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王根发，男，汉族，生于1962年，河南禹州人。别署崇善轩，北京师范大学书法硕士，进修于北师大启功书院书法高研班，高级职称。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建设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水泥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陈氏太极拳协会理事，陶瓷艺术大师，《书法天地》杂志社社长。作品入选中国书协举办的全国第五届楹联书法作品展、第五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等国内多次大型书法展览活动。
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脉络，中国建筑是以石木为砌的历史真迹。书法与建筑，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血脉相成。它们皆以“形”“象”“境”三层为创作之本，皆为中华精神文明之所载。
于书法而言，“形”为基础，笔墨结体之表现。“象”为神采，审美意趣之偏好。“境”为精神，品格修养之融灌。于建筑而言，“形”为根基，功能布局之构架。“象”为理念，时间空间之会意。“境”为意境，时代精神之荟萃。“天人合一”之思想精华，在书法、建筑中皆有体现。
此外，将书法与建筑具象融合，亦为我国官方、民间之久远习俗。石刻题壁、楹联匾额、牌坊园林，有建筑之处必有汉字为伴。所以，在进行传统书法、建筑创作时，均有联合研究之意义。
一、中国书法文化
大汶口文化出土的一件黑陶尊，器表上用硬物刻着一个符号，上端一个圆，下端一片曲线，最下方是一座有五个峰尖的山。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汉字，比甲骨文还要早。汉字，距今已有五千多年历史。
汉字造字法中，本来就有“会意”一项，黑白两色间，那些静定的“点”，律动的“线”，包容的“面”都足以调动艺术家周身的笔墨才情，不断逐高、逐深。书法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精神融于一身，是中华文化思想的具体物化形态，所以，有人定论：不懂中国书法就不理解中华民族的民族性。
（一）实用性和艺术性的认知
汉字、书法创造之初，有其不可替代的实用性：传情达意。古时，书信交流、文化教育、政治科举样样离不开书法。古代文人学士，因交流、做学问的“刚性需求”无不精通书法。但随着历史推演，书法早早冲破局限，成为中华艺术之精粹。魏晋时期，书法生成自觉审美，磨砺出笔墨之“时代英雄”王羲之。唐宋以后，“欧、颜、柳、赵”“苏、黄、米、蔡”才人辈出。由此，书法的“引申义”艺术性逐渐成为探索研究之重。
历代文人推演，得出了“书法即人”的理念。中国书法与中国人是不可分割的。清代书法理论家刘熙载在他的著作《艺概·书概》里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中国人对书法的尊重由此可见一斑。书品既人品，且书且慎重。
（二）审美的发展
中国人最早的审美观念亦来自书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认为，书法与绘画在仓颉时代同出一源，同体而未分。“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汉字是传承最久远的、现存极少数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象形”乃诉诸者的视觉传达。
后蒙恬造笔，汉字字形逐渐抽象，书法成了训练抽象气韵轮廓的基本艺术。汉字从最初“子子孙孙，万年永保”的纪事载史、传之久远的功用，逐渐提炼出高价值的艺术性，且愈发深奥、多样。文人之审美意识、人生观念皆由笔墨而出。
唐代书法家张旭、怀素和孙过庭，是三位有清晰自觉意识的书法家。
张旭的传统书法功底很厚，他把书法的寓意性、暗示性、抒情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能从“令人意悦欲书，乃偶以利剑画而书之”，悟“锥画沙”之妙，其间又见公孙大娘舞剑之低昂回翔之笔势。
怀素是古代书法家中最早有自我宣传意识的书法家之一。他的草书代表作品《自叙帖》详细记载了当时著名的诗人对他书法的评价，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怀素的良苦用心。
孙过庭则用自己的草书将自己关于书法的理论书写得淋漓尽致，认真探讨了楷书和草书的发展历史和创作规律，使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相辉映，从而传之久远。
由此我们便可知：中国书法的艺术品格，除书写的文字内容之外，书写的线条本身就是有意蕴的、抒情的。书法远远超出了实用性而进入了纯粹的独立的欣赏艺术的范畴，曲折地反映着人性，折射出人生。
（三）书法与文学修养
