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人书到大书的世界

　　——我与外国文学的纠结史

(2016年第1期《世界文学》杂志节选发表)

　　无论哪一个当代作家，谈论怎样喜欢几个外国作家及其作品，应该是轻而易举的，要是谈论外国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恐怕就幽深隐微、复杂难述了。在社会空间闭塞和文化体制专横的时候，外国文学的新异性和渗透力并不专门针对某些人群，而是针对某些时代、整个国度，极易造成众口铄金的一致定论，一说起苏联文学就定位于现实主义的高尔基和未来主义的马雅可夫斯基，对反其道的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异见者，持聊备一格的态度;一说起西方文学就交集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对反其道的现代主义范畴的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史蒂文斯、艾略特、加缪、贝克特、福克纳以及马尔克斯等急先锋，持参考资料的态度。在1985年前的中国，读书界和读者大众对外国文学大致呈现上述的认知状况。

　　当我叙述外国文学与自身阅读写作的渊源关系时，可能会显得时空漫长、维度交错甚至有所矛盾，其中的感知理解肯定与所有人存在差异，因为我接触外国文学的时期、方式、角度、范围与内容，仅仅属于生活境遇中的个人。我独独以为，文学既是一本本、一篇篇的语言文本，也是一部部、一个个包含文学内容与性质的艺术文本，在语言文本荒芜成单一的意识形态物品的时候，对于总想通过外国文学瞭望世界的我更是如此。

　　上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是我的幼童及小学生时段，年龄、智力、书荒和见识等方面的局限，并不影响我对内外世界的好奇与探知，我不满足于课本教育式的文学，阶级斗争式的文学，虽几无选择，却能见缝就钻地接触一点非主流的旁门事物，一味的政治说教以外的东西，那就是反映外国社会生活的小人书、电影、歌曲、小说书和画报，包括文革前版本的外国文学书籍，由此进行我人生元初的好奇性阅历。从1976年深秋宣布粉碎四人帮往后，外国文学书籍逐渐在书店里浮现，各种图书馆、图书室里的外国文学新老书籍对外开放，读初一的我对此兴趣浓烈，开始了饿狼般的啃读。1980年到1989年，外国文学及其理论书刊进入万花筒般层出不穷的出版时段，历代外国文学经典几乎全部呈现，我对此作求知和反拨式的广泛阅读，成为充盈灵魂的必需和写作练习的支援。到了90年代，外国文学通过书籍、影视、电脑等形式逐步普及到全社会的家庭，我对外国文学作选择性、适应性的阅读，主要接受那些为我的文学观点所接纳、文学写作所适用的作品。新世纪与互联网同时来临以后，万事万物集结于电脑和手机屏幕，我对外国文学的接触状态是顺其自然，温故知新和讯息消费。

　　在从小人书到大书的世界里，回顾自幼年开始的几十年读书经历，恰如寻访和确认自我宗教的过程。我着重叙述对我具有发蒙助长作用的外国文学，那个时段处于极为特殊的文化蒙昧期及文化转型期，也是中国社会观念的颠覆反转期，它们是我在封闭环境里的隐约窗缝，未知命脉里的催生素，深暗甬道里摇曳的幽光。

　　(一)

　　我出生在父母亲都是医师的家庭，他们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同学，身上永远未脱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见识、品质本领和气性担当，他们传承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苏联老大哥文化、共产党政治信仰，以及民国生活痕迹和留学欧美教授们传输的西方知识，这种复合性的传承延续一些基因到了我的身上，成为我接触外国文学起始的物质精神条件。仅仅是从父母口中转述的苏联东欧小说和传唱的苏联电影歌曲、外国民歌，已经让我获得一些垫底的外国文艺养分。从我能看图识字的四五岁起，就与外国文学遭遇上了，定然是从小人书起步，它们是微缩版的图书，内容有苏联革命和卫国战争的，拉美和非洲人民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西方国家人民受苦受难的，外国电影翻印的，自然少不了外国名著改编的，有文革前版本，有文革时版本，尽管其内容无可幸免地染上政治立场的色彩，这些小人书却还是新异于我们生活场景和面孔情调的西洋镜。《牛顿的故事》、《鲁滨逊漂流记》、《牛虻》、《马赛港口的童工》、《一串项链》、《斯巴达克》、《偷自行车的人》、《奥赛罗》、《黛丝姑娘》、《野姑娘芭拉》、《我的童年》、《卓娅和舒拉》等等小人书，给过我太多的惊奇、感动和疑问，世上居然有那么多不同于中国人长相、穿着、言行和处境的人群，那么多不被叫成鬼子的外国人。

