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走向崇高——评赵振王长篇叙事诗《公仆本色》 董保延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有关方面把为杨善洲同志写一部长诗的任务交给赵振王是合适的。当他在翠湖畔绘声绘色地向我表达着他的写作计划，罗列着他的满腹思考，公
走向崇高
——评赵振王长篇叙事诗《公仆本色》
董保延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有关方面把为杨善洲同志写一部长诗的任务交给赵振王是合适的。当他在翠湖畔绘声绘色地向我表达着他的写作计划，罗列着他的满腹思考，公布着他的具体行程时，我发现颇有点像送别一位战士出征。后来，从他频频留在QQ空间的片言只语中，我不断地追踪着他的足迹：行走西线，潜心采访，披星戴月，攻坚克难，喜忧交集，笔耕不辍……两个月后，一部4千多行的长篇叙事诗《公仆本色》已经发到了我的网络邮箱里。
很快读完，我有些震撼。首先是杨善洲同志的事迹，其次是振王的作品。
对于杨善洲60年坚守精神家园的感人事迹已经很熟悉了，何况这10多年，关于这位老人的信息常常会见诸媒体。可是在读《公仆本色》时，我竟然数次热泪盈眶。不仅因为采用叙事诗的形式歌颂当代英雄模范人物的情况在云南不多见，还因为追随叙事诗的字里行间，我却好像重新走进了这位当代楷模的心灵空间。诗歌的力量与精神的力量竟然如此默契地汇合成一个旋律；生命的意义、时代的意义和文学的意义竟然如此神奇地被赋予了同样的价值。走出作品，却迟迟走不出作品所营造的氛围，走不出属于杨善洲的那片天地。叙事诗确乎已经站在时代的高度，甚至可以说站在了一个关乎党的建设、国家发展、民族安危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从杨善洲这位典型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党员价值、人生价值和生命价值。这种艺术化的、富于感染力的揭示，不仅有力地把握住了杨善洲的思想本质，并且也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在人们精神领域更加多元化的今天，长篇叙事诗《公仆本色》无疑是一首标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歌颂中国共产党人公仆情怀，引领我们走向崇高的正气歌。
《公仆本色》的成功，以它的叙事诗属性有很大关系，因此，首先得为作品的长篇叙事诗身份喝彩。在新中国的文学史上，以讴歌英雄模范人物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曾经产生过很好的作用。这次我省确定用诗歌或叙事诗或长篇叙事诗来宣传杨善洲，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尽管它很不容易完成好。作为一种诗歌体裁，叙事诗在民间具有很高的信誉度，也很受欢迎。叙事诗用诗的形式刻画人物，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通过写人叙事来抒发情感，与小说戏剧相比，它的情节一般较为简单。这种体裁，有诗的形式和体裁，又有故事、人物等小说的内容，而且情景交融，兼有抒情诗和小说的特点。具有情节完整而集中，人物性格突出而典型，有浓厚的诗意，又有简练的叙事，有层次清晰的生活场面等特点，对表现时代英雄模范人物和影响巨大的事件颇有优势。一直以来诗歌抑或叙事诗都与历史和时代同行。从记忆里，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叙事诗的名篇佳作，如表现历史题材的《格萨尔王》、《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阿诗玛》、《梅葛》，中国现当代诗人冯至、郭小川、李季、田间等创作的《蚕马》、《戎冠秀》、《王贵与李香香》、《将军三部曲》等叙事诗作品，许多都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学和精神的宝贵财富，充分彰显了叙事诗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