书法在其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伴随着中国社会形态、政治结构、文化厚度的不断变化。它不仅是文人墨客的表达工具，更是对书者观世心智的一大考验。
书法，其内容形质并行，便可集中地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学内容、哲学思想、美学意蕴、情感世界表达尽致。书写者的“书外之功”极其重要。拥有足够的生活阅历、知识积累，宽阔的眼界和胸怀，才能使自己的书艺作品传达出高品格的美感。
古人讲“藏书以教子”，求以境树人，今人亦同。现代家庭新的审美标准标准，早已脱离彩电、冰箱、音响等单纯的物质追求，而是百册藏书、两三盆花、四五幅名人书画。这并非附庸风雅，而是一种精神文化追求。富有哲理和情趣的书画作品，能婉转体现主人的精神与追求。
二、中国建筑文化
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艺术》中提到：“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也最耐久的一类，所以它所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多面，也更重要。”时光荏苒，许多“文化证据”随着社会演变发展而消失了踪迹，留下了诸多“疑问”和“悬案”，而经得住历史风霜的建筑恰是能让我们认识千百年前传统文化生活的突破口。
各个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变化，政治经济不停发展，建筑也随着产生了不同的特点。社会生产力直接影响建筑的工程技术，社会意识则直接影响建筑的艺术形态。不同时期的建筑特点强能有力地表达出当时的社会动向乃至这一时期占有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当我们将建筑历史有序地分出阶段，研究它们的特征，便可发现其中的奥妙与规律。
（一）原始社会
关于远古社会建筑的实物资料方面，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提供了最早的建筑形态资料。它能直接反映出，上古时期华北平原上的人们用“穴居”的方式解决居住问题，而这一方式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原始社会。
穴居是利用天然石灰岩洞穴，或者人工挖掘窖穴进行居住，人工洞穴大多呈上小下达的“袋型穴”。而在我国华北平原的黄河流域，由于深厚黄土层天然的“直立性”优势，还能看到一些水平掘进土壁的洞穴。随着人类营建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穴居逐渐转变为半穴居。古代文献中曾有关于尧帝房子的记录：“堂高三尺，茅茨土阶”，可见在穴居向半穴居发展的过程中，这些茅茨和高出地面的台阶已经给出了阶级社会即将开始的讯号。目前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都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原始社会穴居发展演变的过程。
与穴居同时存在的一种居住形式是巢居。巢居就是在树上用树枝和杂草搭建棚架，因其形状类似鸟巢，所以称为“巢居”。我国南方地区气候潮湿，草木茂盛，在树上搭建房屋既可以防潮又可以防止野兽的侵袭。由巢居遗址我们可抽丝剥茧地梳理出当时南方地区发展出的能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媲美的河姆渡文化的整个体系。
（二）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
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古典建筑建筑的形式变得日益丰富起来。根据用途的不同，可以将贴近文化艺术的古典建筑分为六大类——民居和象征政权的大建筑群、陵墓建筑、宗教建筑、坛庙建筑、园林建筑、桥梁水利建筑。
1．民居和象征政权的大建筑群
民居和象征政权的大建筑群基本属于同一种类型，只是大小、繁简上有极大差别。宫殿建筑是中国古典建筑中规模最大、艺术价值最高的建筑。秦汉以后，宫殿专指皇帝的居所。宫殿建筑除了满足使用要求之外，还要有突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神圣不可侵犯权威的功能。宫殿以下，按级别分层还有如衙门、府邸、民居等建筑，它们同宫殿一样兼具使用功能和地位表达的功能。如今我们回头研究这些建筑时，它们的价值不仅仅在繁简大小方面，更在年代、材料和建筑方法方面。
2．陵墓建筑
陵墓建筑同民居建筑一样，有鲜明的地位等级之分。其中君王、贵族的陵墓大多规模宏大，其中有讲究的建造工程和丰富的艺术装饰。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物、艺术雕刻都因为精致且位置隐蔽的陵墓而的到完好保存。