　　父母单位的阅览室里，长期订购两种洋溢着社会主义文化激情的外国画刊《朝鲜画报》和《新阿尔巴尼亚》画报，它们是当年难得的连续出版的外国期刊，探视外国人生活进行时的狭窄窗口;还有一份反映外国时政、社会动态的报纸《参考消息》，除了无聊的电影新闻简报、稀罕的电视国际新闻外，它是普通中国人及时了解国际社会的重要渠道。这两刊一报的画面报道具有十足的政治性，文化内容具有极端的片面性，可那里面呈现着不同于我们的街道、建筑和风景，不同于我们的民俗风貌、生活场景、话语表情，给少儿时的我带来了文学性的想象空间：未来生活与美好理想。我同期接触的外国文艺还有看不大懂的电影，比如苏联革命系列的电影、朝鲜越南的电影、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及阿尔巴尼亚的电影，这些反复观看过的外国电影直到十二三岁时才被自己大体理解。东欧电影的剧本元素与文学气质很浓，在我幼稚的脑袋里，输入多少场景、人物、神情、动作、台词、旁白、歌词，仅仅是亲爱的称呼和接吻的情态，就迥异于我们的生活实际了，传递着无限的人性意味和文化感染力，从而最早地、最有效地濡染我的精神世界，成为我除小人书以外的主要的外国文学课。

　　我十三岁前的儿童少年时期，随父母从城市下放到公社生活读书，其实就是在乡镇医院的院子里生活，在乡镇中小学的校园里上学。整个社会处在人文环境极其惨淡、残酷打压历史文明的文革中后期，在排斥外部文化、压制人性等方面，与当下的东北亚某邦、极端教派的某些阿拉伯地区、非洲原始野蛮部落有得一比，谁看一本描写花草景致的书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谁看一本描写女性到脖子以下部分的书就是“黄色”行为，为此可能会受到惩处。在流行的政治读物、革命文学和阶级斗争教材之外，拿外国文学来说，除非是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捷克《好兵帅克》之类的无产阶级读本，一切文学阅读只能是偷看。我偷偷接触的外国文艺作品，都是文革前版本的，其中有《基督山伯爵》、《天方夜谭》、《伊索寓言》、《普希金诗选》，我在似懂非懂间感受着它们洋腔洋调的故事情节和语言魅力;同时我偷看极其珍贵的《外国名歌200首》，默读着异国性情的歌词，跟着父亲学唱其中的一些曲调，领略不同民族的文化韵味。我够幸运的了，《外国名歌200首》里有几十个国度的歌词，其实就是几十个国家的微缩文学。

　　乡镇中小学是没有图书室的，只有校长室里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之类的报刊，但在我父母亲的书橱、书箱里，在他们那些从上海、南京、苏南下放过来的同事们家里，在那些同样从城市下放过来的中小学老师的宿舍里，会藏着一两本文革前版本的外国文学书籍，例如《悲惨世界》、《少年维特之烦恼》、《威尼斯商人》、《农民》和《战争与和平》。一切超过小人书尺幅厚度的书籍，尤其是小说书，被我们孩子叫做大书，那些外国大书全都用牛皮纸或报纸包住封面。我为那些大人和老师们跑腿打杂，求借这些大书看，有的借到了，有的只能在主人的房间里匆匆翻读而不准携带出门。

