》等诗歌历数苏北历史文化景观、替苏北正名，凸显苏北平原北临齐鲁大地，南接江南水乡，既有北方直爽豪迈又有南方和缓温润的文化性格与特色，显示出苏北“风大云飞的霸气”（《数点苏北，家谱一二三》）。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Skinner）提出中心边缘理论，认为每个小区域都在大区域中具有自己的角色或功能，其中一个小区域的中心城镇即作为区域自组织中心⑿。
　　沙克在诗歌世界里着力将“苏北”塑造为“运河”的中心，将“淮安”打造成“苏北”的中心，以淮安为根基撰写运河的精魂。他将运河与淮安、地理与人文的气运化为一体，将空间历史化、历史空间化。地理是历史的舞台，历史为地理之骨相。淮安作为一座拥有两千两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资源和潜力。“从创作题材上看，对淮上自然山水、田园风光的陶醉，名胜古迹、历代贤杰的缅怀，呈现出千秋一脉的题材传承。”⒀沙克同样在诗中大力描绘淮安自然风光、名胜古迹、饮食风俗等地域文化分子，以诗歌演绎淮安历史、为历史作注。他几乎为淮安下辖的各个县级行政区中大多数名胜景点都写过诗，其中为运河与洪泽湖作诗最多，而“白鹭“、“天鹅”也成为沙克诗歌中经常使用的意象，《浦》《白鹭之乡》《洪泽湖，天鹅湖……》《关于野菜的回忆》等诗最具代表性。沙克的诗好似淮安的地方志，他写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青莲岗、水下泗洲城、河下古镇、涟水妙通塔、金湖、盱眙、清江浦、白马湖、盐河等风景名胜，字字用情、如数家珍。淮安历代先贤沙克也广有涉猎，其中写淮阴侯韩信与辞赋家枚乘的诗作数量最多、艺术上更为纯熟，切合淮安文脉的一贯创作传统。而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抗金女英雄梁红玉、抗倭武状元沈坤、明代状元丁士美、明太祖朱元璋、清江浦码头出的两位梨园大师王瑶卿和周信芳等人也进入了沙克的诗歌视野，以诗歌的方式演义出一部淮安名人传。
　　沙克不仅关注历史场域，更关注当下存在，他写历史运用当下的现代元素，写当下融入历史的文化基因，有深厚的历史感与强烈的写实精神。“我在歌颂家常生活中的吉光片羽/善美的人性、文化及情感/还有汗水与钱币、耐磨的性格/我表达生老病死的动态/唇齿嗑碰，心有忧患”（《日常颂》）。“‘新归来诗人’在创作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通过日常经验的叙事来摆脱‘影响的焦虑’，在历史与现实的多维联系中彰显文本的组织能力，用艾略特荒原式的反讽去投射生活中的光影声色，对生活细节与日常经验的偏爱使他们的诗作有着更多的‘及物性’特征”⒁。同样运用反讽的方式表现社会人生，沙克的创作特色在于其在诗歌文本中充当了“讲故事的人”，从“知识人场”走向“说书人场”，冷静客观的智性叙述中隐藏了深切的实用关怀。“无论何种情况，讲故事的人都会向读者提出忠告……忠告被编织进现实生活的经纬之中，便形成智慧。”⒂沙克经常以不同于“新历史”“新传统”的方式，用反讽、戏拟甚至黑色幽默的手法扩写、改写、解构历史人物或本事，采取古今嫁接的意象拼贴手段，世俗却不庸俗。《韩信在乡》《草民之帝俯瞰淮海》《凤阳花鼓·朱元璋》等诗作以近乎于鲁迅《故事新编》的俏皮俚俗语调，“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⒃，以戏谑的言语、平等对话的姿态反映现实的“民生和城市化”（《世纪初，记者手记》）问题，显示出其诗学观念上的实用理性。沙克诗歌表现出“写作内容与对象日常化、审美趣味个人化与细节化”⒄的特征，通过细碎的生活场景再现和细节还原呈现淮安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态、生活氛围与环境色彩，富有温暖饱满的生命气息。“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⒅他的诗中仿佛有“三角形屋檐下的唠嗑声人情味”（《家转移到群居的花园》），有淮安的万家灯火、淮海戏的声音和淮扬菜的温度。他在诗中写淮安狮子头、大闸蟹、炖菜的美味，写“沉厚如钟震城厥/尖细如箭穿云天”（《淮扬小戏》）的淮海戏“拉魂腔”。《神话城市好比一根猴毛》中一句“一杯绿茶的滋味漫漶出了淮安府城”和《酒乡行》道出淮安的茶文化和酒文化，经常出现的“佛塔”、“禅塔”意象点出淮安的文化信仰，“蚕”“桑”“丝绸”点出淮安的产业特色。