我国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陵墓建筑可以追溯到秦代。秦代的开国皇帝秦始皇从即位后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历时39年才得以竣工。唐代是中国陵墓建筑史中的一个高潮，唐代帝王选择气势宏伟的山脉作为陵墓的主体，以神道贯穿全局的轴线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依山为陵的先河。明清皇陵则是选择群山环绕的封闭环境作为陵区，将各帝王陵寝协调地布局在一起，形成了群组布局的典型代表。
3．宗教建筑
东汉时期，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隋时期唐都有“舍宅为寺”的风气，而当佛教彻底融入了本土文化逐渐走向成熟，佛教寺院的内部部署、体型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寺庙、佛塔、石窟等佛教建筑被大肆兴建，样式逐渐丰富起来。
除了佛教，我国本土的道教也占据不小比例，道教供奉神像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通常称为宫、观。道教建筑主要是庙宇建筑组群。此外，例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和基督教的礼拜堂等等都有共同的典型特赠和个别变化，它们在建筑艺术上的成就和永久保存下来的时代烙印、文化痕迹都机具研究价值。
4．坛庙建筑
中国的传统信仰中，除了信仰宗教，还有信仰天地自然、祖上先辈的传统。坛庙建筑则属于为信仰祖先而形成的建筑种类，是一种祭祀性建筑。它是遵从“礼”的要求而产生的建筑类型坛庙建筑。
进入农耕社会以来，人们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渴求，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于是天、地、日、月都成为了祭祀的对象。如今我们看到，留存已久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文庙、武庙、等坛庙建筑，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特点。
5．园林建筑
园林建筑是精神属性更为突出的建筑形式，其中山水布局怡情养性，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辉煌建筑艺术。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包括历代帝王修建的皇家园林和个人按照地形地貌特征人出资修建的私家园林。皇家园林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而私家园林注重的是设计精巧。著名的皇家园林有和北京的颐和园和承德的避暑山庄；私家园林以长江以南苏州、无锡、杭州各地为主，上海的豫园和扬州的个园也别具特色。这些建筑艺术杰作，都有无与伦比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6．桥梁和水利建筑
我国的桥梁建筑非常能体现出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社会智慧思想的进步水平。赵州桥、卢沟桥等著名的伟大桥梁两工程人尽皆知，如今在世界历史上也具有极高的建筑工程、建筑艺术地位。稍详细了解一下我国传统桥梁状况就会发现，各地大大小小的石桥、木桥，在建筑材料、建造方法上都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时代特征。有些桥梁上的雕刻艺术更能明显地表现出时代中的雕刻、美术艺术的审美取向。
在水利工程方面，四川都江堰、云南松华坝都高度凝聚了中华智慧，更能直接体现当时我国生产力、民生智慧的最高水平。
三、中国建筑书法
（一）中国建筑书法的概念
《淮南子·本经训》中这样形容仓颉造字：“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传达出了汉字刚刚萌芽时期，天地震动，悲喜交集的洪荒混沌之魄力。这标志着人类开始懂得学习书写、记录，是创世之举。进入封建社会后，汉字多有立碑记功之效，追求“永恒”与“不朽”。直至春秋时期，帛的范畴、用途广泛起来，成为达官贵族书写的材料，汉字的字形字体、书写材料具有了明显的阶级象征性。
而建筑，最初始创于人类在生产生活时克服自然的斗争中。建筑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开始掌握自然规律、发展自然科学。在修建建筑的过程中，人类开始熟识各种建筑材料的性能，对力学有了愈发成熟的体会。进入封建社会后，建筑随社会发展，从建筑材料和建筑形态规模上逐渐显示出明显的阶级等级分化特征。
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生产关系不断变化的推动下，建筑与书法保持着高度一致的发展步伐逐渐深度融合，终于，建筑成为了书法重要的载体和传播途径。
回顾我国书法史，早期的书法多依书写材料进行分类、命名。如：陶书是早期陶器上刻画的文字；甲骨文是安阳殷墟的龟兽骨文字；金文是殷、周时期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石鼓文是秦刻石文字；简书是写在竹片或木片上的文字；帛书指书写在丝织物上的文字等等。