　　从1976年深秋开始了文革的延宕期，父母亲相继返回城里的医院行医，回城读高中的我阅读环境和条件便利多了。我从一些单位图书室的里层书架上，看到了窝藏已久的文革前版本的外国文学名著《格列佛游记》、《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和《易卜生戏剧集》，以及外国现当代作家的小说，巴西若热·亚马多的《饥饿的道路》，美国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塞内加尔桑贝内·乌斯曼的《神的儿女》，英国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隐身人》，还有波兰《亚当·密茨凯微支诗选》。亚马多的《饥饿的道路》给我了久久的震惊刺激，南美生活风情和漂亮少女(好像名叫玛塔)的困苦情境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威尔斯的《隐身人》则让我惊讶和紧张，世上真有这样的人该怎么办。

　　文革结束时我读初一，这时有了作文课，比一般同学见识文学书籍多得多的我，有了蠢蠢欲动的书写欲和表现欲。我喜欢写情景交融的记叙文，在绿格子作文本上写出了《除夕的夜》和《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到了1977年读初二时我又写出了知青劳动场景的《广阔天地》，语文老师把我的作文抄寄到电台去播出。

　　(二 )

　　外国文学逐步进入了老书再版和新书出版的阶段，我整天往居地的公共图书馆跑，大量借阅新版本的外国文学名著，主要是西方古典小说及反资本主义的小说，接着日本及西方电影猛然涌上城市银幕，我观看了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简·爱》、《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哈姆雷特》、《尼罗河上的惨案》等等。各种涉外的人文报刊迅速复刊和创刊，我关注着各种外国文艺形式包括美术和音乐。我对美国现代作家海明威的注意是从1979年《译林》杂志创刊号刊登的《印第安人营》开始的，它让我初涉海明威那种跟着心里敏感走的叙事风格，倍觉新颖可爱。这一年我有了自己的书橱，收集购买了不少文艺书刊。

　　到1980年为止，我读到了《世界文学》、《外国文艺》、《世界美术》、《译林》、《外国电影剧本丛刊》等外国文艺期刊，观看了数十部日欧美文学经典及其改编的新旧电影，包括电视剧《红与黑》。非常幸运的是，我读到1979年出版的艺术评传《西欧近代画家》，以及一期介绍西方文化艺术的《信使》杂志，前者以现代派艺术的前驱——后期印象派画家梵高、高更等人为结局，后者集中展现西班牙立体主义大师毕加索的艺术;再加上《世界文学》刊载的希腊诗人奥季塞夫斯·埃利蒂斯的诗歌，《外国文艺》刊载的托马斯·艾略特的文学批评，《译林》刊载的海明威《印第安人营》，还有美国作家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的小说《奇境》和墨西哥《胡安·鲁尔弗中短篇小说集》，凡此种种书刊，使我接触并喜欢上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

　　这时候，我已阅读了数十位外国现当代作家的小说，获得了说不清楚的百般体会和感想。我读到《美国当代小说选》时，被两位犹太裔作家辛格和马拉默德的冷热不同的奇异情节和人物对话所吸引;美国欧文·肖的《富人，穷人》让我首次看到了当代美国人的真实生活;欧茨的《奇境》教我体会了人世的不测与厄运;德国的《伯尔中短篇小说选》给我留下揭示社会丑恶的冷静色调;苏联加夫里·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给予我人性和动物性的双重感动;松本清张的《日本的黑雾》让我见识了黑暗与揭黑的自由度;西德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刻画了生命的麻木与单纯;英国萨默塞特·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比我此前读到的画家高更为原型，把艺术(理想)和生活(现实)之间的冲突展示给我;墨西哥的《胡安·鲁尔弗中短篇小说集》让我感叹作品的奇妙意境和一种伟大的文学天性;意大利艾尔莎·莫兰黛的《历史》把二战描述得冷酷而无法抗拒。还有一部特别让我着迷的英国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前四卷1980年出版，第五卷1981年出版，它对我的吸引力不亚于小时候在黑夜里听鬼故事，过去三十五年了许多节点细节我还记忆犹新。从这部不以文学性见长的小说里，我窥探到19世纪后期的英国人生活及其文明素质，小说人物出场时，身份内容常常是学位、专业、论文和教授，与统称为工农兵学商干(干部)的本国同志们的家庭成分符号完全两样，一百多年后我们才习惯于贴上那些身份符号。

