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中国新诗近一百年的历史，我们发现中国白话诗歌的启程恰好与西方现代诗歌的转型接踵连肩：传统的感官因现实的动荡而断裂拓展，审美的权威因精神的躁动而重新组合。此在与彼岸的距离拉开了体察与预言之间的帷幕，错落的诗段承载着叛逆的语法，将追寻的脚步铺满诗意的迷阵。就在这一切过后，诗神的天堂降临在失落的人间，精致的喧哗筑造出学院的围墙。于是，解构的不稳定性完全暴露在批评的视线之下，以至于连其自身也迅速成为了一种客观的存在。当诗歌精神又一次被文学的历史所整合，我们对陌生的阅读充满了期待，而王久辛的长诗《致大海》则让我们的这种阅读期待得到了不期而遇的满足。

诚然，诗歌评介是不能离开文本分析的，堆叠的意象和网罗的隐喻无法脱离诗段而独自存在。字句的训证、修辞的讲求、声韵的分部、结构的开合，只有当局域的元素合理而自然地统摄在全篇的意念之下时，诗歌的终级旨归才能抵达诗灵的原初。阅读王久辛的长诗《致大海》，首先冲击我们视听与心灵的是长诗结构中内在的逻辑性，是文理脉络与情感形象辩证的、历史的统一。全诗共七章，除去序诗与跋诗，中间的五章呈锥形展开：第二章、第三章分别为四节，第四章、第五章分别为六节，第六章则为五节。外在的诗段结构承载着内在的情理逻辑，诗人从“大海”这一意象切入，在情绪的累加与想象的层进中实现了感官的延伸。“从诗的角度去看，‘海’的本体自然是一个象征物。其词义可说是‘双关’的乃至‘多重’的。它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文化的，又是艺术的；即使‘外宇宙’的，又是‘内宇宙’――精神与情感的领域。”[①]诗人并不回避矛盾，借助全能的视角，诗人在一开始便将一个富有深意的问答抛给了海边的两位过客――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海边向“你”问道：你的辩证能始终不离公正的天良吗？这里的被问者“你”其实是一个大我的概念，他即是诗人自身，也是跋涉在尘世中的任何一个第三者。对于真理的追问引发了深沉的思考，随着“我”的沉思，诗人为我们渐次铺展出思维的路标。整部长诗的结构是开放的，在一个又一个阐释的循环中，诗人将来自文本各个方向的张力辩证地统一起来，从而使情感的矩阵排列成自足的体系。诗人的情感随着诗段中生动可感的形象逐次展开，原始意象与现实镜象在宏大历史的观照下合二为一：安详、宁静、活泼、充满希望的万里海域紧紧拥抱着的，是“我们爷爷的爷爷安葬的地方，我们爸爸的爸爸出生的地方”，是先哲前贤诞生的圣土，是文明文化起源的净界。在抽象与具象的交替出现中，诗人厚重的历史感催化了我们对于故乡的认同，故乡的“每一寸土地上的每个人的骨子里啊，都浸透了精神海洋的精神的波液”。

与长诗的锥形结构相匹配，诗人思想的行进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由简到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的、互联的、贯通的，共时与历时的轴线在思想的地图上回环往复、纵横交错，为诗歌的接受者布画出一处处开阔的意境。诗人以独立的品格、无私的胸怀、真实的性情、深刻的智虑汇成思想的海洋，它包容着世间的真、善、美，冲刷着人间丑恶的礁石。它如镜子一样反射着浮生百态，以包含在自我胸中的睿智与公正来评价这个纷繁的世界。于是作者向大海发出如此请求：“翻起你无尽的波涛吧，请你把人类所有的耻辱埋藏；大海啊，涌起你掀天拍日的巨浪吧，请你把所有人的哪怕是一丁点的光荣，都高高地举向太阳”，“让你那神勇的激情，和着正义的力量，把那些污泥浊水一下子全扫光吧”。不仅如此，正如华兹华斯所说：“诗的目的是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个别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的有效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外在的证据，而是凭借热情深入人心。”[②]诗人以这样的热情高喊：“大海啊，请给我力量吧，让我变成大浪，让我变成狂飚。大海啊大海，请你以人间正道的名义，赋予我荡涤污泥浊水的神力吧，让我以容纳百川，又淘涤万水的胸怀，还人间一个清净的世界吧”。诗人用热情铸就了良知的铁锥，深深地刺进那些已然麻木的心灵和渐渐空白的灵魂。

思想的表白如果没有语言的文饰，便会失之于直白浅陋，繁富的修辞无疑在某种程度上装点着诗人的桂冠。王久辛深谙此道，在长诗《致大海》中，他用炫技式的修辞盛宴为读者拓宽了汉语的空间链。修辞以言为体，以语为用，它既是语言的运用，又受语言的制约；汉语语素以单音节为主，词汇则并用单音双音，而汉语又是非形态语言，不受词形变化的约束。诗人对汉语言文字的这些特点有深刻的理解，并将它充分地运用于诗段的修辞。在整部长诗中，各种修辞格在严密逻辑的管控下积极运转，诗段中辞式罗列、辞趣盎然。诗人灵活地组合着语言单位，精准地把握着音节数目，在同一语段之中音调错落，在平行语段之间韵脚整齐，全诗交叠使用音韵参差、结构平行的语句，既工整对称，又飘洒灵动。明喻、借喻、博喻、转喻，排比、夸张、移情、通感，各种修辞手法反复出现，铿锵的语调令人耳不暇接，浓烈的色彩令人叹为观止。通读长诗的一个个段落，读者会获得溢于言外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雕塑美，这些纷纭的美感正是修辞效果的显著体现。诗人给读者预留了足够的接受空间，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去体味、去书写、去填充。绚烂的修辞技法统一于典雅的长诗风格，朴素的辩证观为我们勾划出光荣与耻辱的边界，正是在修辞与思想的对立统一之中，诗人的才识胆力引发了读者的深思与共鸣。

严密的结构、开阔的思想与繁富的修辞，这些文本要素共同组接为一条内在的逻辑线索，构成了诗人预言的依据与前提。值得一提的是，诗人的“预言”是以一种“寓言”的方式来发布的，它深植于历史，却又指向现实――它是对现实的理性干预与寓意批判。长诗《致大海》中时代精神的传达与呈现，诚如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所说：“在于精神生活和感情的创造力与力量――它们就表现在艺术作品中；它还在于作品把感情传达――宛如传染一样――给我们的能力”。在中华民族即将企及一个新的高度、创造一个新的纪元时，我们不能只是习惯于欣喜，还要不时清醒地反思。“诗歌常常要怀旧，要求时间褪色和回忆往事。”[③]站在真理的峰巅眺望，英雄们精神与思想的灵光折射出诗性的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演进中昂然独立，正是因为思想的传承与精神的贞固。从“女娲补天”的传说，到屈原投江，再到左宗棠的“抬棺出征”；从比干摘心到文天祥用生命来烛照的青史；从字字滴血的“精忠报国”到回荡耳畔的“撞沉吉野”――爱国与忠诚从来便是前哲先贤们持恒不渝的誓言。在民族的记忆中，我们是“孔融让梨”的礼仪之邦，是“一诺千金”的诚信之邦，是拥有“四大发明”、“杂交水稻之父”、“当代毕升”的崇尚科学的族群，是信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遵纪守法的国度。英雄传统与自强精神早已浇铸成中华民族的座右铭。而在当代的英雄谱册中，一个个优秀的中华儿女更为我们确立下为人处事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