但是，从文学创作的实践看，用叙事诗的形式来表现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并非易事。难就难在与新闻报道相比，事迹的真实与感动需要注入文学的力量；与报告文学、小说、戏剧甚至抒情诗歌等比，叙事诗面临的问题更多，比如怎样用诗的形式刻画人物，在诗的发展中讲述故事，以诗的骨架表达情感等等，都需要作者付出与其他创作不一样的代价。但是，时代需要长篇叙事诗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叙事诗的若干特点决定了它不仅可以完成讴歌英雄模范的使命，并且具有新闻报道抑或其他文学门类不可替代的优势。我在读《公仆本色》的过程中，这种感受愈发强烈。其实，像杨善洲这类楷模，他们用毕生创造的业绩，本身就已经具有了史诗意义。人生如歌。通过诗的语言来表现他们，乃题中应有之意。事实证明，以叙事诗的名义对杨善洲这位优秀模范人物歌之吟之，再次显示了叙事诗旺盛的生命力。
读《公仆本色》，最明显的感觉是它所具备的亲和力。如同杨善洲其人其事，不事张扬，格调朴实，谦逊却风骨铮铮，和蔼而情义酣畅，颇有一见钟情的味道。非常钦佩作者在驾驭这个重大题材时所表现出来的气质：以自己所具备的透视感，把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干部形象，始终置于“人民公仆”这样一个普通平凡的镜头下。没有仰视他的高不可攀，没有俯视他的一览众山，也没有平视他的似曾相识，而是让眼光和思维在文学承载的过程中，以非常的穿透力去洞察和发现主人公最难能可贵的也最光彩照人的空间。这个发现的过程，正是作者思想获得净化、作品主题得到升华的过程。也使作者真正深爱上了自己所表现的对象，并且下定决心将这种爱渗透到创作的全过程中，溶解到章节篇什，融汇到字里行间。作品把杨善洲对时代（对党对国对事业）的亲和、作者对杨善洲的亲和、作品所展示的亲和，一统汇集到一起，营造出一个可亲可爱可敬的人文氛围，让人们从中结识善者，知晓善举，理解善意，完成一次心灵的洗礼。比之那些居高临下，貌似伟岸，狐假虎威，敬而远之的作品来，《公仆本色》的这一特点显得更有意义，它与读者的亲近感也显得就尤其突出，文学创作达到如此境界，我以为就非常了不起。只要翻开这部叙事诗的任何章节，这样的感觉都会扑面而来。仅以第一部分“无声的岁月”为例，作者选择了许多看似“无声”却掷地有声，声声铿锵的事迹，在生动展现杨善洲的高尚形象时，亲和力随处可见。上善若水，善者可亲。亲和力不仅仅是态度，更是人格——无论是行动、还是教导、还是故事。“对话”中与老伴的琴瑟相合，铮铮应答；“回家的路”演绎出的儿女情长，生离死别；从出差时补交餐费引出的关于“生活帐与品德帐”的理论；在任时为发展咖啡烟草事业的孜孜以求（“飘香的咖啡”、“病榻前的希望”）；无论在总书记面前还是在群众面前的“粮善洲书记”形象，以及在九甲公社蹲点1年中的精彩作为（“照片背后”）；“张玉珍”讲述的丈夫故事，女儿从一把木梳中感到的温暖（“父爱如山”），“果木人生”中两棵柿子树引起的联想，“一只碗”掂量的高风亮节，以及流传在民间的种种“笑谈”……杨善洲的心灵世界一旦以诗歌的名义展现在我们面前，读是那么自然那么可信那么毫无雕琢修饰。英雄模范也食人间烟火，也与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生老病死不弃不离，既有报国志也有儿女情，既要作公仆也有家园爱，既能高瞻远瞩也顾家长里短。作品中的杨善洲，就这样几乎无时无刻都在以自己的灵魂与我们促膝交谈，以一个普通人的姿态向我们吐露心迹。