而以建筑为传播途径的书法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如：砖瓦书法、石刻书法、墓志书法，楹联书法、摩崖书法、题壁书法、匾额书法、陶瓷书法、牌坊书法、园林书法等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建筑书法的概念：以建筑为载体的书法作品称为建筑书法。
对建筑进行深入研究，旨在使书法艺术不断促进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造福人类。
（二）书法与建筑的关系
1．书法与建筑互为影响
钟繇说：“笔迹者，界也。”这便是对书法的空间性阐述。书法的空间由两部分组成结体和章法。结体指每一个汉字的空间构成，点线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独立字形。章法则是整篇书法作品的空间构成，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位置关系、距离间隔甚至题款位置都可以作为书法作品的空间构成。不同的结体、章法会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
而关于建筑的空间性阐述，老子曾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建筑中“无”的部分，才是我们真正有用的部分，这便是建筑的空间构成。建筑空间的形成亦需要借助“界”的划分，如墙体、顶面、地面等等，通过其不同组合形成特色各异的空间，不同的体积、形状、色彩、光线等等会给人不同的空间感知。
虽然，书法与建筑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但在构成要素上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建筑师在进行建筑设计时，用线来分隔空间、勾画草图。书法家在进行书法创作时所运用的基本形式语言线条，亦是在一笔一划地分割着空间。从这一层面观察，书法家与建筑师都是在完全空白、崭新的空间上谋篇布局，创作过程上就有极强的相通之处。
二者之间略有不同之处在于，书法中强调“线质”，即通过用笔用墨的变化表现不同形态的线条。比如刚柔、仓润、枯润之间的对比与搭配，以此来建立书法作品或安静、或激烈、或愉悦、或萧瑟的审美情趣，这需要书法家拥有详熟的笔墨功力和高水准的文学、人格修养。而建筑中则多强调建筑、装饰的材质。通过不同的材质比如软硬、粗细、厚薄等材质，表现空间或质朴、或华丽、或古典、或时尚的审美氛围。这需要建筑师拥有扎实的建筑理论、丰沛的创造灵感和宽广的设计眼界。
书法与建筑最终都可归结为功能与形式的关系。书法借助笔画所划分出的空间关系形成文字，来表达并传递内容和情感。建筑则借助建筑材料所划分出的空间关系形成区域，来制造并提供功能性和舒适度。如此看来，两只之间具有直接的可对比性和互通性。
2．建筑是书法的重要载体和传播途径
自古以来，诸多书法遗迹都是借助建筑这一载体留存下来并得以传播的。文字即符号，其实用意义就是传递内容和信息，人们通过解读这些符号来知晓、体会某件事或某种情感。而事实上，在漫长的读取内容的历史里，文字的功能早已超越了认读功能，更具备了形态审美上的传情达意的功能。所谓“疏可走马，密不容针”，即为通过章法之间的疏密关系进行一种神态情绪的表达，具备了丰富的精神内涵。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不懂汉语的外国人也可以同样很喜欢中国书法。
而建筑亦然，在满足基本功能性的同时，它根植人类文明社会千百年，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艺术性，承载精神层面的寓意。在有限的空间里划分、装饰可以体现一部分价值取向，比如中国传统的“入户屏风”即为典型的东方建筑文化。但在建筑不可及的精神文化表达方面，就极需书法汉字的画龙点睛。汉字能更直观地表达建筑功能、属性甚至其主人的身份、审美爱好等信息。
四、建筑书法的分类
（一）砖瓦书法
砖和瓦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巨大进步。砖瓦属于建筑陶器，中国陶器的烧制和使用是从商代开始的。陶器出现后，砖瓦很快就被发明出来，并且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1．砖书法
砖书法分为铭文方砖书法和铭文条砖书法。
铭文方砖书法：自秦代和西汉时期已经出现，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馆藏汉代精品铭文方砖一百余枚，其中的代表作品包括出土于山西省洪洞县的汉四字、十二字和十六字铭文砖。此类砖目前出土数量较多，版别也各不相同，博物馆展示的这三种铭文砖就有二十余种不同版别。
铭文条砖书法：自西汉时期以后，条形砖是铭文砖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模印砖的书法表现形式是先书写再做模子，做出的模子须是反书压印出来才是正文。在这个过程中偶尔会出现一些疏漏，因此铭文砖的文字就出现了正书、反书、正反书结合的不同情况。
