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业和物质联合作战成为这个时代的图腾而倍受崇拜的时候,当电子网络和影视传媒构成的后全权语境下的读图、视屏时代翻卷而来的时候,读一首与生命与技艺与良知有关的诗需要一种勇气。而在一个诗歌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事业的时代去写一首诗,需要的不只是一种勇气。诚如马丁·海德格尔所言:“假如我们不想在这个时代蒙混过关,通过分割存在物来计算时间的话,我们就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因为这个时代遮蔽存在
《香山诗刊》 2016年秋冬卷作品第二辑
当工业和物质联合作战成为这个时代的图腾而倍受崇拜的时候,当电子网络和影视传媒构成的后全权语境下的读图、视屏时代翻卷而来的时候,读一首与生命与技艺与良知有关的诗需要一种勇气。而在一个诗歌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事业的时代去写一首诗,需要的不只是一种勇气。诚如马丁·海德格尔所言:“假如我们不想在这个时代蒙混过关,通过分割存在物来计算时间的话,我们就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因为这个时代遮蔽存在,因而隐藏存在。”当我们都不得不在生活的“右岸”循规蹈矩的生存,在日复一日的呆板和枯滞中青春连同纯真被季节冲刷掉往日的鲜活,诗歌写作就正如人生的“左岸”成为生存下来的最为可靠的依据甚或存在的勇气,而黑夜中肖邦的左手正反复证明了诗歌的力量和生存的重量……丘树宏的身份和工作关系应该说离诗意的诗歌状态较远,但是,丘树宏在繁忙的工作中不停地用纯净的情怀追寻缪斯的脚步,以生命的名义演绎诗歌的行板,这就显得耐人寻味了。
当岁月的潮水在暗夜中奔涌激荡,随之冲挤过来的诗歌的漂流瓶,让我领略了诗歌的快乐和秘密。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丘树宏的诗犹如多彩的蝴蝶振翅的声响穿越时间这翻涌过来的漫漫水域,用清纯和渴念冲洗那些渐已枯寂的心灵地带,在对青春、生命、爱情、故乡、往事的记忆中倒回往昔的胶卷。丘树宏在诗歌中规避了虚伪和矫情,他的诗歌写作尽管还不可能是完备,但是一种扎根向下、立足于真切的自我感知的根性力量最终会衍生为繁茂的榕树,在年轮的扩展中获得一种生长的力量,诗人如此,诗歌如此,诗情如此——“于是,我飞上了一棵硕大的榕树/在它苍劲的树枝上落下我疲惫的双脚/它有着茂密的枝丫和精美的绿叶/我无须筑造哪怕是简便的窝巢//啊,榕树!我要在你温柔的怀抱里静静栖息/梳理我那短而干涩的凌乱的羽毛/我要吮吸你绿叶上的露珠以滋润我嘶哑的喉咙/向大地放声唱出我绿色的深情的歌谣//庇护我吧!尊敬的榕树/与你沉默的绿叶一起为所有的鸫鸟祈祷/当我们在春天里自由地飞翔歌唱的时候/世人一定会永远赞颂你不朽的功劳”(《鸫鸟》)。
丘树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文革岁月中度过的,那黑色的眩晕和疯狂的日子,诗人用忧伤而倔强的诗歌寻找到失落的记忆并以此来追忆往昔的苦痛,诗人用诗歌来慰藉血痂斑剥的伤口。就这样,在丘树宏承受红色时代无情的戏弄的痛苦记忆中,可幸的是他找到了诗歌,尽管“睡不醒”的青春无可挽回的失落在红色年代漫漫的冬雪之中,“还是那个舞台,/还是那个编剧,/还是那个导演,/还是那个班底。//然而,什么时候,/那几个角色——/生旦净末丑,/却彻底倒了个个儿”(《革命现代样板戏?》)。
丘树宏的诗大多是抒情短诗,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清澈、透明又有一种可以回味的底色,这让我首先想到了在人间的漫漫灰尘和烟火色中偶然出现的纯净琥珀。季节的漫漫风尘卷过那黑色的原野和灰色的树林,曾经鲜活的生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简单冲刷中,变了形状,失了颜色,隐了足迹。在时间的浩浩巨手中,在这个我们短暂停留的世界上,什么能够留存?也许,诗歌是一个最好的而又常人难以企及的装置(原谅我对诗歌的精英看法),这恰如一个淡黄的而又纯净的琥珀,曾经的记忆、感情、语言的生动都在某一刻停留,停留在时间的深处。