这样的人，即使当了领导，依然还是你的长辈、朋友、同事……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把杨善洲心灵深处的真善美刻画得淋漓尽致，一个平凡而又极不平凡的活生生的人物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仿佛能够听见他的音容笑貌，可以与他近距离交流，或感同身受，或发人深思，或催人泪下。这种亲切感，就这样一直伴随着我们阅读，读着读着，我们感受到了生活中最基本的常理常态常温，没有了距离忘记了时空；读着读着，我们结识并且心甘情愿地折服了一位生动、具体、真实的榜样。这也是我为什么如此看重《公仆本色》中体现的亲和力的原因所在。
人物的亲和力也即作品的亲和力。两者的相辅相成才造就了文学艺术的作用力。在经济发达，思想文化多元的时代，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学的作用，亲和力是不可不考虑的。坦诚地说，今天能够进入感情记忆的英雄不是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把他们人为的拔高或走样了，亲和的成分被忽略了抹煞了。再者，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光靠新闻宣传不行，今天是新闻明天就可能成旧闻，只有文学创作，尤其是那些吐露着亲和力的出类拔萃之作，才具有比新闻报道更恒久的生命力。我们过去崇拜的不少英雄，大多不就是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的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怎样让当代英雄模范人物进入到当代人的情感记忆，特别是年轻人的记忆中，完成好文学的历史担当；怎样发挥好诗歌特别是叙事诗在其中的积极作用，都是文艺创作必须面对的课题，我们权且把《公仆本色》看作一次尝试。
《公仆本色》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把独特的叙事角度和灵活的叙事手段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呈现了一部风格迥异的作品。我们以往读得比较多的叙事诗，大多是按照人物（事件）成长（发展）的时间顺序为脉络的，《公仆本色》没有完全沿袭这一传统格局，而是采用不断转换叙事角度的方法，使作者的见闻、慨叹、联想始终与杨善洲的直抒胸臆交相辉映。这样，不仅可以使人物的心灵世界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且也把原本已经为许多人通过新闻报道了解的事迹不再单调重复，并且因为融入了新的节奏感音韵感而显得鲜活新颖。如果说，长诗的第一部分是通过作者以及杨善洲身边的亲人、熟人、友人的视角来深入到主人公的内在，更多的叙事情节是围绕作者思维的空间而展示。那么，第二部分“不变的誓言”则是以杨善洲到大亮山办林场的时间顺序展开，几乎反映了22年的造林兴林全过程，作者的视角成了主打，仿佛自己本来就是杨善洲身边的一名部下，感受着见证着吟唱着老书记退休以后的奉献年华：“白手起家”的艰难，“植树变奏曲”的铿锵，“造林插曲”的风趣，“油毛毡房”的蕴意，“甜美的果实”的回味，“关爱，没有门槛”的风度，“欢乐的林场”的乐观，“友谊进行曲”的情怀，“榜样的力量”的厚重，“奖金分配法”的无私，“老书记留下的”的高亢……作者的视觉，既是诗人的视角，也是民众的视角，多重视角的有机结合，把一个高尚、立体、诗意的英雄形象，个性化地凸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感动时，也自然而然地反思自己的人生境界和生命质量，据此，《公仆本色》显得愈加珍贵。