　　1977年至1980年期间，阅读外国文艺作品和观看外国电影，成为我课堂外的主要文化生活。我把初中、高中时的作文课当成文学练习课，写散文性质的记叙文，写随笔性质的议论文。班级里有个别对外国文学一无所知却爱好中国传统文学和主旋律文学的同学，悄悄与我交流文学话题，互换诗文习作。直到本世纪初，我才从新居地下室的淘汰老书橱里发现自己从前的秘密，我的高二作业本里写着几首诗，可惜作业本霉烂残缺，只抄录了一两首留下来。1979年冬天我写的那首诗叫《希望》：“风停了，/我没看过风的样子，/树枝安静不动，/所以风停了。//鸟没叫，/我知道鸟的样子;/有时候它又飞又叫，/象风一样。//我没飞也没叫，/所以我不长翅膀，/我希望自己象风那样。”(诗中的象字，是当时的标准简化字。)

　　外国文学书籍或随阶段性政治需要而选择出版，或为商业性需要而逐利出版，势必造成泥沙俱下的乱象，成为文学阅读过程中的巨大杀器，搅乱读者的阅读思维和审美向度，如何从中判断遴选符合人性本真和美学走向的好作品，对幽闭无助的文学青少年是艰难的考验。阅读思维和审美向度的偏狭或混乱，会让你倒退一个半世纪或几个世纪，去摹写那些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东西，还自以为走在文学时代的前面，根本拎不清世界文学早在一战二战之后就随着社会生活走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事实。何况，不是所有选择性出版的外国文学书籍都是站得住脚的，有不少作品仅仅是我们意识形态认可的世界名著。在文化观念一元化的80年代初期，如果把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三部曲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马雅科夫斯基的三部长诗《穿裤子的云》、《战争与世界》、《一亿五千万》，与帕斯捷尔纳克的一部小说《日瓦戈医生》、阿赫马托娃的一部长诗《安魂曲》混在一起，在必须对作者取二舍二的情况下，大众的选择结果注定是悲惨的，选择前两者的肯定占绝对多数。

　　就在1980年春的一个雨夜，我触摸着当年的第一期《世界文学》，读到了刚刚获得197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利蒂斯的长诗《俊杰》。这位用古希腊阳光制造现代神秘的饮日诗人，“以希腊传统为背景，用感觉的力量和理智的敏锐，描写现在人为自由和创新而奋斗。”那一晚我激动不已，拿起笔在白纸上写了一百多行文字，可惜没能保存下来，否则我会忽略之前的少量练笔文字，把它当成我的诗歌处女作。在几次回顾写作经历的文字中，我都描述到了自己与超现实主义者埃利蒂斯的初次相遇，他的文学思想和语言艺术，是我少年时吃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口奶之一，对我走上文学之路及早期文学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我还能背诵他一些意象绚烂的诗句。

　　回头想想自己的少年时段，在不可能理解和不完全理解的情况下，我对《伊利亚特》、《俄底修斯》、《诗艺》、《拉奥孔》、《罗摩衍那》、《源氏物语》、《神曲》、《乔叟文集》、《堂·吉诃德》、《莎士比亚戏剧集》、《浮士德》包括极具文学性的《新旧约全书》在内的“世界级”阅读和沉迷，无疑是一种灭顶之灾，对于幻想写作的我是过高的攀附和煎熬，造成我长期的眼高手低、自我迷失，远不如那些与时俱进阅读本土主流书籍报刊的人，上手写作来得容易、顺利和实惠。