　　他对“生命、自由、美和爱”的追求都隐含在对平民小人物日常生活场景和交往细节的叙述里，他的诗歌具有“新写实”的特征，不避“原生态”“毛茸茸”的现实生活，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在“日常生活叙事”下包裹着“日常生活历史观”。沙克日常生活化的诗歌写作无疑是“一种新的诗学价值观的表现，是对宏大叙事和神性写作的一次纠偏”⒆。沙克“归来”后的诗歌语言也随内容的亲民性而越发平实质朴，“采取贴身的表达/这样的话语更亲切、真实”（《日常颂》）。他有效吸收了古老的淮安运河民歌、洪泽湖民歌民谣、金湖秧歌、南闸民歌以及淮安近代民歌，创作中不时采用民歌小调的语言形式、音韵情调及用语习惯。“小曲”“小调”“谣曲”“摇曲”甚至舶来自西方的“夜曲”都为沙克提供了灵感，他的不少诗歌干脆直接以此为题进行创作，《今夜星光灿烂》《小夜曲》《七夕，夜曲》等作品中洋溢着静谧恬然的梦幻氛围，《端午小调》《花布谣》等作品则充满民智与诙谐又略带童真童趣。《凤阳花鼓·朱元璋》在借鉴民谣写法的同时又与地方戏曲结合唱颂历史，“邻地盱眙好风水，祖陵的石人石马威/湖水平，淮水安，凤阳淮安各揣一部圣家谱/咚咚镪，咚咚镪，咚镪咚镪咚咚镪”，在历史与当下、日常生活与形上哲思、写实与虚构、地域特性与民族通性间寻求平衡。
　　从《春天的黄昏》《大器》《沙克抒情诗》到《有样东西飞得最高》《单个的水》，再到而今的《诗意的运河之都》《行吟本土》（书写中国本土的人文地理及风情）《忆博斯普鲁斯海峡》（书写域外的人文地理及风情）等诗集，沙克的诗由“抗辩”到“低语”继而转入“歌唱”。《诗意的运河之都》是首部书写淮安历史文化、人文底蕴、自然风情的个人诗集，或许也是首部描写运河文明、千古淮扬的个人诗集，它是沙克几十年来创作的此类题材的诗歌总集。在这部诗集中，我们可以感受诗人在情感方式、精神质地、生命思考等方面的变化，他逐渐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创作视点不断向外、向下转移，题材焦点随年龄增长愈发现实化、具体化、时事化，诗歌语言由奇异晦涩转向简明通俗，诗学追求由哲理性转向实用性。沙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创作形成了“离乡——寻根——思乡——还乡”的精神曲线，展示出其“探索——迷茫——反省——回归”的生命轨迹与心路历程。“归来”后的沙克跳脱出理性、宽泛的宏大叙事模式，转向富有活力的日常生活书写，以及时互动的田野写作方式，孜孜不倦地对本土的风光古迹、生命形态、艺术形式进行细致的描摹。沙克认为“20世纪末的写作是自觉，21世纪初的写作是自在”⒇，这也是多数“新归来”诗人的心声。在体味了乡愁与城愁的双重经验后，沙克由高处着眼、向低处落笔，进入观察之境，“诗意地在场”(21)。“在这个诗意的新世界里，并没有太多的秘密，诗意本身也并不提供什么具体的材料，这里有一种内在亲密的源泉，帮助我们找回栖息之地……诗是真理之地，在那里，人的意识与真实的世界自在相遇。”(22)沙克回到自己的一方心灵原乡——运河·淮安，以诗歌为这座历史悠久、能人辈出的“运河之都”贯通古今血脉。“一部深入河流的诗歌，必然蓄满生命和时间的丰富样态，其中的语言艺术，思考和情绪，既服从着生存和流淌的需要，也呈现着自我方式的深度、力度和向度。”(23)
　　沙克创作的一大亮点就是他游刃有余地走近历史、解读历史、体认历史，以个体情感激活历史，将历史题材的厚重与诗歌的感性轻灵结合，并由此完成了运河儿女的自我文化身份指认与淮安城市文化“和、精、清、新”的形塑。沙克博采史实，兼及北雄南秀，在创作题材和写法上不断推陈出新，诠释了以淮安民生为缩影的运河沿岸“吃、喝、住、行”的日常生活模式与事实。其以自身的主体审美浸润历史认知，不仅局限于描述，更追求重新书写运河与淮安所表征的文化符号，在源与流、古与今、雅与俗的交融碰撞中为运河生态、漕运文化、河工文化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续写“当代史”。《诗意的运河之都》以诗歌为载体凝缩了一段与运河相关的淮安史志与生活志，这样一部“运河与人”的诗歌形式地方志不仅生动讲述了局部社会的分化、变迁，更暗含了一条以京杭大运河为脉的民族生成史与发展史。 