叙事诗尤其是长篇叙事诗，必须要有高超的叙事技巧，才能不流于枯燥乏味的长篇散文亚属。既然是叙事诗，当然就必须以叙事为主。而《公仆本色》的叙事模块中，既有传统叙事诗的元素，又融合进现代叙事成份，颇有创新意识。如序诗“告别”，看似典型的传统叙事手法，作者以“走进2010年10月10日的正午时光”开篇，在“第一次，我们以特殊的方式见面、相识了，您却被党旗覆盖”的概叹中展开长诗的篇幅。依然可以读到像“那些花，那些白色的花啊/踏着腊梅无言的韵脚/含苞怒放，洒落一地花雨/荡涤敬仰者的心灵”；“ 人世间的礼物，没有比顶天立地的精神财富/以及绿浪滔天的万亩绿洲更珍贵……”等句子，感受具有强烈时代精神的叙事风格。而在接下来的“生命遗嘱”里，既有比较传统的对遗书的叙述，又有作者因此产生的与时代吻合的种种联想：“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源，是杨善洲；渠，是老书记//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红，是老书记；泥，是杨善洲”。其画龙点睛之妙招，大大提升了叙事的品位。“一只碗”开始就很写意：“杨善洲的一生，简洁得就像一只清清白白的碗”，而后又把杨善洲使用过的一只碗的故事娓娓道来。其中，也不乏洋溢着现代风格的叙事诗句，如“一只碗，就如一座桥/连着此岸与彼岸啊，此岸是领导/彼岸是群众”，“一只碗，端平了/就像端平了的一碗水，满而不溢/不湿身、不湿鞋，更不会打湿良好风气/危及纯洁的社会肌体//端好自己的碗/吃得了多少就多少，有时少一些也没关系/多了就会伤身，就会祸及生命”。这样的例子，作者在作品中运用自如，比比皆是。
叙事与抒情的配合默契，形成了《公仆本色》的性格特征。诗人何其芳在谈叙事诗创作时曾经说过，叙事诗“不是在讲说一个故事，而要来歌唱一个故事”。这个“歌唱”比喻得十分贴切也十分重要，因为“歌唱”，故事可能成为立体的交响。它其实就是在提示我们，在叙事诗的创作中，一定要注意叙事和抒情的结合。没有抒情的叙事诗一定会少了些活力少了对受众的强烈感染力和冲击力。况且，叙事诗中的叙事非平铺直叙，也无须面面俱到，而应该做到抒情有叙，叙事有情，将抒情与叙事融会在一起。在《公仆本色》中，我们能够感到作者在这方面的自觉，由于对叙事与抒情的张弛有度，游刃有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作品主题的表现力，也使诗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了一个高度。作者是满怀对表现对象的深厚感情进入创作的，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他首先把自己置于受教育者的位置，乃至创作中，常常会“随着老书记的身影和足迹而泪流满面，经常在一个人的哽咽和嚎啕中，完成着一段又一段动人情节的书写，不是因为自己的诗句美，而是由于主人公留给人们的精神，在凄美和振奋的双重夹击中，揉合成一种感动”。诗人的感动举足轻重，这种对事主的虔诚和被事迹的感动，一旦被倾注到对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之中，就不可能只是简单的叙述，而会顺其自然地渗入更多的对崇敬者满怀激情的礼赞，情的呼之欲出也就顺理成章。读《公仆本色》，处处可以感受到叙事与抒情的交相辉映。作者善于在表达人物感情的同时也表现人物的思想，以抒情引导故事的发展，又让故事的发展使抒情更加浓重，从而使我们很容易被感染而直抵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浓墨重彩的抒情笔法，使叙事诗和小说和人物传记严格区别开来。这样，我们才可以从人物的发展轨迹中，看到了情感色彩的斑斓；在敞开心扉的抒情中，聆听到荡气回肠的故事。这种渗透到叙事深处的抒情，显得如此合情合理如此平常自然而不造作娇贵。不妨来看其中比较突出的几处，“回家的路”一节，以杨善洲魂归故里为由头，引出一连串关于他和家乡亲人之间的故事，凸显了其公而忘私的胸怀。