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一个春末，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买下了七十五匣火柴逃课到了黑崖洞修仙，黑崖洞有没有飞升成功的人我不清楚，倒是附近的老鹰坪传说是女将樊梨花曾经的修道之地，这个横在半山腰的难得的空旷之地——其实也算不得空旷，只是相对于河源的峡谷来说很难得——正是樊梨花的点兵台。处在看脸的社会中的我真不清楚这个女人到底有没有值得我探究的颜值，也不清楚她到底有没有在这里修过道，点来多少兵。更不知道父亲买火柴是为了生火还是为了举行什么仪式，只是通过爷爷被叶子烟熏得蜡黄的牙齿的张合得知这个数字取义自《七侠五义》，我得庆幸父亲被饥饿打败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迹，没有得道飞升，否则我现在可能就正在写另外一个男人，或者我根本不写任何作品。

        曾祖父是附近一带出了名的有硬手段的端公（主要职责类似羌族的释比、蒙古族的萨满），因为其技术高超，红白喜事都会找上曾祖父，其业务范围甚至扩展到了治病救人，以至于村子几乎没有几家药店。关于曾祖父的手艺，是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从爷爷口中得知的，那时我正痴迷于《易经》的卦象和爻辞的研究，因爷爷翻看黄历的时候看见黄历上的某些内容和《易经》不谋而合而请教，爷爷才慢慢讲述了那一段面黄肌瘦的家族历史以及父亲年轻时的趣事。

       河源尚未通电，一家人围着火炉闲聊成了一种既打发时间又能省下一大笔煤油钱的最好的选择，爷爷说到兴起时便操起火钳将火坑里的草木灰整平，喝一口从河坝里买回的白酒，酒杯通常由搪瓷碗替代掉，随后砸吧一下嘴，一只与河源有着相同的体征的手伸向下巴，用老茧摩挲几下胡子，似乎是要把胡子磨细，把皮肤磨平。这一系列的动作进行的同时，他灰噗噗的眼睛盯着悬在火塘上方的腊肉。随后慢慢的捣鼓他的叶子烟，一件件铺满灰尘的旧事卡在他发黄而日渐稀少的牙齿中间，而每每说到关于曾祖父和父亲，原本夹着火石子正准备点烟的火钳又猛的砸向烧得通红的疙瘩柴，草木灰、火星子伴着低而闷的声音向着虚无的方向溅射。

        用火钳才草木灰上画出几根线条。“这里是土城，往上走就是泗耳，再旁边是海河，然后是大桥，老鹰坪就在这里，往县城方向有石龙过江”，这一系列我所熟知和不熟悉的地名就成了他的地图上的一个点。一张图随时都可能被另一张图所覆盖，一件事随时可能被另一件事掩饰，一代人随时可能被另一代人所遗忘。

       在语录当家作主的年代，曾祖父不得不靠当脚夫为生，最终在石龙过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不故意的，以什么样的姿势——跌进了漩涡之中。而父亲就是在老鹰坪修道，直到现在，不知是修道念头还未彻底泯灭还是他患有精神分裂的缘故，他不时还会念叨一些我听不懂的语言。

       村里对曾祖父这一类人连同裁缝、木匠、泥巴匠统称手艺人，因为语录说过去的东西都是渣渣，特别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神龛之上都是害虫，这门专职神龛的手艺自然在劫难逃，手艺人都是过街老鼠，但是神龛是有存在的必要，这个位置无可争议地属于语录。破除迷信的意义在于消灭所有的神，再塑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且唯一的神。一朝天子一朝臣，由于自己是“前朝——众神”的臣子而深受其害的缘故，曾祖父就坚决没有再把它的手艺传给爷爷，爷爷也只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之从其他端公哪里用毛笔和线装草纸笔记本记录，才懂得一星半点。

       我幼时——整个河源都还点着煤油灯的时代，见过川主会、观音会时爷爷其他几个端公在伏龙山上的庙子里敲锣打鼓，嘴中叫着各路神仙的名字，如一个正在点名的老师，苦口婆心的劝导。手上那一系列繁复而难以模仿的动作，这使得这门手艺愈加的神秘，至少在我的意识里是这样的。我甚至怀疑自己下一刻就能同神鬼来一场势均力敌的对话。

父亲偶尔带着自豪语气讲述他在劳改队是如何将被子叠成标准的豆腐块，将鞋子脸盆、牙刷摆放整齐的时候，我能从他的胡子上看出与爷爷相同的成分，我更加明确潜藏在我身体里的铁块和不安分的基因来自这个被风湿和痛风常年折磨到关节变形的男人，甚至更久远的土壤。

        十来岁的父亲是附近出了名的刺头，警察的拜访对这个住在半山的家庭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偶然一次和作家阿贝尔爬山散步才得知县城背后的北山顶上是劳改所的旧址，搬迁过后只剩下一段百来米的石墙和被扒得赤裸裸的岩壁，是当时犯人们劳动改造的成果，劳动改造的目的是改造自然，这一点在语录上早就明明白白的说过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一路上我一直在极力辨认阿贝尔口中的“文化遗产”里面具体那一块石头是父亲亲手抚摸过的。