2022年1月29日初稿，2月11日修改

　　蒋登科，四川巴中人，著名诗评家，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美国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著有专著《寻找辉煌》《新诗审美人格论》《诗美的创造》《迷人的阿红》《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合著)、《散文诗文体论》《九叶诗派的合璧艺术》《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合著）及散文诗集《爱与非爱的空间》，散文集《静夜的叙说》等。 

[参考文献] ：
 
(1)蒋登科，四川巴中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臧梓洁，女，辽宁丹东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2) 光辉：《里运河之水滋生了“运河之都文学现象”》，《莫愁•小作家》2021年第1期。
(3) 荀德麟：《<淮安诗征>绪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4)橙子：《回归人本与诗性——中国新归来诗人现象观察》，《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5) 陈义海：《沙克论》，《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6) 沙克：《论中国新诗发展的转承启合》，《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7)锁天文：《中国当代运河文学书写研究》，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20年。
(8)[法]米歇尔·柯罗著，袁莉译，《文学地理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21页。
(9) [法]米歇尔·柯罗著，袁莉译，《文学地理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26页。
(10) 雷雨，王一苇：《运河与文学及其他》，《东吴学术》2019年第2期。
(11) 白凯，周尚意，吕洋洋：《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近10年的进展》，《地理学报》2014年第8期。
(12) 詹国辉，王奕骅：《中心边缘理论功用及其引申》，《重庆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13) 荀德麟：《<淮安诗征>绪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14) 蒋登科，王鹏：《“新归来诗人”初论》，《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4期。
(15)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李茂增，苏仲乐译：《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第122页。
(16) 刘春勇：《“杂”之于鲁迅:论鲁迅的晚期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17)蒋登科，王鹏：《“新归来诗人”初论》，《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4期。
 (18)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2000年第10期。
(19)蒋登科，王鹏：《“新归来诗人”初论》，《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4期。
(20) 沙克：《心脏结构与文学艺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257页。
(21) 姜超：《“新归来诗人”精神源流论》，《星星》2018年第14期。
(22) [法]米歇尔·柯罗著，袁莉译，《文学地理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27-28页。
(23) 张清华评论，见沙克《诗意的运河之都》附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20年，第437页。

蒋登科，四川巴中人，著名诗评家，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美国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著有专著《寻找辉煌》《新诗审美人格论》《诗美的创造》《迷人的阿红》《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合著)、《散文诗文体论》《九叶诗派的合璧艺术》《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合著）及散文诗集《爱与非爱的空间》，散文集《静夜的叙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