随故事的发展，作者借题发挥，情感几次难掩而迸发，其中不乏耐人寻味的诗句：“回家的路不远，再远的路/只要通达，宽窄不是问题/通达着的路，自己勇敢无畏地走下去/精神就不会疼痛，心胸就会豁达/微小的人，就会显出高大/孩子们，跟着我一起走，不会错”。颇有点道是无情却有情，情到深处见真心的味道。“造林插曲”一节里，叙述了林场建设的最初阶段，杨善洲带领人们上街捡果核以解决树种缺乏的经历，作者讲到动情处也毫不掩饰，有感而发：“捡果核的指挥长，用手提袋捡回的果核/闪耀着一种迷人的光芒/给林场增添一层动人的光泽/舍去所有的虚荣，实干就是最好的人格/面子不用大，实用就是最大的脸面/架子不用高，适用就是最佳的境界”。一些看似寻常的行为，在诗人笔下，也会熠熠生辉。你看，在表现林主们在“合同书”上签名的场面时，诗人看到的却是：“一份份的合同书，就是一个个绿色的宣言/在大亮山争先发言；一家家的庄重签字/就是一面面绿色的旗帜，在大亮山猎猎迎风”。书写人们对老书记退休造林的评价，也跃动着情透纸背的诗句：“大亮山被杨善洲一行人，用一腔热情染绿了/老书记银白的头发，却与一座绿洲显出鲜明对比/岁月不饶人啊，衰老的躯体/活着的是不朽的精神。杨善洲矍铄的精神/就是一棵根深叶茂的不老松”。即使是表现杨善洲终身没有穿过西装的所谓“缺点”，诗人也别开生面的寄托了别样情致：“时逢改革开放/却没有让领带束缚自己的身体/按杨善洲的体形和模样/也有人说，如果西装在身/一定是个标准的男子汉，不会丢地委书记的脸/而不穿西装，也没有掉共产党员的价”。
这些诗句，有的如奔腾浩荡的波涛，有的如金属碰撞迸溅的声响，有的如细声润物的雨丝，有的如吹进心里的和风，诗的语言，在情的牵引下，被赋予了含金量不低的蕴意。正是这种对故事的“歌唱”意识，使作品每每因为情感的宣泄而有了旋律的韵味和节奏的交响，比之对故事的单纯讲述来当然好听得多。尽管作者一再申明，他只是“拘于交代故事，没有大量使用比、兴、赋，进行修辞、抒情，文字就显得散化，在言语上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但我以为，作品反映的却是，如果没有叙事和抒情的很好结合，产生不了现在的效果。看得出来，作者动笔前，在选择材料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在杨善洲生前浩如烟海的事迹中，他一一盘点，仔细咀嚼，精心撷取了杨善洲生命历程中最有价值、最有看点、最能产生兴奋点、也最可以触动情感神经的事件、细节、活动等亮点。鉴于这些“点”的性质品位，特别是其中所埋设的意象，以及天然就蕴含的诗韵，只要经过既定的叙事线索统领，一系列绚丽的意象很快就能够焕发出巨大张力，形成一个诗意弥漫的空间，每个进入其间的人，都切身感受到杨善洲已经渐行渐远的生命的再次复苏。
树高千丈有根，水流万里有源。杨善洲的故事再多，作品的篇幅再长，也离不开作为灵魂的主线。我在阅读中常常在想，为什么作者采用了多角度的叙事方式而不显零乱，为什么在叙事与抒情的融合中，感觉不到随心所欲心猿意马放任自流，关键是很好地把握好了作品的灵魂，也即作品的主线。《公仆本色》比较机智地处理好了叙事与抒情的关系，不因诗歌的体例而怠慢了对主人公一生精彩之处的讲述，也不因为叙事而使作品少了咀嚼的味道，与作者对灵魂的确定和服从有着很大关系。如同作者在题记中所言：“善洲，善人；善德，善行；善始，善终。挚爱，无限；大爱，无言；博爱，无疆”，杨善洲的精神世界被界定为“善”和“爱”。两个字的生命精神理所当然成了这部长篇叙事诗的灵魂。围绕着这条线，作者有意避开了新闻报道已经宣传过的一些点而去选取另外一些点，即使是新闻报道中已经用过的材料，也重新经过了精心打造，一切为的就是能够突出主线，方便诗思起飞，让读者随着诗歌的飞翔，去认识杨善洲的人生意义，感受他的品格和情操。对灵魂的挖掘和表现，是叙事诗创作中的硬功。所谓主线、主旋律，其实就是通过艺术形象传达的思想。而诗歌的思考，不仅是诗歌的核心所在，也是产生思想的喷泉。古往今来的诗歌创作实践告诉我们，没有思考的诗歌，充其量也就是美丽词汇的集合。