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博大精深，书法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佛教思想渗透、影响着书法艺术的创作，书法艺术对佛教文化起着发扬光大之功效。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上，书法与佛教形成了完美的统一体，融汇共生，对中国文化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所以，以佛教内容为题材，把佛教思想融入书法意境之中，寄寓对生命情感的关注，达到身心安泰，静穆敬畏的境界，所创作出的殊胜书法作品，称之为佛教书法。

　　一、佛教文化

　　佛教文化，自印度传入中国以来日益兴盛。佛教、佛学、佛法几成我国的本土文化，与儒家、道家比肩而融合，共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它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伦理道德、文艺哲学、科技等诸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净土思想产生于古印度，可溯源于古老的婆罗门教盛行时代，部派佛教大众系经典中大量的佛陀“本生”故事则是佛教净土思想的更直接的源头。当然，净土思想真正的流行乃是伴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而开始的。主张有无量诸佛，诸佛在其国土教化众生，众生若能发菩提心，广修菩萨道，即可成佛。大乘菩萨为度众生出离生死苦海，本着“自利利他”的精神，立下成就众生、建设特定净土的种种别愿 想。然而，凡此种种净土思想尽管在其故土生根发芽，但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真正产生巨大影响并最终开花结果的是在中国。

　　佛教与中土之缘，结于东汉明帝永年十年(67)。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东汉国都洛阳，次年汉明帝赦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寺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在此后的两百年间，这里诞生了第一部中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和中文戒律《僧祗戒心》，产生了第一个中国汉地僧人朱士行......，这里成为中国佛教的祖庭。

　　朱士行，古颍川人(今河南禹州)。志业清粹，气韵明烈，坚正方直，劝沮不能移焉。少怀远悟，脱落尘俗，出家以后，便以大法为

　　己任。常谓入道资慧，专务经典，誓志捐身，远求大品。遂以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遣弟子不如檀，晋言法饶，凡十人送经胡本还洛阳。

　　佛教典籍浩瀚，博大精深，有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门。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最能体现中国佛教基本精神的有十三部佛经，称为“佛教十三经”。分别为《心经》、《金刚经》、《无量寿经》、《圆觉经》、《梵网经》、《坛经》、《楞严经》、《解深密经》、《维摩诘经》、《楞伽经》、《金光明经》、《法华经》、《四十二章经》。

　　佛教发展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就其历史发展、思想内容有大乘、小乘之分。中国佛教的主题在大乘，大乘佛教自传入中土后，先依傍魏晋玄学，后融汇儒家的人性、心性学说，与儒道二教融合发展，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产生着巨大影响。

　　大乘佛教，通常人们又因其思想内容的差异把它分为空、有二宗。空宗的代表性经典是“般若经”，中国佛教见之般若类经典，以玄奘所译《大般若经》为最，有六百卷之多。此外还有各类小本“般若经”的编译与流传，其中以《金刚经》和《心经》最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

　　“般若经”的核心思想是空。但佛教所说的“空”，非一无所有之“空”，而是以缘起说“空”，亦即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有条件(“缘”即“条件”)的产物，都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条件具备了，它就产生了(“缘起”)；条件不复存在了，它就“消亡了”(“缘灭”)。世间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都是没有自性的，无自性故“空”。《金刚经》和《心经》“缘起性空”同样是其核心思想，但二者又进一步从“对外扫相”和“对内破执”两个角度去讲“空”。《金刚经》的“对外扫相”思想集中体现在“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偈句上，对内破执则有“应无所往而生其心”这一点睛之笔。《心经》则是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来对外破五蕴身，以“心无罣碍”来破心执。两部经典都从扫外相、破心执的角度去说“空”。

　　有宗在否定外境外法的客观性方面与空宗没有分歧，差别仅在于，有宗虽然主张“外境非有”，但又认为“内识非无”，倡“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认为一切外境、外法都是“内识”的变现。在印度佛教中，有宗一直比较盛行。但在中国佛教史上，唯有玄奘、窥基创立的“法相唯识宗”全力弘扬“有宗”的思想，并把《解深密经》等“六经十一论”作为立宗的根据。《解深密经》的核心思想是在论证一切外境外法与识的关系，经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性”、“三无性”问题，并深入地论述了一切虚妄分别相与其如实性的关系。