2．瓦当书法
郭豫斌主编《鉴宝入门》记载：“自隋唐以后，文字瓦当在建筑装饰中极为罕见，基本绝迹。”宋朝的楼阁建筑装饰瓦当转为砖雕、石镂、琉璃瓦，冲淡了瓦当在此领域中的地位。元朝的瓦当则继承了汉代匈奴族的技艺，在瓦当中采用云纹龙，配以家篱、兽纹等图案，文字瓦当也沿袭汉代“单于和亲”的瓦当模式，汉字为小篆，兼用蒙古文。文字结构严谨，字体变化多端，用笔奔放不羁，笔意直追秦汉瓦当。
瓦当是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并非传播书法的主要载体，但是，恰是这种建筑中的书法元素，激发出中国人对书法内蕴的多元的精神依恋情绪。书法对中国文化的渗透一直呈现出全方位的状态，它在象形学、礼仪学、风水学等意义上达成一种高度的融合之态和相互兼容的妥协态势。书法载体和建筑文化的结合，再现了书法作为中国基本文化元素的顽强的生命力。
（二）石刻书法
碑刻书法其原始的用意还在实用，但在客观上出现了书写的艺术化现象。碑刻大体可分为功德碑、庙碑、墓碑、纪念碑、记事碑、诗碑六种。这些碑刻都和书法关系密切。碑刻一直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树碑立传的价值，为文化惯性所限定，碑刻活动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和文化形态的转换，现代碑刻已经很少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和非凡的艺术创造价值了。同时，现代碑刻仅仅是一种古典化的文化符号在当下语境中的惯性延续而已，其文化学的价值正面临着现代化的严酷考验。
（三）题壁书法
题于壁上的诗作被后人称为题壁诗。题壁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特殊形态，始建于汉魏时期，至南北朝时渐多，至唐代而蔚成大观。
题壁书以其具有强烈的表演性、动态感和足以体现书写者全方位情感立场的特征，赢得了古代士人和当代书家以及热心于书法的文艺家们的青睐，其奇特的书写方式、诡幻的文化意蕴，极易激发起大众对神秘世界的想象力。同时，题壁书法还为行为艺术、视觉艺术以及自然艺术的互渗构筑了一种极为畅达的渠道。
（四）摩崖书法
题壁的另一主要载体是与山体相连的天然的岩石。书法家把一种直接书写镌刻在山崖石壁之上的字迹称作摩崖石刻，摩崖石刻与自然相通，不时地散发出古奥、神秘以及自然教化的气息，文人学士时常将描述为一种神奇的存在物。
汉碑中的《石门颂》以及魏碑中郑道昭在云峰山的题诗、题名皆为较为典型的摩崖。《宣和书谱·正书一》记载：“遂良喜作正书，其摩崖碑在西洛龙门。”由此可见，摩崖石刻的文化独特性体现在文字与天然山体相连的层面。
（五）墓志书法
墓志源于中国的丧葬习俗，是一种丧葬行为宗教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观念的实物性留存。墓志起自秦汉时期，下及近代，具有存在长、跨越朝代多、地域分布广、藏品数量多等诸多特点。墓志书法依托于墓志铭，其书体囊括真、行、草、隶、篆诸体。历朝历代的墓志书法风格与中国汉字书法的整体流变风尚基本保持一致。墓志书法者多为佚名人士，而其中不乏技艺精良者，其所书墓志也堪称书艺的精品。
（六）匾额书法
匾额是古建筑的必然组成部分，相当于古建筑的眼睛。作为匾额中最重要的门类之一的商匾在宋已经被非常广泛地使用。
李明仲《营造法式》对匾额的制作方法有较为详细的说明：“造殿堂阁门亭等牌（扁）之制，长二尺到八尺，其牌道（牌上横出者）、牌带（牌两旁下垂者）、牌舌（牌面下两带之间横施者）……牌面每长一足，则广八寸，其下又如一份。”匾额之所以能在宋代得到飞速发展，不仅得益于宋文化艺术的高度发达，更得益于其经济的繁荣昌盛。
（七）楹联书法
楹联源自于我国古代民间的桃符。清《燕京时岁记》有载：“春联者，即桃符也。”据史料记载，桃符在春秋以前的周代就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内涵与较完备的意义，一般左书“神荼”，右书“郁垒”，在形式上像一副短联。
桃符向楹联演变的关键是文字的出现。在文字出现后，桃符自身所象征意义便有了更大的延伸，不在只是用来驱鬼辟邪，也可以表达人们各式各样的愿望和情绪，因而其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都得到了拓展。自此，桃符向楹联的转变才可以说是上了轨道。
（八）牌坊书法
牌坊又叫牌楼，汉族特色建筑文化之一，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也有一些宫观寺庙以牌坊作为山门的，还有的是用来标明地名的。大部分牌坊是用于宣扬封建礼教、标榜功德的。也有些牌坊也是祠堂的附属建筑物，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兼有祭祖的功能。
（九）陶瓷书法
