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病毒疫情确认以来，防控疫情、抵抗病毒成为全社会的要务。借助全媒体包括自媒体收发讯息的共时便利，关注疫情势态的文艺作品应时而生，产生了巨量的摄影、诗歌、书法、歌曲、绘画、曲艺等短频快之制，姑且称之为抗疫文艺作品，说这是一种风潮也不为过。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通过各种媒体、自媒体发布的抗疫文艺作品数以百万计，江苏省有组织创作发布的摄影、诗歌、散文、小小说、书法、歌曲、绘画、曲艺、戏曲、微电影等文艺作品就数以万计，江苏省淮安一市包括各县区有组织创作发布的各类抗疫文艺作品便数量过千。对此抗疫文艺风潮，可予以社会学和文艺学的双重体认，从社会学而言它是生存处境的客观投影，从文艺学而言它是一种心理情绪的外化呈现，总体来说是积极的、有益的，丰富了防控疫情信息的传播形式，适应了精神层面的正当需求，对灾情、疫情之类灾难题材的文艺本身，也具有实践和检验的促进作用。
        文艺终究是文艺，无论什么题材包括灾难题材，不唯以“重大和时新”为全部价值，而以对生存处境的深刻揭示和对普遍心理情感的代言性、真理性传达为崇高价值，并且不能有违人类共则和审美原则。文艺是带有客观性的精神事物，源于对真实生活的反映，文艺审美却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如何反映真实生活，如何维护文艺审美的价值性，向来都是复杂的创作认识问题和基础理论课题，它们取决于文艺创作者和受众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感悟力。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抗疫文艺创作既需要具有足够的价值追求，也必须遵从人类共则和审美原则，否则就缺少或没有文艺性；如果是以疫情为调侃和娱乐，显弄文艺手艺，甚至弄出歧视疫区、有辱人格的诗歌和摄影，以写作损害抗疫的包括羞辱、迷信的东西，拍摄疫情下的极端消极的镜头为能事，便沦为一种丑恶，再有表现技巧也是无价值或反价值的存在。
         人的尊严在极端苦难的环境状态下，更需要敬重和维护。常识告诉我们，文艺作品是包含审丑功能的，可以表现生命的衰老佝偻以揭示时光无情，可以描绘生态的恶劣以揭示灾难之源，也可以挖掘人性的丑陋以揭示人间祸根；吴敬梓、李伯元、鲁迅和波德莱尔、里尔克、卡夫卡具有高度的理性觉悟和艺术 手段，才创作出不朽于人世的审丑类作品，凸显了作家基于文学使命的责任与担当，完全符合美学创造的对应精神。审丑不是唯丑，不是以丑为美，而是以丑托美。二战末期，当苏军经过与守城德军的鏖战后攻占柏林；假如此时有一个摄影者不顾其他场景，专门去拍摄遍布街区的士兵或男女老少居民的尸体，把一个个死者残缺的躯体、扭曲的五官都特写出来，而不去思考战争的残酷本质，揭示和平的珍贵代价，那么他的所作所为与抓着相机的验尸行为有何区别？另一位摄影者，在扫描街区的惨景和堆积的尸体后，专注于拍摄躲在防空洞里的一群恐惧眼神和一瓶缺叶掉瓣的鲜花，前后两者相较，那一种拍摄更符合人性内涵的考量和美学价值的指归，不辩自明。
        基于起码的素养、责任和良知，文艺家应有所为，有所拒绝。倡导什么，杜绝什么，显得十分重要。疫情蔓延，形势严峻，抗击病毒，人人有责。倡导真情实感的文艺创作，关注疫情下的生存处境，揭示人性的顽强与尊严，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杜绝表面化的假大空的滥抒情。假大空的滥抒情貌似高大上，堆砌大词状语，实际上脚不沾地，流于浅薄、无良和作秀，是对患者与抗疫者的不敬，是对文艺精神的轻慢，是与冷漠一样恶劣的病毒秀。文艺家抵抗病毒，须有高度的醒悟，从精神深处做起。众心自觉，必战胜病毒。
        面对残酷的疫情、灾难的题材，触及文艺创作时需要慎之又慎。染病的和艰难中的人们，防控疫情、参与救援和治疗病患的人们，那么紧张、劳累和危险，身负重压而抱持着必胜的希望行进着。在这个时候，如果浮浅地想到什么、看到什么，就草率地动手去摄什么、写什么、画什么、唱什么，进行空洞、矫情的呐喊，可能会事与愿违，或许会像往苦痛的伤口撒盐，或许会像触碰做手术的医生的手臂。比如唱歌，唱深情而有力的歌，可以给前线的士兵鼓舞士气，但要是对正在持枪瞄准的战士唱一嗓子，效果必然会适得其反。