　　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主题不在纯粹的“空宗”或“有宗”，而在大乘佛教基本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汇集交融而成的“其常唯心”思想，这种“其常唯心”思想也可称之为“妙有”的思想。首先创立并弘扬这种“妙有”思想是智者大师创建的天台宗。

　　天台宗把《法华经》作为立宗的经典依据，故又称“法华宗”。《法华经》的核心思想是“开权显实，会三归一”，倡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同归一佛乘，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法华经》是中国佛教在南北朝之后走向以大乘佛教为主流的重要经典依据，也是中国佛教佛理论确立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都能成佛的主流的重要经典依据。

　　中国佛教的大乘思想以禅宗为最大的流派，主张直指人心和明心见性。慧能南宗把天台宗肇端的“唯心”倾向推到极致，则是《坛经》的问世。《坛经》是中国僧人撰写的的著述中唯一被冠以“经”的一部佛教典籍，其核心思想是“即心即佛”、“顿悟成佛”。《坛经》在把佛性归诸心性，把人变成佛的同时，倡导“即世间求解脱”主张把入世与出世统一起来，而这种思想的经典根据则是《维摩诘经》。

　　《维摩诘经》可以说是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一部佛经，不论是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宗，还是成为现当代佛教主流的人间佛教，《维摩诘经》中的“心净则佛土净”及“亦入世亦出世”、“在入世中出世”的思想，都是其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经典依据。尤其是，贯穿于整部《维摩诘经》的一根主线——“不二法门”，更是整个中国佛教的方法论依据。

　　《楞伽经》也是一部对禅宗，唯识及整个中国佛教有着重大影响的佛经，对中国佛教之禅、净、律、密、教都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大乘经典。《圆觉经》是一部非常能够体现中国佛教“妙有”思想特色的佛经。《金光明经》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三身”、“十地”思想，大乘菩萨行之舍己利他、慈悲济世思想、金光明大乘法及忏悔思想，以及天王护国思想。《无量寿经》是根据“十方净土”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净土类经典，也是净土宗所依据的“三经”之一。《梵网经》在佛教“三藏”中属“律藏”，是大乘戒律之一，在中国佛教大乘戒律中，《梵网经》的影响最大。《四十二章经》是我国最早译出的佛教经典，而且是一部含有较多早期佛教思想的佛经。经中主要阐明人生无常等佛教基本教义和讲述修习佛道应远离诸欲、弃恶修善及注重心证等重要义理，且文字平易简明，可视为修习佛教之入门书。

　　二、书法文化

　　书法是中华民族富有特色的传统艺术，是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历代书法家不断努力，给后人遗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精神。

　　书法家通过黑白两种最普通的颜色和丰富的点线变化来表达自己的文化修养和精神追求。书法的点线变化、结体取势、章法布局以及笔情墨趣等，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是中华文化思想的物化形态。

　　书法即人，书如其人也。清代书法理论家刘熙载在他的著作《艺概·书概》里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中国书法无时无刻不在体现书写者的才学和志向，字里行间无不反映出书法家的品格修养、人生经历和文化积淀。

　　中国书法首先教给了中国人最基本的审美观念，人们从对汉字书法的学习和应用中学到了书法的线条美和造型美，从而体会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它是训练抽象的气韵与轮廓的基本艺术，还可以说它供给中国人以基本的审美观念，而中国人学得线条美与轮廓美的基本意识，也是从书法而来。故谈论中国艺术而不懂书法及其艺术的灵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追求和谐的美是人与生俱来的朦胧审美心理，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也努力追求书法的形式美。古代书法首先讲实用，纪事载史，传之久远，所以古代青铜器和后来的碑石上往往有“子子孙孙，万年永保”的说法。书法在实用的同时因人而异，在点画之中又折射出书法家的审美意识，乃至人生观。唐代书法家张旭、怀素和孙过庭，是三位有清晰的自觉意识的书法家。