　　我断续地在白纸本上涂抹诗歌，涂抹随笔，身边没有一个共同话语的人。真的很遗憾，在整个小城里，我没遇到一个真实熟悉懂得现当代外国文学的同人，遇到的都是把主流意旨、浅俗哲理、农业情怀当成文学正宗的骄傲文青，他们知晓的现代外国文学大师只有一个被宣传机器猛烈传播的泰戈尔，我们的革命文坛领主郭沫若和冰心都推崇过他。在这样的环境里，十六七岁的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世界大书，在情思萌动中小涂小抹，肯定与主流文学不沾边，更攀不上本土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也许在无意中与朦胧诗沾了点亲。我的诗行里多是些伤感情绪和奇思异想，我的随笔里多是对不合理现实的反感嘲批。我不知道该学习哪个外国文学大师，根本没有能力去模仿那些高大上的文本。眼看高而不成，手写低而不成，就随兴涂鸦吧。偶然给几种牛气的文学杂志投稿，也是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可是我不服气，又不屑于给小报小刊投稿，它们发表的东西太意识形态化了，是时事图解和政策解说，没有我心目中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大报大刊上刊登的不少东西也是如此，并不比我的某些习作好。我是个呆在苏北小城的非主流的小小文青，谁会去理睬我那些与报刊趣味相悖的个人化涂鸦。我大有可笑的生不逢时之感。后来的事实却佐证了我这种自我感觉并不可笑，我二十岁之前的某些涂鸦，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反而得到了发表认同。

　　(三)

　　80年代上半叶，是我节衣缩食狂买外国文史哲书籍的时段，我阅览书市上出现的各种外国现当代文学书籍，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和小说无比痴迷;80年代下半叶直至1990年，是我舍其他物质而取文艺书籍的藏书高峰时段，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兴趣达到炽热状态。整个80年代确是我边读书边练笔、追求文学理想的时代，特征是两个字：激情。

　　1984年，我到苏州丝绸学校大专部读书，学的是工艺与管理专业，与文学没有半毛钱的直接关系，但是我却乐意融通不同学科与文学之间的隔膜。马列原理和政治经济学的必修课，给了我某种角度的哲学原理和资本主义属性的辨识;而基础课的高等数学开阔了我的理性思维空间，物理学和分析化学帮助我进入宏观微观事物的极限;专业课的丝绸学内容让我发现自然之美、视觉之美、质感之美和理性之美的统一，机械原理让我懂得自由度的增减和应用……这些学科的认识、空间、极限、统一和自由，作为人类智慧对物质存在的伟大发现，难道跟文学和艺术没有关系?所谓文科生认识自然世界的普遍局限性，对具体艺术形式的泛知与外行，是当代文人知识总和都够不上“亚里士多德”的可悲根源所在。

　　既然爱读世界文学，我的视野必然被现当代的文学世界扯开，日本苏联印度、伊斯兰国家、北美拉美、东西南北欧、北非南非等地域，川端康成、索尔仁尼琴、普列姆昌德、马赫福兹、纪伯伦、普鲁斯特、史蒂文斯、福克纳、贝娄、戈尔丁、厄普代克、勃莱、马尔克斯、博尔豪斯、帕斯、黑塞、米沃什、昆德拉、里尔克以及卡夫卡、萨特、加缪、佩斯、贝克特、萧伯纳、劳伦斯、夸西莫多、萨克斯、戈迪默、吉巴尔等作家诗人，各种流派、风潮和特色的作品，自然被我纳入胸怀。还有与文学紧密相关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艺学以及美学著作，如《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之死》(柏拉图)、《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海德格尔》和《艺术哲学》、《人论》、《梦的解析》、《人性的弱点》、《宽容》、《第三次浪潮》、《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等等，也成为我阅读的必须，加上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吸纳，让我的眼界似乎越来越高，胡思乱想确实越来越甚，作废的“大作”写了许多。