我不安分的基因恐怕得追溯到80年代或者更早的时间了，读中学的父亲同他的两个同学带着一周的伙食费，在脸上挂着黑崖洞的影子走进小卖部的那一刻开始，我写下数十万字的检讨的命运仿佛就已经被他随后买下的七十五匣火柴预言到了，或许他买的就是我后来成为一个写作者的命运！

       初中的三年我贯彻和落实了干尽所有能干的坏事的“革命”精神。抽烟，直到老师的头顶冒烟，翻墙上网，直到墙被翻垮，打架，因为我的血不安分，想从我的身体里跑出来。在完整的继承了父亲的不安分基因，且经过初中三年的实践后，我数十万字的检讨作品是集中在高一的时候完成的。

       七年前的秋天，我从中学升入高中，遵守了就近原则在震后还是板房的平武高中上学。学校在半山上，这就大大抑制了我能够经常翻墙上网的可能，因为从学校到网吧得首先翻过两道刀口一般锋锐的铁皮墙，然后穿过半片山的农田，由桥过河再南下五百米，才能实现，所以直到我搬到新校区，那两道铁皮墙都还立在哪里。

        也大抵由此，我只能选择在周末同当时的女朋友到学校旁边的荒草堆中约会，我算不上早熟，因为比我更早熟的人已经在哪里扔了无数避孕套。而我那时候最多就只知道亲吻。早恋的事情在初中就已经被班主任罚过了，所以也就没什么值得遮掩的，我也并没有因此而再写过多的检讨。

         人可以犯很多的错但是不能与组织明面对抗，尤其是关乎面子问题，我花了整整四个小时写的三万字的检讨就是因此缘由。化学老师是国家重点高中自愿来支教的，属于高级保护动物，跟河源的特产——大熊猫——一个级别，而我只是一个有待成长的直立动物，连高级都算不上，他比我至少高了三四个等级，装备不够干不过，我却是不信邪，硬和他正面碰撞，那一刻我就是向着无人之地高喊前进，对着风车冲锋的堂吉诃德。我几次感到自己的血想往外跑，眼前这个体重为我的1.5倍，身高为我的0.9倍的家伙         让我感到手指不受驱使的想要团结起来。但是这一切都被消灭在发芽的状态，因为我的直属领导——班主任简直就是曹操中的曹操，积雪还没消融的时候，我的不安分连芽口都还没长出，就被他一脚踩死了。

       学生通常都是双重领导——父母和班主任。为了不让父母知道，我不得不做出了妥协，结果是我的手指和大脑马不停蹄的赶出了一份三万字的作品，完全可以明确，放下钢笔那一刻的我和刚刚完成《浮士德》的歌德从身体里生长出了一样的心情。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是我的检讨生涯的又一个台阶，我拿起这一份足足写了大半个作业本的检讨反复的读了三四遍，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真他妈牛逼”。我在检讨中将整个冲突过程详细而看似客观的描述了出来，随后又将自己放在了审判台，审判完毕又将对方放在了被告位置。曹操虽然讲后半部分省略了，但是我能从他喝水和扶眼镜的姿势推断出他的认同。

        遗憾的是我那时候不知道有投稿留底的规矩，否则我应该可以出一本书叫《检讨书示范教程》，放在哪个犯错当吃饭、网络不发达的时代一定大卖，这对那些经常犯错又没有文采的学生来说一定是救命良药。我惊叹于我写检讨的天赋，因为我的检讨不光可以骗过班主任、教导主任，甚至连我自己都相信我已经“深刻的反省”了。但是这种深刻的反省就是深刻的反复。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过程中，我明悟到检讨是一种反视，这与文学的某种内在基因是大同小异的。而顿悟的契机又与我理解肥胖的审美原理如出一辙。我从一场怎么也记不清的梦里醒来，只知道它让我身体乏力，比连续房事还要让人疲惫，经常给别人炫耀的窗外的鸟叫今天我也没空搭理，甚至感觉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阴谋。

       我的身体上套着一根红内裤，一件棉背心，由于昨夜太过疲惫，睡时连那件蓝色的T恤也没来得及脱下。昨天下午回家就开始的写作让我忘记了吃饭这回事，直到临近十点才想起被我一直压榨的躯体。身体是写作的奴隶，在写作者来说，仅此而已，但是要马儿跑也要给马儿吃草。我的脑袋嘎吱嘎吱的发出喝酒的信号，就沿路张望了半个小时，终于在白沙街寻到一家烧烤摊，但能坐的位置都已经被形状各异的屁股堆满了，回走到滨河路才终于把自己的屁股又放在板凳上，撇开期间几次小便，我一直坐到凌晨一点，酒精让我又一次成为了蒋雪峰口中的“李白的战士”。