　　张旭从“令人意悦欲书，乃偶以利锋画而书之”，悟如锥画沙藏头护尾，不见起止笔，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张旭的传统书法功底深厚，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在他的书法中得到艺术的体现，他是一位有个性和创新精神的书法家，把书法的寓意性、 暗示性、抒情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怀素是古代书法家中最早有自我宣传意识的书法家之一。他的草书代表作品《自叙帖》详细记载了当时著名的诗人对他书法的评价，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怀素的良苦用心。孙过庭则用草书将自己关于书法的理论书写得淋漓尽致，他认真探讨了楷书和草书的发展历史和创作规律，使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相辉映，从而传之久远。从韩愈对张旭书法的评价、怀素的自我宣传意识到孙过庭讲求书法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可以悟出一个深刻的道理，即中国书法的艺术品格，除书写的文字内容之外，书写的线条本身就是有意蕴的、抒情的。书法远远超出了实用性而进入了纯粹的独立的欣赏艺术的范畴，曲折地反映着人生，折射出人生。书法是一种文化现象，属于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又给传统文化以丰富的积累。从古至今，无数书法家所创造的风格多样、绚丽多彩的书法艺术，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潮，影响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文化新人。关于书法的文化典型性，陈方既先生说：“中国书法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典型形态。其典型性在于：它既给中国文化的积累、中国文化精神形成以材料，转而又以传统的哲学、美学思想、文化精神为营养，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金开诚先生认为书法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说：“(书法)一是它从整个传统文化中受到深刻的影响，吸取丰富的营养；二是它在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书法不过是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已。这么简单的事情竟然能够发展成一种博大精深、罕有其匹的独特艺术，这是与无比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提供的多种营养分不开的”。

　　中国书法以诱人的魅力，最集中、最有代表性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追求。书法艺术的惊人之处在于其集中地体现了文学的内容、哲学的思想、美学的意蕴、情感的世界，是一种集思想道德、诗词文赋、笔情墨趣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它把线的运用，表现到一种超妙入神的境界，达到了真正的抽象艺术的高峰。所以，凡是学习、研究和鉴藏的书法者，都应该认识到书法的文化属性，去分析和研究书法的文化属性，用历史的、文化的眼光去分析和研究书家和书作，真正理解中国书法的精神内涵。

　　中国书法最讲字外功的修炼，要求书法家研究书理，博通书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加强文化艺术修养。一幅成功的书艺作品，是书家思想境界、生活阅历、知识积累和艺术修养的总和，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

　　中国书法反映书法家的品格修养，品格高、德行好，其书法作品自然受人喜爱；反之，则会受到历代老百姓的批评甚至唾弃。所以，书法艺术不仅与人的文化修养有关系，而且与人的品格修养紧密相连，和人的读书、处世、为人和修身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中国书法与“品格修养”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五点：其一，传统书法的审美和品评是以书法家的人品作为评判的基本标准；其二，古代强调学书立品的重要，要求书法家“品高”，只有“品高”，作品才会有“清刚雅正”之气，唐代颜真卿的作品最具有代表性；其三，“品格”是指书法家的全部内心世界在艺术作品中的反映；其四，书法家的品格修养往往与读书、阅世有关；其五，书法家的人格品行决定着书法境界的高低。

　　书法艺术起于点画，系于结体，成于章法，美于风韵。它不仅讲“法”，更讲“意”，不仅要求“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如锥画沙”，讲究“骨力”，讲究“力量之美”，而且要求“风流潇洒”“淋漓痛快”“美女簪花”，讲究“韵味”，讲究“意趣之妙”。总之，中国书法艺术是“法”与“意”的有机结合，既讲“法”，又讲“意”，“法”中有“意”，“意”中有“法”。

　　三、佛教与书法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我国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文化方面，因为佛经的翻译与流传，影响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为中国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尤其是艺术家，将佛教思想和佛法意境融入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书法、音乐里，开创了更具意涵的风貌。

