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第6期《火帆》发表九色鹿（高尚梅）的《受伤的狼》

　　当我把记忆库里删不掉的事物稍加清理时，发现两个年代是最清晰的，即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是个社会转型期，文革及文革结束，最后两三年国门开了缝隙，当代西方文艺挤进来了。我从1978年冬开始，在自己的书桌上放摆维纳斯石膏裸像，在墙壁上挂丘比特的彩色塑像，阅读所能见到的外国文艺书籍及西方美术画刊，同时我还是个极度疯狂的西方电影迷。

　　1980年我开始爱好文学写作了，热烈的激情和诗意烧烤着全国文学青少年们包括我的皮肤和心脏，每一个城市都有形形色色的作家诗人在拥动，一如英雄和明星的风景。这是青春骚动的时代，实质上是个由政治变形为文学艺术的时代，人们崇敬文学艺术正是崇敬政治及反思政治的变形模样，而不是文学艺术家在情理上与常人有什么不同。那种青春骚动慢慢过去了，慢慢平静下来，走向自主独立的天地，那是物质与精神生活多样化个性化的真我天地。就在八十年代后期，在文学由超高温向高温滑变的社会背景中，我在当地认识了一位校园诗人，她的名字叫九色鹿，她用激情四溢的诗篇，触动着我对青春和文学的感知。

　　九色鹿，对诗的感情和感觉那么丰富，整个就是天生的，背后没有贵人扶持提拔，背后只有善良纯净的梦想，因此她写的诗显得闪烁迷狂，不是那些被培养提拔的、无文化才气的、玩字面游戏的青年男女能比的。我那时搞文学社火帆诗歌沙龙，在最后一期(1989年冬)的《火帆》诗刊上，登出了九色鹿的诗《受伤的狼》，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每一根血色的狼毛/记载了荒原上被戳的日子”。可以想知，一个20岁的女孩对狼的意象有如此丰富的感情和感觉，她不是诗人谁又敢自称是诗人。

　　我们和一帮老少文友诗友，在靠近市区一个古代府城遗留的街巷里聚会玩耍，到女诗人杜鹃家吃菜粥，到一个飞行员出身的前辈诗人家喝酒，弄得大家满口酒气，诗意仿佛。朋友中有一位老弟叫陈进，他一般不说话，静静地听别人说。当我喝多酒了没 法回家的时候，他把我带回他的家里睡觉。而这一夜基本没法睡觉，陈进对半昏沉的我说了那么多话，文学、艺术、哲学，我问他对九色鹿感觉如何时，他反而不说话了。这我就明白了，九色鹿是他挚爱的女友，甚至可以说是未婚妻。

　　到了1991年左右，我想编印一本非主流（不是今天时髦轻松的非主流概念，而是一种彻底透视和压力反拨）的诗选集，标准是非主流的好诗，名字可简称为《九十年代》，经过一年多时间，我约来了当时中国诗坛最优秀的一大摞诗作。如今我翻看遗存的一厚本资料夹，其中有九色鹿的诗稿。这本诗选集因故成为泡影，那年代做事情哪像现在开博客这么简单。

　　九色鹿，我的诗妹，在大运河堤上奔跑，在一个古代府城遗留的阳光细节中奔跑，忽而瞥见天地间的魅影。“那些路过的凶杀/使人群蝗虫一般窜逃/家中的温馨在昏黄的路灯下心悸/夜张开黑色的翅膀蝙蝠一样覆盖小城”（九色鹿《黑夜》）。

　　大约是在1993年底，或者还早些，九色鹿和我通了一个电话，她说她要去北京了，不是去玩玩，而是去闯闯。我从外贸企业调到报社不久，完全理解一个姑娘跑到京城去淘金的心愿，我想在她行前请她吃一顿饭，但是没能实践这个愿望，她说走马上就走了。

