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人民当家做主、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时代主旋律。优秀传世的艺术作品，该是从内容到形式，既彰显着艺术家的强烈个性，又打着时代的深深烙印。人民性，在王超诗书画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中，既是艺术个性与时代烙印的完美结合，也是师承与创新的成功范例，因而成为他的艺术思想境界的显著特征。

　　心里装着人民，为人民所喜爱，是他的两位恩师的言传身教。李苦禅先生经常教导他说，“我老师齐白石，之所以众望所归当选中国美协第一任主席，首先因为他是中央政府授予和老百姓公认的’杰出人民艺术家’。他画的鱼虫虾蟹花卉果蔬，能印在日常生活器物上，老百姓看得懂，打心眼儿里喜欢”。为此，苦禅先生多次去中山公园现场作画，征求游客意见，倾听群众的心声。1950年代，李可染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为祖国江山立传”的艺术主张。1962年春，王超在跟随可染先生赴桂林写生时，面对漓江岸边的象鼻山请教先生：“为江山立传与为人民服务是啥关系?”可染先生答：“祖国江山就是人民的江山。为祖国江山立传，就是用画笔为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立传”。

　　王超谨记恩师的教诲，创作的“牡丹系列”多呈群芳众香围绕磐石、昂扬烂漫欣欣向荣之姿。他创作的“大象系列”，表现体魄健壮、信义仁厚、勤劳勇敢的象群或《走出焦土》，或《口渴思吞海》，或《久祥图腾》，让人不难品味出，这即是中国人民团结向党、热爱和平、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民族精神的写照。

　　画笔画人民、为人民，是王超发扬光大恩师艺术宗旨的积极修为和勇于创新。1960年代，中国人民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中走出，他也刚刚走出中央美院的大门，便主动深入到大港、胜利、渤海油田体验生活，遂以满腔的激动和热忱，以雄赳赳气昂昂的笔触，以积极果敢、阳光向上的人物群像，创作了《会战新油田》《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系列画，热情讴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和必胜信念。

　　自古以来，艺术便有“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分。作为中国顶尖美院的高材生，王超有时也徘徊在去“庙堂”还是去“民间”的十字路口。1980年代初，年富力强的他再去可染先生的“师牛堂”问道。先生想了想对他说，不久前，戏剧大师曹禺是这样评价你老师的：“李苦禅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人生短促，艺术长存——这并不是说任何艺术，而是人民所肯定的艺术。李苦禅的画就是这样的艺术”。恩师再次为他拨云见日，从而也更加坚定了他“不为浮云遮望眼”的艺术信念，进而探索出用中国的笔墨情趣，表现外国寓言的哲理情思，开创了“寓言画”新画种，一时轰动艺坛，代表作《酸哉不食也》入编《中学生美术教材》。及至近期，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他的《美术作品选》《诗书作品选》共4种，成为高等美术院校的书法绘画教学范本。可以说，他一以贯之的艺术追求，便是让“高雅”有血有肉地走进民间，并在民间获得旺盛的生命力。

　　真正的艺术家，必是与人民群众命运与共的艺术家。值得称道的是，王超自“古稀”后的十数年来，致力于“诗书”艺术创作千余首，用天籁率真与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同频共振，用接地气的艺术良知，直面并回答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比如他的“地书赞”系列：“公园地书伴晨练，长杆塑笔落银河。游客围观共陶醉，会心雅赞书五车”;比如他为“劳动者节日•人物画线上展”所作《序》：“抛家舍业农民工，国家富强立大功”;再如他的《国医赞》系列：“黄帝内经释天道，阴阳五行易理深。四诊八纲治杂症，悬壶济世救万民。华夏子孙广繁衍，中医中药举世尊”;尤如他的《袁隆平公赞》系列：“民以食为天，粮足天下安”、“培训各国种植手，和平友谊无饿殍”……

　　泱泱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讲艺德的文化。在思想境界层面，王超的“善根说”，是他对中华传统艺德的守正。而人民性，则是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信的践行与担当。

202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