　　1、书法对弘扬佛教的贡献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佛教思想的传承离不开典籍文本的传抄，佛经的弘布流通得靠纸墨抄缮，书法是中国传统的书写方式，抄经是唯一的传扬佛教的方法，于是，佛教与中国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此，寺院不乏有僧侣大书法家。一本本典籍通过那些兢兢业业，怀着敬畏之心的僧侣之手流向世间。他们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深怀感佩之心，写著大千之象”。但是，在抄写佛经的过程中，佛法影响和改变了他们的心性和审美观，进而出现了相应书法理论，理论通过实践又反过来影响着书法家的创作。例如摩崖石经中的《泰山经石峪》、《敦煌书法》、《张猛龙碑》等。寺院、僧侣以书法为媒介，接引不少士大夫、文人皈依佛教，而文人又以书法抄经弘扬佛法。所以，历代书法名家，几无不曾写过佛教的经典和碑文书帖。如王羲之曾书《遗教经》，欧阳询、张旭、赵孟頫、文徵明等众多书法家书写《心经》，柳公权书有《心经》、《金刚经》和《清净经》，苏轼所写更多，有《心经》、《金刚经》、《华严经》等。另如褚遂良、虞世南、颜真卿、黄庭坚、赵子昂、米芾等亦有与佛教相关的书法作品传世。近代的印光大师、弘一大师经常以书写佛法义理与信徒结缘。历代著名书法家写经、碑文、题记者，更是不胜枚举，如六朝的谢敷专门为人写经；奉诏写经者，如元代曾遇；祈福报德超度写经者，如唐玄宗的宫人；为布施写经者，如元仁之、管夫人；为赐赠写经者，如五代的李后主；为供养经典写经者，如唐代的楚金书；乃至有为生活而写经者，如唐朝王绍宗。他们虽然写经的目的不一样，但是抄写经典的普遍，使得佛教与书法因而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对于佛法的弘扬和书法艺术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除书法名家外，在中国古代上至皇帝，下至贫民百姓对抄写佛经的例子也很多。非常可贵的是，还有很多写经书法作品均为庶人所书，“无有具名者”，都仍能流传后世。还有康熙、乾隆流传于世的《心经》名品。唐太宗李世民，组织大德高僧们共同翻译取回的真经，将佛法真正被中华民族继续弘扬下去。另外，李世民还大兴书法之事，从推崇王羲之到后来让怀仁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去集王羲之的字所刻成的圣教序，完成了书法艺术与佛教文化发扬光大之集大成，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书法写经，培福积德，殊胜无比。《金刚经》云：“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法华经》中说道：“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放光般若经》亦云：“书写”不仅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而是行此十法能远离魔害，得天龙护卫，不久当得菩提。例如明代的明勋法师、原名胡文柱，在天启年间为中书舍人，一日忽患人面疮，痛不可忍，后来由于书写《法华经》、《金刚经》、《楞严经》及《水忏》，遂使疾患不药而愈。又如宋代温州参军书写《金刚经》一卷，恭入佛殿供养，于买舟深海还乡途中，虽遇风难，而能平安抵岸。

　　2、佛教对书法的作用

　　（1）保留书法文化

　　佛教大量的写经、抄经、刻经，累积了无数书法文化遗产，对研究书法贡献匪浅。

　　写经：清光绪二十六年(西元一九00年)，在敦煌秘密石室内，发现大量自曹魏至北宋年间的经卷文书，其中写本佛经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约三万卷左右。经、律、论三藏的各种译本，应有尽有。这些大量写本经称为“经生书”，多是佛教徒发愿写成，有的自写，有的请人写。清朝钱泳《履园丛话.书学，唐人书》云：“即如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观其用笔用墨，迥非宋人所能及。”所以敦煌经生书的风格，自与内地写本不同，反应一种特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是一份稀有难得的文化瑰宝，更是研究书法艺术的珍贵史料。六朝写经在僧俗之间极为盛行，此内地“经生书”，就书体而论，代表名家风格的正、行、草、八分、篆等各体兼具，为当时及后人所宗仰学习。因此所谓“唐人写经”之名，至今仍享誉国际，这份文化遗产，带给中国人的骄傲，可见一斑。

　　刻经：佛教有关书法艺术的另一种表现是刻经。刻经可分为木刻与石刻二种。现存最早的木刻佛经，是唐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年)，王玠出资雕刻的《金刚经》，今存于英国。宋太祖开宝四年(西元九七一年)敕雕的开宝藏(或称蜀藏)，为我国第一部刻本藏经，然今已无全本，零卷亦少。