以书法装饰陶瓷，艺源远长。战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原始瓷器的生产都有很大发展，制陶业的私营作坊大量涌现，有的标出作坊地址，有的标出官府手工业的记，有的标出作坊业主的姓名标记，有的作坊为买主定制写款，有的作坊为贵族豪门定制歌功颂德的殉葬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种陶瓷与书法相结合的艺术形式一直延续至今。
（十）园林书法
书法既是园林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园林风景中的独特景观。将书法艺术融入到园林景观的造园之中，是我国古典园林景观艺术的一大特点，也是当今园林景观营造的重要方向。具体体现在景观各处，亭、台、楼、阁、堂、馆、斋、榭、柱、廊、轩，甚或假山石，无不有之。亭阁之中，墙垣之隙，都有书法创作的独特空间。
古人对园林景观和书法艺术的结合不仅重视，而且在这方面也创造了相当完美的结合形式。其应用形式主要有景点题名、楹联、书条石、摩崖石刻、法帖、建筑室内悬挂书法作品等。
五、研究中国建筑书法的意义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要求，文艺要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人类生活的一切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就是民族文化创造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创造能力的原本，有能力表现一个民族最实活动的精神世界，有能力呈现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想象力，在表现形式上凝练了民族审美心理和艺术气质中的创造性因子，反映了一个时代思想发展的水平，美学精神的变革，艺术语言的演进，题材手法的创新。在表现内容上，沈宿着民族的历史社会认知和精神想象力的最新成果。在深层内涵上，体现着民族精神感悟，价值追求的不断超越。因此，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重要精神讲话为指导，研究、创作建筑书法艺术作品，与中国建筑文化相融合，以优秀的作品，融入人民生活，丰实人民的精神粮食。
为此，我们应努力做到：深入研究中国建筑书法形成系统的规定的中国建筑书法的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国建筑书法的创作，让更多的优秀建筑书法作品涌现；培养和造就大批优秀的中国建筑书法家和工作者以体形成活力的合力，为繁荣建筑书法创作多做贡献；让中国建筑书法创作与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发挥建筑书法的艺术感染力和影响力，促进我国建筑文化的创新和提升，让新农村建设有事实的文化内涵，让人民群众能体悟到建筑书法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国人民美丽家园梦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王根发，男，汉族，生于1962年，河南禹州人。别署崇善轩，北京师范大学书法硕士，进修于北师大启功书院书法高研班，高级职称。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建设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水泥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陈氏太极拳协会理事，陶瓷艺术大师，《书法天地》杂志社社长。作品入选中国书协举办的全国第五届楹联书法作品展、第五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等国内多次大型书法展览活动。策划组织全国“吴道子书画奖”书法展览活动，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参加中国钧瓷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法国、意大利、瑞士等考察并交流书法作品。2002年，获得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流砥柱”大型报告文学征文活动优秀主人公金杯奖。2003年被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授予“中国时代百佳新闻人物”荣誉称号。出版发行、发表书刊及论文有《书画天地》《中国钧瓷文化》《钧瓷典》《中医药典》《中国建筑书法》《启功与钧瓷》《行书之祖刘德升》《书写在石头上的中华印迹》等。被中央数字电视台书画频道、《中国书法》《书法导报》《书法报》《中国新金融观察》《中国水泥》、搜孤网、腾讯网等多家大型媒体报道。
作者书法及出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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