　　就算眼光再高，手也高不上去，却又不情愿低下去。然而，我需要发表作品来证明自己、鼓励自己，必须低下手来写一些实惠的文字，然后用俗套的笔名韩涵和凌云，把“春的消息”之类的小诗小文寄给省电台播出，并在一些地方报刊发表哲思小语，后来在《诗歌报》上发表《梅雨》、《最新消息》、《在2023年》等诗歌。所有这些玩意，令二十来岁的我无比欣慰又暗暗沮丧，它们让我的文字见诸世人，却又与我学习的外国文学没有多少关联。适者生存，我必须让自己先从浅俗的哲理、农业的情怀起步，不抵触报刊的用稿趣味，否则孤单写作不合时宜的我就会早早自灭。

　　不管怎么样，我不会放弃“世界级”的阅读和思考，哪怕寻求高远的文学之道有太多的迂回曲折，但是我也不能好高骛远至一无所成。那么，让我在某个时期降低眼高迁就手低吧，一脚抬起找方向，一脚踩地走远方，逐步积累经验提高能力然后再去实现个性化写作。1985年、1986年中国涌起现代主义诗潮，现代主义诗人们闹腾的平台和环境，就是校园和群体氛围，而我此时身处小小的工科校园读书，缺少人文氛围，没有同人带动，又不和校外文友联系，只能在阅读思考中自习自悟。到80年代中后期，我在上学的苏州联络各地文友搞诗歌沙龙，接着主办民刊《火帆》诗刊。此后我的诗歌一边在《火帆》上发表，一边在《诗歌报》、《华夏诗报》、《诗人》、《当代诗歌》等报刊上发表，由此走向诗坛。经过一番理想与现实的抵牾困惑，到了二十五岁我似乎醒悟了，文学写作就是按自己的形式写自己：生命、自由、艺术与爱。关键是确立自己的形式。此时，我坚信文学中有一种超越时代、朝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而本土文学的价值久久地被各种反价值所压制和混淆。

　　在80年代的十个年头里，我阅读了数千本百科书籍，多半是人文类的，外国文学类的作品有几百种，其中的百余种外国诗集囊括了古今众多外国诗人的名作，此间我零散发表了一二百篇诗歌、散文诗及随笔。到80年代后期时，海内外通信渠道变畅，我的作品开始在台港地区及一些国外报刊发表。在我当年的作品中，有点意思并被认可的只有那么几首小诗，例如《命运》、《日环食》、《安居乐业》、《一根阳光穿透我的生命》。我自己比较满意的80年代诗作是，1980年的《梦幻》，1985年的《怀念将来的事情》，1988年的《不同的九月》、《生态》，1989年的《雪后春汛》等，假使把它们混编到201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诗选里，也许都不会丢汉语诗歌的脸。

　　90年代了，我进入对外国文学经典的温故式阅读，荷马的《俄底修斯》，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埃利蒂斯的《俊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海明威的几乎所有作品和传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加缪的《局外人》，逐句过目地精读，着重于对作品语言细节和风格意味的体会。如果谁把埃利蒂斯、普鲁斯特和海明威的上述作品做几段非风格的改动，尔后把完整的作品拿给我看，我一定会发现隐藏其中的破绽。这个时期，我在国内各主要诗歌报刊和一些文学期刊以及台港各主要诗刊和一些大众报刊，发表了更多的诗歌、散文随笔等，也发表了若干文艺评论，出版了《春天的黄昏》、《大器》、《沙克抒情诗》等几种诗集。回过头去看，那些作品本身的行进轨迹曲折繁复，多有令我羞愧之处，却让我过了一把做诗人的瘾。在我的诗歌中，回避不了象征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文学方式的复合影响，但那些影响在我的词语运行中是抓不到的意念气息。我还在作品中保留了不少意象化的浪漫主义，那是自然而生的流畅节律和意象化抒情的需要。