　　石刻发明于北齐高王时期，代表作有：山东泰山山麓经石峪的《金刚经》、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河南北响堂山的《维摩诘经》，而以河北云居寺的石刻《大涅槃经》规模最大。此石经是由北齐慧思大师发愿，弟子静琬创刻，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始成。后经唐、辽、金、元、明干余年，刻经之风不断。据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调查、整理、拓印，拓印完整的石经一五ooo张，残缺的石经七百八十多张，碑、铭、题记等七十多张，共刻佛经数干卷。此历时长久的大规模石经，确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多见的壮举，堪与名闻寰宇的敦煌石窟媲美，也是世界上罕有其匹的文化遗产。而其保存各朝不同的书法风格的石经，更为研究自唐以迄明朝一干多年书法的变迁史，及研究佛法与书法关系的珍贵史料。

　　造像题记：造像是指造立佛像。一般而言，造像必有铭文题记，其中以六朝时代书法最精美，且品类繁多，在北碑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对书法艺术影响至深。如清朝阮元所著《北碑南帖论》说：“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于是清朝一代皆重碑体。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也说：“吾见六朝造像数百种，中间虽野人之所书，笔法亦浑朴奇丽有异态。”并将南北朝碑按高低分为“神、妙、高、精、逸、能”等六级，入选者共七十七种，其中造像题记铭颂有二十四种，约占三分之一，足见六朝时代的造像题记在书法艺术史上占多么重要的地位。难怪有人曾举譬说：如果北朝造像雕刻代表人类宗教艺术的一个颠峰，那么，造像题记的书法，则是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高峰。

　　除了上述写经、抄经、刻经、造像题记等外，有关佛教的碑、铭、志、记、帖等数量也是不一而足，所以对书法艺术的贡献亦难以胜书。

　　（2）影响书法艺术创作

　　佛教与书法的结合，自然丰富了书法创作的题材；当书者在写经、书碑、铭、题记的同时，佛教的思想亦必无形中渗入书者意识，进而影响书法的意境。因为书法之所以被认定为艺术的表现，除涵盖从点、线、面于笔墨运行的或浓、淡、干、湿、白的五墨表情，或逆、涩、回、畅的停留技法外，更呈现出作者心境寄寓的生命关注与思想人格，简单的说，精神修养常是书法表现的条件之一。所以有“书法家一动笔，就可从笔势造形的特征与笔迹的动律关系中得知书者的心理人格”。也就是说，书法家本身若曾涉略佛法，其佛学体验必将投射于书法中。

　　历代书法家受佛法影响，又学有所成，受推崇者，不胜枚举。其中，宋朝苏轼、米芾、黄庭坚等，就是因与禅师常相酬往，因此书法中禅趣并生。如米芾依守一禅师听杭州辩才法师讲其隐居的圆盖而方址的“方圆庵”，于是以方圆概括宇宙万有，以“无所住而住焉”、“无所观而观之”为文，而书就完成《龙井方圆庵记》，将方圆之理和书法相通；黄庭坚书“山雨溪云散墨痕，松风清坐息尘根，笔端悟得真三昧，便是如来不二门”，他从佛法与书法中体悟如来的不二法门。他用行草书写过寒山子的诗：“我见黄河水，凡经几度清，水流如激箭，人生若浮萍，痴属根本业，爱为烦恼坑，轮回几许劫，不解了无名。”苏东坡的<洞庭春色赋>“悟此世之泡幻，藏干里于一班，举枣叶之有余，纳芥子何其艰”，发人深省。明朝董其昌以行草书苏东坡帖“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将佛法蕴涵于书法之中，更显出书法的价值。

　　又初唐三大家之一的褚遂良，其晚期的代表作《雁塔圣序》，其用笔结体，与隋朝著名的两个寺碑中的《龙藏寺碑》相类似，尤其是<龙藏寺碑>特有细劲多姿的横划，完全为褚遂良所接受。褚遂良曾进入北魏书法宝窟学习，所以他的早期作品受到北朝书法的影响，到了后期虽有改变，但仍脱离不了佛教书法的范畴。

