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诗是诗人的个人心灵史，是对不断出现的万事万物诗意的证明和澄清，是现实的照耀和时代的后视镜。诗是诗人自救的稻草，是一个人夜晚的那一线光亮，她不断救赎我们并不高贵的灵魂。她分析底色的能力和揭露真相的无畏，让人类时常羞愧。
　　2、这一生，除敬畏母亲，我只敬畏诗歌。自从与诗歌结缘，我从来不敢懈怠她。想写时我废寝忘食；写不出来时，我就一个字不写。能在大刊上发表当然开心，不能发我也不会嫉妒别人，写诗，是自己内心的事情。我热爱那些从村庄展翅的飞鸟，泰戈尔式的飞鸟，是它们连接了原汁的生活和诗意的美学，让我与诗歌生死相依。
　　3、刚写诗的时候，心里想做诗人，但又怕“志大才疏”做不了诗人。工作后在一个小学教书，更恐惧我的上司因我的“不务正业”而招他讥讽式批评。我用我姓名后面两个字的谐音“季风”做为笔名，以此拉开了我一生的游击战。于是，我在这世上便活成了两个人，“马继峰”是工作生活中的我，“季风”是诗歌中的我。我从不敢暴露出这两个“我”之间的关联，长期以来，这两个“我”在别人看来是毫不相干的。很多同事多年来不知道“马继峰”是写诗的“季风”，诗界有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季风”是一个小吏“马继峰”，我和另外一个的我在两爿天空下同时活着。这两个“我”私下相互取暖，也互怜互爱。
　　4、2001年之后我的诗歌越写越少，直至2007年以后的十余年里，一行诗都没有写。诗人诗语在现实生活里即是疯人疯语，一个“不务正业”的基层小吏在某些领导眼中你还能为民服务普渡众生吗？名利场上的诗人，像极了精神潜伏的贼。贸然出头，我怕被这个世界遗弃；远离诗歌，我又担心弄丢了自己。在无数次的撕裂中，我只有向自己妥协。在二者之间行走，能做到左右逢源和游刃有余那该是怎样的高手？诗歌，注定只能在我生命的暗处隐隐地亮着，却走不到台前成为我胸前闪耀的饰品。然而，这样的写作无疑是干净而纯粹的，它和诗人高贵的灵魂有着天然的契合。名利场上的写作，终归少了几分纯真，多了些许功利。诗歌，始终是诗人自己的庙宇，自己的佛。
　　5、创作贵在一个“创”字，须不断颠覆自己，须拒绝复制和经验，须不断地告别一个又一个的我。当一首诗和一百首一千首诗没有什么不同的时候，“劳模”便出现了，而我不愿做这样的劳“劳模”。顺从内心的生活和拒绝钴名钓誉式的写作，从来都是如此的重要。
　　6、十多年了，我没写一行诗，但她在我的骨头里无时不刻地敲打着我，无时不刻地在我的细胞里闪着电和光，我的胸腔肺腑时刻准备为她咳嗽出一摊殷红。能在灵魂里长久燃烧不熄的，那肯定是命一般地重啊！
　　7、重新写诗是内心的召唤，与名利无关，能写出来即是幸福和快乐。好与不好，自己说了不算。我恐惧中国当下那么多自诩的“著名诗人”、“国际诗人”，更恐惧别人误将我也称为“著名诗人”。是的，写不出诗，我会恐慌；写不出满意的诗，我更恐慌。我已经恐慌了十年，时间已不允许我继续恐慌下去。毕竟，能得鲁奖是一个诗人的大好事，“著名诗人”这个称号写诗的人个个也都想要。虽然，我早已准备了一颗失败的心。
　　8、我的人生时段与“７”这个数字紧紧相随。我是1967年生人，在乡下教书7年，在县报工作7年，然后调入某区做若干个小吏7年。1987年发表处女作，2007年最后一次在《星星》诗刊上发表诗歌作品，断档十多年后， 2017年与诗歌重逢再出发。那么，下一个“７”是什么呢？我期盼下一个“７”能带给我好运，诗歌的好运。
　　9、诗人是孤独的，我当然也会孤独。生活从来不在左，也不在右，它始终在上——高高在上。平时，我不敢用虚弱的肉身顶撞它坚硬的肋，我怕被它的凌利刺伤，被它抽空。因为我孤独，所以我必须更加尖锐。其实，多年来除了诗歌，我一直两手空空。在与生活的对峙中，只有诗歌常常替我张嘴，替我发声，替我呐喊。诗歌，补缺了我精神的空白，同时也更多地带给我以尊严。
　　10、现实太冷，我想写出一首诗的咸味。作为诗人，我力图通过新的发现和与之匹配的语言为之努力构建一个美丽的宫殿。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可又是一个唯美主义信徒，我渴望我的每一行诗句有着金子的光亮、炊烟的朴实、青草的香气以及石头的清凉。在我大量的诗歌中，我试图用语境层叠铺陈不断延伸的方式，谦恭兼加地以微小的幸福度和卑微向上的生活姿态，去擦拭复杂生活的阴影和现实的肮脏。我常常充当事物的把控者，当我固执地把一个诗人的情怀隐藏在对命运的感知和对现实的照耀中，把诗的文本放在对生命体验和对内心的呵护上，我诗歌的天堂便亮了。
　　11、三十年，写或不写，诗都在。诗是吸附在我灵魂上的一个影子，时光的衣袂已无法将之掸去。它不会离开，也从来没有离开。当一阵风吹过，我知道那些飞翔的羽毛，便是散落在我诗歌心灵深处的大小珍珠。那是泪的珍珠，仅一粒，我便无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