　　重温外国文学经典，也解决长期阅读中伴生的生吞活咽、食而不化的问题，将复杂的外部积存，疏理为通向自身的清晰路径，从而对具体的文学事物舍弃再舍弃，精读关涉自身精神轨迹和理性需要的杰作，建筑自我的价值坐标系统，化一切为自身的血液。如果是这样，我的一首诗、一篇散文或小说，就可能内蕴着元素丰富的血液，谁又能分离出其中的某一滴血液染指了哪一种哪一部外国文学的基因。何况，饱含中国文明传统的本土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应有成分，我对它的阅读肯定不少于外国文学，那么我的写作元素和基因又怎能与此相剥离。我的作品无论多么渺小，却涵盖我自己的生命、自由、艺术与爱，既是我的人本内容、文本形式也是我的审美态度。

　　(四)

　　网络时代与新世纪同步来临，使全社会的物质形态、人心观念、文化状况发生了史上最彻底的改变，高度发达的科技能力和物质工具，彻头彻尾地开放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与享受方式。文学的地位由曾经绝对的文化主流沦为当下的多元文化元素之一，文学的阅读由纸本翻看变为电脑和手机浏览，文学的审美功能由里到表、由心到眼，从欣赏吸收变为娱乐消费。此际，全球化语境和普世价值作为一种新论述而甚嚣尘上，可对我来说这是虚命题或旧命题，我不是一直生存在所谓的全球化语境和普世价值中吗。

　　至少从20世纪末开始，世界经济文化的互相交融认同，已经使中国文学融入了世界文学的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说，全球化语境和普世价值饱含了本土文学的语境和价值，古有《诗经》、《红楼梦》今有北岛、莫言，概莫能外。

　　像80年代出道的许多年轻作家诗人一样，由于投身职场、专注生活等大环境的原因，我于1997年秋离开文学圈、诗歌场，进入断续的潜在写作而不发表的时段。直到2007年秋天借助新浪博客回归文学，又开始较多地写作和发表，体裁以诗歌为主，兼及散文随笔、小说、文艺评论。回归的四年里我出版了诗集《有样东西飞得最高》，散文随笔集《美得像假的一样》，文艺评论集《心脏结构与文学艺术》，此外还写了一部小说集。我再次被文学界所接纳，诗歌和散文作品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评论。

　　不论有无写作，我对外国文学的阅读从没有完全中断过。近十几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仍旧为我所关注，奈保尔、品特、略萨、特朗斯特罗姆的小说诗歌在我看来仍旧伟大，虽然不比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获奖没获奖的大师更伟大，而我对莫言作品的关注和喜爱已持续了三十年。当下，我对外国文学的关注程度，不超过我对本国作家诗人余华、贾平凹、苏童、张承志、北岛、杨炼以及阎连科、麦家包括已故诗人海子作品的关注，后者的单体价值或群体价值，因是对生活样式的阴柔塑造(如苏童)和生命无意义的深度揭示(如余华)，以及叙事和文体的独特贡献(如贾平凹)，与当下的世界一流文学有得一比，有的并无实质距离(如杨炼的诗歌文本)。

　　对于近些年泥沙俱下的海量外国文学出版物，我无力遍览，无兴热读，随眼待之而已。经久的阅读经验告诉我，外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的基本文学经典，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大体都出现过了，我对它们有过邂逅式、抽样式的阅览，近20年又能产生多少超越性的新经典?可以肯定的是，经典不是每个年代和时期都能产生的，所谓新经典多是对20世纪及以前的经典作家诗人的挖新和翻新。随缘吧，遇到入眼的外国文学新书得看一看。遇到奈保尔的自传性随笔《看，这个世界》时，那种对生存境遇和事物理解的傲慢与偏见，已经刺激不了我见怪不怪的阅读神经，却让我多了份对成功者的某些智慧的别解。