　　历代书法作品，其受佛法影响的创作，也是一代代传承不息。所以有人说：若将佛教书法的部份拿掉，中国书法史将失去一半的光彩。可见佛教影响书法是不容置疑的。

　　（3）佛教于书法的成就

　　历代以来，佛教僧侣擅长书法者，多不胜数，比如曾是东晋王羲之的七世孙，南北朝时代的智永禅师，曾居住于永欣寺阁楼上抄经达三十年之久，创作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真草“千字文”，被后代书法家奉为典范，从此纷纭的草书渐归统一，奠定了唐朝以来千余年草书的笔法。后代临此“千字文”的书法大家有：怀素、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蔡襄、赵孟頫、董其昌、文征明等。开后代书法家爱写“干字文”的风气。目前其真迹“千字文”珍藏于日本，也许是八百本中唯一仅存的一本，所以被日本视为“国宝”之一。

　　智永禅师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另一贡献是“永字八法“的发明。“永字八法”是：一侧，即点；二勒，即横画；三努，即直画；四耀，即勾；五策，即斜画向上者；六掠，即撇；七啄，即右之短撇；八磔，即捺。这八法能通一切字，是书法家必由之径。

　　唐朝怀仁法师所集王羲之的行书《大唐三藏圣教序》，按内容汇集王羲之的行书，再勒石刻碑，因名《集王书圣教序碑》，相传王羲之行书的真迹，包括《兰亭序》，全都萃集于此碑。故此碑流行之后，唐宋以来，凡是学习王羲之行书的人，莫不以<圣教序>为范本；另一方面，自从开启集字的先例后，继起唱和集书者举袂成幕，不一而足，光是收集羲之的书法者就有十八家。所以说，怀仁法师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确有卓著的贡献。

　　唐朝的怀素禅师，是我国僧侣中对书法艺术史影响最大者。他擅长草书，生性疏放，不拘细行，高僧传中形容他：“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所以时人称他为醉僧。他最初学习书法时，身贫无钱买纸，就在诵经参禅之余，利用白漆在木板和圆盘上书画写字，写满一遍再抹去油漆重新书写。后来禅师在寺院附近种一万多株芭蕉，每天就以摘下的芭蕉叶临帖挥毫，并自署所居房舍为“绿天庵”。渐渐地，用过的芭蕉叶竟然堆满了整整一房间。过了不久，老芭蕉叶全部被剥光了，怀素禅师索性拿起笔墨在芭蕉树的嫩叶上面书写虽然盛夏的太阳烤得他汗流浃背，严冬的寒风冻得他十指麻木，但是他依然不为所动，继续练笔。有一天黄昏，他观夏云随风行运而顿悟笔意，自谓已得草圣三昧。当时甚得颜真卿的欣赏，颜公问他：“夫草书于师授之外，师有自得之乎?”怀素答：“贫道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遇壁坼之路，——自然。”由于怀素禅师的不断揣摩，领悟出字内字外的运笔方法，而成为一代草书宗师。出自他手中的《自叙帖》、《苦帖》，至今仍是书法中的瑰宝。

　　综上所述，佛教书法是佛教文化与书法艺术的完美结合；是佛教思想传播、传承的高尚形式；是书写者的一种敬畏；是启发人类向善的神品。故国人当以仰而弘之，与天地共久存。

作者简介

王根发，男，汉族，生于1962年，河南禹州人。别署崇善轩。北京师范大学书法硕士，进修于北师大启功书院书法高研班。高级职称，经济师。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建设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水泥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陈氏太极拳协会理事，陶瓷艺术大师，《书画天地》杂志社社长，朱士行文化研究院院长。2002年，获得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流砥柱”大型报告文学征文活动优秀主人公金杯奖。2003年被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授予“中国时代百佳新闻人物”荣誉称号。出版发行、发表书刊及论文有《王根发书法》《中国建筑书法》《书画天地》《中国钧瓷文化》《钧瓷典》《中医药典》《启功与钧瓷》《行书之祖刘德升》《书写于石头上的中华印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