有了思考的诗歌，才可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很欣赏作者在创作《公仆本色》中的状态，一种对任务认真负责，对楷模敬畏挚爱，对创作一丝不苟的状态。因为这样的状态，他的思绪才不断浮想联翩，思维才不断更新出彩。当已经被诗化了的思考传递给读者，无疑是一种振奋一种启迪一种力量。作品的魂魄所系通过读者的心灵感应，再生为可以传扬光大的精神。诗歌的力量，就这样潜移默化的发生着作用。《公仆本色》的每一章节，仿佛就是杨善洲的一篇篇人格宣言。这些经过岁月检验的哲思通过诗人的演绎，显得更为凝练更加深邃更具魅力。作品里这类具有思考价值的诗句简直可以信手拈来。有告别时候的感慨：“一位党员走了，给我们留下一种精神/表里如一，始终如一/从头到脚一个样，一生一世一个样”；有从路获得的联想：“一个人，只要内心有所坚守/低头时，便看路；抬头时，便看云/淡泊宁静、镇定从容、心地自然宽阔”；有对不解者的回答：“会不会唱《感恩的心》，无关紧要啊/杨善洲用自己的词、曲，唱活了一颗感恩的心”；有通过实践提炼出来的感悟：“实践的能力，远比嘴上的功夫强一百、一千倍/单有真情、没有爱心，感恩的路也走不长远”；有关于树与人的反思：“嫁接，不是一个概念的词/不是树与树的简单粘连，而是一个时代与时代的有机勾兑/交接、联手、互补，更是一个内链的滚动和传承”；有关于生理与哲理的议论：“杨善洲骨折过的右腿，没有让矫健的身体出过丑/受过伤的脚，也不让正直的人品倾斜”；有对价值观的精彩评价：“那是一群造林人的心血之果，果子长得不很大/果肉却极其细嫩、可口，咬一口就甜一季/吃一个，能够香一生”；有关于心灵世界的展示：“人必须培养一种快乐工作和生活的心境/用精神把人托举起来，举过狭隘自我的天空”；有人格力量的赞扬：“有痕迹的是大亮山，没有痕迹的是震撼人的精神/以身作则，绝不是一个轻飘飘的词语”……当然，最具有灵魂意义的，我以为是作品开篇的那几句：“一位公仆走了，给我们留下一部教材/标题不长，就一行简洁的文字/为人民服务，没有尽头”。简单吗？仅仅三行。深刻吗？概括一生。公仆的“走”，教材的“留”，“标题”的回味无穷，把作品“底色”也即“公仆”的“本色”开宗明义的告诉了我们。于是，不由得想起俄国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说的：“在诗的作品中，思想是作品的激情。激情是什么，激情就是热烈地浸沉于、热衷于某种思想。”作品已经证明，作者的激情正是来自于思想，一种在杨善洲的世界中寻找到的崇高。
创作关于杨善洲的任何文艺作品，无疑都是一次走进崇高之旅。杨善洲是崇高的，他的崇高，是真纯情感，伟大精神，高尚行为，神圣使命的集合，走进他就是走进了真善美境界。其实，崇高是人类共同崇尚的美德，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它可以体现在惊天动地的伟业中，也能够渗透到平凡实际的生活里，更突显在天塌地陷的灾难中。崇高一旦占有主导地位，就会释放出撼人心魄的光华，形成催人奋进乃至排山倒海之威力，锻铸真善美之辉煌。因此，走向崇高、表现崇高，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一切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公仆本色》的创作启示我们，表现崇高就是走进并拥有崇高的过程，作者只要在彰显自身崇高，履行职责崇高，学习他人崇高的实践中，自觉让自身潜意识中的崇高在心灵中升华并占据主导地位，其作品的崇高意义也就显而易见。由此还想到，必须增强文艺工作者在文学创作中颂扬英雄模范人物的自觉性，要把它作为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毕竟，英雄，英雄主义是文学艺术中崇高美的重要血脉，缺少了这一血脉，任何时代的文学艺术都是苍白的。正是英雄的境界赋予了文学艺术撼人心魄的高尚品格，唯有英雄的风骨才可能铸就文艺作品永恒不朽的生命。