　　一位真像九色鹿的小姑娘，怀揣着日记本里的抒情诗稿，走了，走得很远，去北京落了脚，还跑了其他的城市，从我的视线中彻底消失。她和她的男友变成了京漂子，读书，创业，淘金。后来，她到《今日中国》杂志谋差，满中国地跑，一个新锐的记者名字在杂志上出现：梅尔。

　　记者梅尔在采写那些部省领导的访谈文章时，胸中依然奔突着九色鹿的诗情。我只能从她的诗中，寻找梅尔与九色鹿的关联：

　　“我愿意将黑夜、午后和流言用风暴埋葬/只要有一抹绿色/可以端坐村口，只要有一个春天/可以让人瞭望”（1994年，九色鹿《小城之春》）

　　也许只有我这么想，如果她不去北京闯荡下海，把10年精力用来捕捉诗意，那么诗坛可能会多一个优秀的女诗人。在10年艰辛创业的业余时间里，她写了许多本日记，页码中隐蔽着诗意的生活，不去发表，只为内心需要。我有那么一本九色鹿在北京遭受创业磨难时的日记本，它让我在21世纪初的滚滚物欲中遭遇了赤诚，赤诚的人和态度，近乎童心。也许，能相对完整地描述九色鹿的外人只有我了。

　　当她10年后从北京凯旋到那个曾经的古代府城时，通过别人告诉我，她回来后第一个要见的朋友是我。听后，我没有感到奇怪。今儿个是金钱财富的社会，人们早已从崇拜文化精神变为崇拜老板财产，而我只是个记者，至多再加上高校兼职教师的零差，一主一副两份薪水，似乎也换不来她两辆大奔驰中的一辆。冲着这一点，我就相信她很在乎老朋友，她还是那个九色鹿，是比奔驰轿车灵敏百倍的灵性动物。按我一把胡子的阅历，完全没必要吹嘘她的作品，一是我不值得，什么吹嘘文章也超越不了20年的交情；二是她不在乎，什么样文章她没见过。有一点我这个做记者的是特别厉害，无论这个世道如何混淆视听，用一种僵化或利益化的观念标准去衡量文人的作品与成就，我却能弄清文化、学识、眼界、背景、为人真诚度的真假，能感觉出谁是否靠文外功夫还是靠时代反时代机遇，或直接靠贵人扶持的微妙……前提是我和他或她见面说上一个小时的话。

　　对于纯粹的女诗人九色鹿,我想也是能看清楚的。现在叫她原来的名字高尚梅吧，或者直接叫梅尔，她靠挣扎、痛苦、快乐、智慧和不歇的奋斗，靠母性的善良和爱心，换来喜悲搀杂的现实。梅尔对自己那个没来得及到人世张望的儿子说：

母亲是一头愚蠢的花鹿

给我一整条河流吧上帝

我渴极了”（1999年，梅尔《皇仔》）

　　艰难时事，跌打滚爬，梅尔唯一的精神支柱是他的老公，就是那个叫陈进的人，我的文友老弟。缄默的陈进，一个不写作却在感知上胜过许多作家的高人，他对于哲学、文艺学的理解，可以击溃那些背吊书袋的教授学者。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现实，话语权的虚假与不平等。陈进对于梅尔事业和诗意的支撑，是我现在叙说女诗人梅尔的前提。梅尔无以报答他的支撑，便用《枯坐的螳螂》来表达一切心意。

我的脚曾经如你的躯体一般透明

如今根已老化藤亦腐朽

铿锵的歌声断断续续

螳螂 螳螂

趁着还有一点力气请手握画笔

爬进我绿色环绕的邮箱

我立在白发苍苍的街头

向光瞭望

　　到此，我简单叙述了女诗人梅尔的人、事和诗。梅尔的生活内容是：实业的奔波加文学的纯净，务实的基础加理念的高升。希望大家和我一样喜欢她和她的诗：真的像九色鹿，真的是奔跑的诗篇。

（写于2007年夏，后载2007、10、11《淮海商报》）

2003年，与陈进、高尚梅

2007年在陈进、梅尔的家里

2008年梅尔生日，与陈进、梅尔、都市放牛等老诗友的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