　　前年我首次遇到贝克特的小说《无法称呼的人》，觉得它的怪诞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有得一比，前者的开头一段我读了七遍：“现在在哪里?现在什么时候，现在是谁?我不问这个。就说我。不想这个。把这叫做问题，假设。迅速前进，把这叫做前进，把这叫做迅速。可能有那么一天，万事第一步难迈，我只是简单地留在那里……”如果你真的像我这般数着字数读下去，把它当成《等待戈多》去琢磨，而不是若即若离去怀疑它对你的压迫撕裂，那你肯定上当了，最后你连对《等待戈多》结局的那种失望都得不到，不如回到80年代的青涩梦中做文字游戏的恶作剧。贝克特声称自己“没有什么要表达的欲望，没有表达的缘由，也没有表达的对象。”所以，他可能会“随意”说说而已，你不用问他《无法称呼的人》表达了什么。不信，你把这部小说中的“我”拿掉，看看里面剩下的是不是“他人与地狱”。

　　在网络现实中，阅读快捷如光，日读百卷;在现代时空中，行走快捷若风，日行万里;如果我形容说自己读十万卷书、跑百万里路，请不用怀疑和否定它的泛指。在我踏至全国各地、世界五洲的时候，反思自身的阅历便多了一份清醒，我会看到自己把能走的路走完，我永远不会看到自己把集合人类文明的文学海洋读完一寸。

　　外国文学是我的思想和精神的一份无期储蓄，虽然它从不兑现给我一点点的实物之惠，却让我在生活、工作和写作中保有增值的眼光和信心。有生以来，我在涉外企业、新闻媒体、文艺机构中从事三种职业，我个人的生活游历和自由写作隐含其中，与职场行为之间泾渭分明、互为砥砺又从不屈服，一切有形无形的空间和范围都不能把我的文学灵魂局限。我在海内外参加过一些国际性的文学会议，与国外作家诗人之间碍于语言隔阂，主要靠自己被翻译成英语或其他语言的作品来进行交流，它们出现在国内外报刊、诗歌选集及有关资料中，自然会得到一些外国同行的欣赏和传播。

　　也许还得说，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同样是人类文明的精髓。它们所构成的世界文学，给我少儿时的好奇心带来了精彩刺激，青年时的求知练笔欲带来了思考折磨，二十五岁以后的写作带来了醒悟恒心，三十岁以后的生涯带来了终身的文化尺度。惟其如此，每当遇到被渲染推广和看似高大上的仿真文学，包括面对自己的一时感觉良好的次等作品，甚或就是列入所谓文学史的次等货色，细加打量，我的眼睛都会拒绝它们蒙混过关。做一个书虫虽是做一个作家诗人的绝对前提，却不能把书虫与作家诗人等同起来，还是那句话：眼高未必手高，能读未必能写。无数的眼前事实证明，写作需要天赋、个性、阅历、训练、勤奋、格局以及平台、机遇和传播等众多因素，缺一难修成果。

　　归根到底，我在驱使汉语进行有限的写作，试探汉语构建的多种可能性，并在潜移默化中吸纳外国文学的适宜因子，以汉语文本来表述个性化的本我：生命、自由、艺术与爱。2014年我出版了诗集《单个的水》和系列散文集《我的事》，前者以自然世界、汉语文化和传统美学的交互生息为基调，后者以现代生活和反思文明的矛盾纠结为基调，力图书写出某些中国境遇、中国情怀的当代性和超越性。三十年来，我粗略发表了数以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包括发表过上千首诗，假设其中有百分之一的文字不丢中国文学的脸，没有完全愧对外国文学给予我的快乐动力，那么我会感到光明正大的欣慰。

　　在从小人书到大书的世界里，假设没有外国文学，就没有一个叫沙克的中国诗人作家，尽管他作为一种文本无比渺小，但他身染外国文学几十年的生活方式，与己与人定有益处。此刻，我的心底涌起了感谢的情愫，感谢一代代文学翻译家特别是上个世纪的文学翻译家，我阅览受益的所有外国文学中，都盈润着他们本身的伟大天赋、修养和心血。

　　常有把文学当成信仰的说法，文学世界像宇宙时空那样浩渺不测，那么把《新旧约全书》当做文学时，就看到了文学圣经里的上帝，他黑色披身却内心金黄，幽居在灵里而光照苍生，让我永远眼高手低，永不服气而生有活力。

　　(写于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