它,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语言和记忆的力量。而这只能来自于诗人和他在暗夜所抒写的诗行,或悲抑、或欢欣……丘树宏的这些优秀的抒情短诗,不能不让我想到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和抒情性问题。在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和批评中,诗歌的“叙事性”以及其对“抒情性”和浪漫主义诗歌的反拨“意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诗歌区别于以往时代诗歌的重要标志和显著性成果。但是,当我们已经共睹了诗歌写作的叙事性的诸多益处和“战绩”时,更多的人也因此忽视了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远非如此简单。“叙事性”和“个人化”一样在90年代乃至当下的诗歌批评中成为相当含混和暧昧的诗学概念,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已经成为圭臬甚至惟一的评价诗歌的尺度,而诗歌写作的抒情性则被视为畏途和歧途,甚至被讥讽为弱智低能的“小儿科”的智障把戏。实际上,回到诗歌的古老的源头返观诗歌的本体特征,抒情诗才是其真正的底色,任何所谓的叙事性和戏剧化都要以抒情为前提,反之,诗就会走向反面成为“非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心存芥蒂和偏见,相反合理的使用叙事性会增强诗歌的容纳能力和张力。而丘树宏的诗歌写作多年来一直坚持写抒情的短诗,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抒情特质,这就说明不管是诗歌写作的抒情性和叙事性,只要运用得体都会写出重要的诗作。当然,丘树宏的一些抒情诗在表现方式上可能有的比较单一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开掘,但我希望诗人在抒情诗的道路上走下去,海子的抒情短章受到世人的瞩目就是最好的明证。
我是一只鸫鸟
一只苦苦地觅食的鸫鸟
七月的骄阳,像灼热的大火
在金黄的大地上熊熊燃烧
我曾躲进田里的苗圃
我曾躲进田边的草寮
但它们也逃不脱大火的厄运
还无暇将我保护和关照
——《鸫鸟》
生命中瞬间的流火,其中不能被消解的晶体在时间大火的淬炼中仍会熠熠闪光,人性如此,记忆如此,诗歌如此。丘树宏的抒情短章就是时间火焰中不能被消解的最终淬炼出的结晶,在时光的折光中呈现出个体在生存场景中的丰富与多姿的记忆。而这已经足以令人满足,在无数个黑夜,在无数个孤独的黄昏,感谢和守望这只淡淡的,永久的琥珀,感人的姿势与回声……
丘树宏的诗歌写作,有着一种独特的“慢”或曰一种朴质拙沉的雕塑感,过往的一切都在经过诗人过滤的记忆和命名在显影纸上扩散、显现、放大和定格。更为重要的是,丘树宏的诗歌写作和其中呈现的意绪并非是不及物的,而恰恰是来自于本源性的与时代、生存、土地、命运、情感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这在他那首非典时期影响巨大的诗歌《以生命的名义》中有着相当具有说服力的体现,“以生命的名义——/一身雪白雪白的衣装,/穿出了无比圣洁的美丽;/永远昭示着天空的晴朗,/永远昭示着生活的甜蜜”。诗人的热忱,深入时代的勇气,悲痛和敏感与都时代和生命的黑色境遇撞击在一起,这不仅呈现出人性的光辉,更有诗歌富有长久穿透力的膂力,丘树宏以诗歌完成了对时代和生命的命名。
值得注意的是,丘树宏的一些诗歌,从题材上讲可能更具有“主旋律”的色彩,但是,重要的是,诗人的情感是真挚的,他在复杂多变的时代面前勇于践行一个诗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可贵的是他时刻注意到自己是在用诗歌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在说话,所以丘树宏的这些介入式的深入时代的诗歌写作维持了诗歌文体的艺术良知和语言道德,更重要的是维护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社会使命感。在这个意义上,丘树宏是一个萨特所说的介入型的诗人,深入当代的知识分子,这更为重要,而这也正是丘树宏的诗歌写作的意义和带给当下时代的诗歌写作的启示。