        在世界范围内，一战二战的滔天灾难产生了许多的优秀文艺作品，例如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长篇小说，苏联电影《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美国电影《辛德勒名单》等等，它们的审美精神配得上二战的灾难。  中国新时期的伤痕反思文学也属于折射灾难的文学，北岛的诗歌《回答》、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以及先锋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兄弟》，它们的审美思考配得上祸乱、极左造成的人间劫难。好莱坞灾难片《泰坦尼克号》、《末日崩溃》等等，以生命的高尚勇敢、影片的高超技艺来  匹配那些天灾人祸。人类面临灾难，可以抗争取胜，可以忍耐度过；若要藉此题材触及文艺创作，则要尽可能度量作品的审美价值与灾难的代价相匹配，却不可以轻佻矫情、鸡毛掸面，更不可以对灾难进行戏耍粉饰。
        所谓民族不幸诗人幸，或者所谓苦难造就艺术，与闻风而动、跟风而上的抢题材、抢风头是两码事。这不是思想敏锐、行动敏捷，可能是受了运动式的投机病毒的深度感染。安史之乱的不幸，造就了杜甫的诗歌艺术，佛罗伦萨的瘟疫，造就了薄伽丘的《十日谈》，俄罗斯的苦难，造就了柴科夫斯基的音乐艺术，法兰西民族的动荡，造就了罗丹的雕塑艺术《加莱义民》和《思想者》，布拉格之春的阵痛，造就了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些造就，并不是因为文艺家抓住了什么重大热点题材，而是由于他们自身亲受了苦难不幸，至少感同身受了苦难不幸，继而把他们的作品建立在审视世事规律、洞悉事物本质、超越现世认知的基础上，而且需要作出不被凡俗好恶所左右、可能背离现时功利的自我牺牲。如此，才有了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梵高和他的《向日葵》，海子和他的《太阳·七部书》。
        没有内核和容量的文艺制作，往往也缺乏文艺之所以为文艺的表现形式；没有显明的风格形式，诗与非诗、艺术与非艺术就没有了界限，那么无能谁都可以认为自己制作的东西是诗、是艺术，甚而认为自己制作的东西是好诗、好艺术。从根本上说，独立人格、深刻思想和创造能力，是造就文艺作品的基本要求，没有这三点，何以奢谈文艺创作。
        对于新冠病毒，每一个民众都有义务去抵御，去防范；自爱而爱人，尽己所能去做些有益的具体事情。就文艺创作而言，如果不是自己所长，没有真正的走心，酝酿得不够成熟，没有独到的艺术表现形式，何必抢风头似地去制作肤浅做作的东西，为不幸的世界和局促的自己作粉饰，成为无病呻吟的噪音干扰；这样做，首先对不起冲进疫区为抗击病毒做出牺牲的人们，进而对不起全社会的实实在在的抗疫努力，最终对不起人性良知和现代文明人的称谓。当前，管理层面在着力反对各种形式主义，文艺领域也不会被排除在外。
        也许有一些自以为精神境界高于他人性命安危的文艺人士，持一副对疫情无动于衷、不屑于动口动手的样子，不能不说是黯淡自鄙的消极表现，这种“微妙的”冷漠正是一种病毒秀。
        无论是什么时代，当它遭遇疫情、灾情之类的苦难，摆脱苦难的愿望和对苦难的抗争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果对文艺家有什么期待，那就是拿出深刻、动人的作品，给人以感动、警醒和力量。与许多省份一样，江苏面临防控疫情的重要使命，深厚的文艺底蕴和人文素质，使得江苏出现不少优秀的抗疫文艺作品，目前主要体现在短频快的摄影、诗歌、歌曲和微电影等方面，比如丁昕春的乐曲《用爱支撑生命》，王学芯的诗歌《站在高楼窗口》，张正甜的艺术设计《武汉有我》，富于真情实感，含有道义之善，文艺之美；还出现了文学评论家汪政那样深度思辩的文艺批评《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文艺”？》，助人解惑，利于纠偏。但从总体来考量，优秀的抗疫作品的比例不占多数，也许长篇小说、电影、戏剧那样的巨制，需要较多理性的思考积淀和较长时间的酝酿准备，对此我们予以耐心的殷切的期待。
       抗疫之下，群情敏感，人心向善而我为人人，进而人人为我，自然会产生新的文艺思考，可能会呈现新的价值形式和内容，会有许多的好作品出现。当我们向创作抗疫好作品的文艺创作者致敬，便是对勇于实践、不懈接近文艺本质的前行精神的首肯鼓劲。                                       
 
                                               （202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