       经过一夜的酝酿，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排除我体内的那些对我无用但对别的生命有用的残渣，第一块烟灰从香烟上脱离的瞬间，我突然明悟了关于肥胖的审美，想起了杨贵妃以及众多我经见过的具有丰满特征的女性，甚至对此产生了偏执的爱。这一点让我更加兴奋也更加的惶恐，我不知道这样的思想是我又提升了艺术审美还是我在审美方面出现了偏差，走上了一条架在空气里的路，路与行车的马路相接，与每个人的身体相接，与我相接路口的恐怕就是我今天早上蹲在厕所的那个瞬间。

       无论是检讨还是文学，都是一场虚拟的审判，你亲手将自己告上法庭，并由自己来裁定你的罪刑。我第一次完全把自己推上审判台是2015年的夏天，一只无形的手掌提着我的“两股筋”背心把我往回拉，沿着爷爷的名字，沿着哪条要坐三四个小时的车才能走出大山的身体曲线，把我拉回半山老家。那时我正沉浸在写作中如痴如醉，一向寡言的老太爷也到了成天没完没了的唠叨的年纪。我恐惧一个人没完没了的唠叨，更恐惧原本该没完没了的他突然再也不能唠叨。

       意外的是这场审判并非来自老爷子的死亡现场，而是我知道他正在死亡，我走在通往向他的死亡的路上。“我总是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一首老歌在水晶向左横拐往土城的水泥路上行走。爷爷有固定位置，背靠一面木墙，木板早已被柴火烟熏成了深黄色，严重的地方已经变黑，挂着黑色的蛛网和扬尘。墙上挂着一排锄头，尖锄、叉叉锄、点锄、冬瓜锄，多以其形状而命名。我的脚掌就是其中一把锄头，每一步的靠近都是在挖掘着一个巨型的葬坑，如海子在《亚洲铜》里所言“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这个巨型的坑洞由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填补，这巨大的胃迫切地需要消化一切事物，直到所有人都被遗忘，人也就抵达了终点。

        在远方低矮的山丘或者平原，我端起酒杯向我遇到的所有人宣布我对大山的主权，我说：大山，村庄。但当我从平坦的地形沿着海拔攀登，再次回到河源地带，十来只乌鸦打着盹，悠闲的站在路边的杂木枝头如一群喝着坝坝茶的无事之人。偶尔用他低哑的喉咙发出几个音节，仿佛是对我的另一种审判，这种审判有点类似于卡夫卡式的审判，平稳低沉却让人为之振动。这是我的检讨的故居（那时候的叛逆与自由无关，只关乎青春和荷尔蒙），为我后来写下数十万字检讨奠定基础的地方，但如今是我受审的法庭。

       爷爷去世的哪天，整个下午我都在河边度过，十几个烟头乱七八糟的埋在烟灰里，活脱脱的一个乱葬岗。一辆白色丰田轿车后面跟着辆黑色比亚迪，像两个瘸子吃了摇头丸，一前一后的从烂路摇过，最后停在我家院坝里。掏出手机计算一下时间，刚才应该是老爷子的孙女们回来了。起身拍拍屁股上的灰尘，然后以一种别人极不正常的姿势往回走，我从不觉得走路有什么既定的姿势，但是他们认为和他们不一样就是不标准，不正常。其实真要他们说说什么样的走路姿势才是标准的，估计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走进堂屋就看见七八个孙女规规矩矩的跪在停放老爷子干瘪的尸体的木板前，像做错事的小孩被家长教训时一样老实，一副悲伤的神色看得我差点笑出声来，为了避免尴尬，我只好转过身对着木壁用手使劲的掰了掰下巴，然后做出我从未有过的认真样给这几位稀客打了招呼。穿过灶房走到屋后的菜园给老爷子生前种下的烟叶灌了几桶粪，虽然我不抽叶子烟，但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告诉我这些东西比停在木板上那具枯萎掉的身体重要。之前偷偷抽过老爷子的叶子烟，但那味道实在太过浓烈，我受不了，除了偶尔帮老爷子卷两袋之外，就再也没碰过那些枯叶。

         涪江的幼年（源头）与我一样，童年在数不清，甚至多数连名字都喊不上来的，或者干脆叫“这山，那山，左边的山，右边的山”的山脚间边奔跑跳动。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遇见九寨沟的水时，它才意识到自己的浑浊。大抵从走进文字的那一刻我就开始  了审判自己的漫长的官司。只是不论是写检讨还是搞创作，我反复的审判自己，甚至将自身的病症弄得一清二楚，比最牛逼的医生还要专业，但没有任何一个病症因此而痊愈，或许需要审判的正是我想审判自己的念头！

       检讨和文学的距离不是一点点，就是孙悟空也翻上好几个筋斗才能从检讨到达文学。学生的检讨多是一种世俗的检讨，秘诀在于避重就轻。而文学是一个放大镜、摄像头。首先是完全的客观的行为，再到身体，到骨头，到每一个神经元，到隐藏在这些之外的灵魂并筛选出作为高级动物共有的且难以治愈的病症。只有能亲手触摸到人性的检讨才是文学。从检讨到文学差着孙悟空一个筋斗的距离，若你不是孙猴子，它就是十万八千里，倘若你不远万里习得法术，它就是你不小心栽的一个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