那些任意嘲弄和颠覆英雄模范人物，置关于英雄模范人物的创作于尴尬境地的做法，那类以创作无病呻吟，低调庸俗作品为时髦，甚至受到推崇，却很少关注对时代英雄模范人物文艺作品的创作的倾向，都是我们经常要予以注意和反对的。尽管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比较宽松的环境，改革开放后也为文艺创作开拓了风格繁多的空间，但是，繁荣的文艺景象后面时有暗流，对英雄抑或时代楷模的懈怠冷漠不屑一顾者大有人在。应该再次强调，英雄主义没有过时。时代呼唤英雄，也需要英雄。民族心灵的建构，民族未来的发展，都与英雄模范人物的宣传息息相关。在英雄主义的旗帜上，镌刻着人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理直气壮的宣传时代英雄楷模，就是在塑造高尚的生命和灵魂，寄托民族精神的核心与脊梁，支撑民族的信心和力量。《公仆本色》为我们引出了这样的话题，把它放到这样一个的天平上来掂量，我以为是恰如其分的。
当然，由于时间比较仓促，由于对杨善洲的心灵世界的探寻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不断消化不断提升的过程，《公仆本色》存在些许遗憾和不足也在所难免。如果对主人公生前的故事再做些深入发掘，尤其是对他生前那些感人肺腑材料的细节能够再多发现一点，多表现一些；如果作品的第二部分也能够如第一部分那样画面感更丰富多彩更变化多样而不是总停留在比较固定的场面（比如林区），读者的阅读审美疲劳也许就会少一些；如果长诗中的杨善洲比现实中的杨善洲在感情世界、人格魅力的表达上更潇洒自如，而少受一些现实中主人公低调做人的约束，强化作为文学艺术形象的杨善洲的榜样地位；如果在语言运用尤其是对诗歌化语言的雕琢上再下点功夫，扩大语汇容量，调度句式节奏。那么，作品将会更上一层楼。
不过，振王已经很尽心尽力了，在他用诗歌追述一个人的足迹，塑造一个人的形象的日子里，这位军人出身的彝族汉子其实也走向了崇高。我曾经想问振王，当那些流在冰冷的键盘上而后化作了滚烫诗句的泪水奔涌泛滥的时候，当自己的思维紧紧地被杨善洲的命运所牵引、而啜泣、哽咽、嚎啕的时候，当说出这泪水“打湿了杨善洲，也打湿自己，天底下确实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了”这种感受的时候，是否就是刻骨铭心的时候？如果是，说明你的心境是崇高的。于是，创作出我们现在读到的这部《公仆本色》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因为，没有崇高的情怀，就不会有崇高的举止。能为崇高者造像的人，从一开始也是在铸造自己心灵的崇高。
我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见过杨善洲一面，可以说当时的印象非常模糊，但我却清晰地记住了他对时任分区司令员的刘斌同志的评价：你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时，司令员为国家的安宁献出了大儿子青春的生命。后来，他一家“满门忠烈”的事迹名扬八方，杨善洲因造林功高再写勤政新篇。时光飞驰快30年，两位老人也相约在同一年走了，而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成为我心中永恒的记忆，记忆的扉页上有两个庄重的大字：“崇高”。于是，我会在灿烂的阳光下高声朗读起作品中我喜欢的诗句：“一位党员走了，给我们留下一种精神/表里如一，始终如一/从头到脚一个样，一生一世一个样”。仿佛刻在历史丰碑上的铭文，仿佛萦绕在人们心中的音符，告诉我告诉你告诉我们，崇高不朽！
2011年2月22日凌晨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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