由于职业的需要,丘树宏在不停的跋涉。这种在路上的状态使诗人不停地思考。从乡村到都市,从大漠到水乡,都留下了诗人的足迹。而在行走中,诗人在边走边唱,且歌且吟,他的诗思在与自然风物和历史陈迹的冲撞和融合中获得了富有个性的诗意呈现。西藏、青海、云南、新疆,这略带陌生而新奇的地方,召唤出诗人对农业文明古国的当代诗意想象,古城,关塞,羊群,草原,蓝天,白云,悠扬婉转的歌声。这样的景物使诗人的抒情带有一种传统上的沿承。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古老的温润的农耕情怀和田园诗意,在后工业的时代语境下更会使人生发出对缓慢的、行吟的、浪漫的时代的想象和再造。而雪山,草原,大漠,正是这种古老情结得以释放的活力源泉。这些事物经过诗人语言和想象的双层提升和过滤获得一种美学和历史的多重阐释空间。
任何一个诗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地缘学意义上的出生地,另外一个则是精神栖息的故乡。在此意义上,故乡,成为人类整体和个体诗意栖居的最后干净敞亮的牧场。诗人的天职是还乡。在故乡的物象、记忆和想象之间,在语言的桥梁上构筑属于自己的话语谱系——温暖的,忧伤的,感怀的,痛苦的,追述的。乡村的美好与沉重在自然景物的细描和定格中成了诗人永远而鲜活的记忆,它正如从田野上吹来的风拂去工业时代的铁锈与灰尘,这对于走出故土连平在他乡都市生存的丘树宏而言更是如此,“你是从古老的中原/吹来的风——/一阵阵/吹过长江/吹过黄河/在南方的山山岭岭/歇下了脚跟//这里的大山挽留了你/于是你有了大山一样的诚实”(《客家人》)。
应该说,丘树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属于自己的诗歌话语和抒写谱系,在生命与语言的面对或摩擦中,诗歌和生命都放射出光辉。乡村的淳朴、清新、生命的韧劲都体现在他的诗歌文本中,这也成了他诗歌写作的资源或底色。他的大多数诗歌作品就如雨后的山谷,清新、脆丽、干净、淳朴、诚挚。尽管丘树宏的诗看似是“主旋律”的诗人,但是他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担当的知识分子情怀都与他不断精益求精的锤炼的语言、意象、修辞相当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同时值得强调的是丘树宏是一个相当自省的诗人,这对于当下那些自以为是的诗人而言是何等的可贵。综而言之,丘树宏的诗歌写作在当下这个后工业时代既具有艺术性,更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重要性。
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从来都不缺乏在诗歌技艺上纯熟甚至完美的工匠型诗人,但我们缺乏的是那些勇于担当知识分子情怀、深入时代噬心主题的思想型和介入型诗人。在这个意义上,丘树宏属于后者,所以他的诗艺道路会走得更远。
2008年8月25日于北京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文学博士后,诗人、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客座教授。著有《尴尬的一代》《变动、修辞与想象》《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远方有大事发生》《一个人的和声》等。编选《百年新诗大典》《中国好诗》《天天诗历》《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诗坛的引渡者》《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年度诗歌精选》《年度诗歌理论选》等。曾获大昆仑杰出诗歌批评奖、《扬子江》诗学奖、《扬子江》双年奖、《星星》年度批评家、《诗选刊》年度批评家、《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后天”双年奖批评奖、《人民文学》《南方文坛》青年作家年度批评表现奖、首届建安诗歌奖、首届海子青年诗歌奖、首届刘章诗歌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