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矣，记忆似乎难免有些迟钝起来。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大概在1993年之际，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深入发展之期，党中央对于台湾的回归问题非常重视，两岸的文化交流有了新的开端。时任中共平阳县委书记的董希华多次给我来电，强调为了加强两岸的文化交流，将由平阳县委和县政府主办，决定在风光秀丽的南麂岛举办大型的文化交流活动，并邀请我参加，还再三嘱托我代为邀请两位台湾的著名诗人前来与会。我略经思索，就及时将我所想的应邀人报告了董书记，并详细汇报介绍了他们的情况。一位是台湾《创世纪》诗社的创始人、“三驾马车”洛夫、痖弦、张默之一的洛夫，他是《创世纪》诗刊的主编、国际著名汉语诗人。该诗社的大陆同仁、社务委员有白桦、任洪渊、李元洛、吕进、舒婷、叶坪、刘登翰、谢冕、欧阳江河、龙彼德等。另一位是台湾《葡萄园》诗社、社刊的主编文晓村，他们的诗刊宗旨是“健康·中国·现代”。董书记听了我翔实的汇报、介绍之后说：“可以，欢迎并邀请他们参加，还要欢迎夫人一起来平阳!”，要我尽快妥办。

　　那时候，两岸的书信往来很不方便，而且邮路的时日也特别长，起码要半个月时间才能到达，我只能到邮电局去打长途电话，但遗憾的是落实的只有洛夫和他的夫人陈琼芳两位。我爱诗学诗又写诗，已经有许多年头，在八十年代后期，我为了找好老师求教，主动给洛夫先生去过信。洛夫先生曾经对我说过，我与你很有缘分，你是大陆诗人中第一位跟我通信联络的人。多年来，我和洛夫先生是经常通信往来，洛夫先生的来信我几乎都收藏了起来。今年，强台风来临前，为抗疫困守家中的我，正在陆续整理洛夫们来函之时，没料到一场强台风过境温州，下水道的污水，竟满上我居住在四层楼底层的低洼老屋的家中，将洛夫先生们一叠又一叠安放在地板上的信函都让污水淹损，使我为此抢救了许多时日。我一直尊洛夫为师，他来信必称我为叶坪兄或直写姓名，让我感到十分亲近。他偕夫人来到温州，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自然十分兴奋。

　　我三人赶到平阳，首先去拜望了董书记。董书记安排了小车送我们到达鳌江渡轮码头，然后去南麂岛报到。当时，南麂岛的旅游开发也刚开始不久。那次活动来的客人很多，主办方将洛夫夫妇就安排在主会场的一个宾馆里，温州文坛应邀与会者有老诗人唐湜、作家戈悟觉、渠川和我，还有北京《光明日报》“十大女散文家”之一的韩小蕙和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张懿翎，还有迟来的《报告文学》杂志女主编等，都被安排到了大海边建筑的一排单层青竹特色的住房里。三天的活动内容丰富，因为天气尚热，还可以在大海里游泳，主人和客人们都十分满意而归。

　　洛夫夫妇回到温州后的当天，我把他俩安排在龟湖饭店下榻，当天晚上就设便宴为洛夫夫妇接风洗尘，应邀参加者有老诗人马骅(莫洛)先生、温州市委统战部部长虞世章、温州电视台台长沈惠国、新华社记者谢云挺、我的友人张志宏、翁银林，还一起合影留念。第二天，我就邀请了电视台《中国电视吉尼斯》专题主任管红艳、彭永棠和记者，携摄影机和我一起陪同洛夫夫妇参观游览了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洛夫先生事后颇为感慨地对我说：“大陆搞改革开放真好，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不容易、不简单呀!”我当时微微一笑，想听到的就是这种效应。让我们的血肉同胞，亲自感受一下时代的变迁和国家的进步，这是我应该去做的。

　　洛夫夫妇这次从台北直飞温州的民航机票是来回预订的，在温州还得有三、四天时间。我该怎么办?便安排他夫妇俩去游览风景名胜。先去楠溪江，后游雁荡山。到楠溪江的狮子岩便下榻于我友人翁银林当老总的狮子岩宾馆，受到了热情款待。洛夫先生爱好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也喜欢在浏览山水中写字题句。当我得知洛夫先生此次来大陆竟没有随身带着印章，我便在他当年借两岸的“双通”政策开放之后，首次组织、动员以台湾《创世纪》同仁以探亲为名，然后在杭州聚集并打出《创世纪》旗号，跟浙江诗坛举行了两岸诗人的第一次交流活动之后，寄赠给我的新格调楹联“秋深时伊曾托染霜的落叶寄意;春醒后我将以融雪的速度奔回”上落款的印章，仿刻了一枚青田石章“洛夫”，他很开心，正好在狮子岩宾馆挥毫题句中派上了用场。

　　去雁荡山游览我事先已经跟好友乐清县主席、作家许宗斌打过招呼，即下榻于县委招待所。乐清县委副书记尚清是我好朋友，当地作家刘瑞坤不信，硬要我一起去当面认证。我即去县委，尚书记在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俩。我说明此行的原由。一番言谈，尚清便说，既然是台湾的大诗人洛夫夫妇来乐清，这是大好事。晚饭由我来接风，下榻的地方也换好些，我来安排到赵章光的宾馆去住!诸事果然一切妥办。主客是洛夫夫妇，东道主尚清和一位属于民主党派人士的县政协副主席;县文联正副主席许宗斌、张文彬(马叙)、作家刘瑞坤和我作陪。餐后，县文联召集本地的诗人们和洛夫先生开了一次诗歌创作的交流会，洛夫先生兴致勃勃地在会上畅谈了自己对诗的创作实践和当今诗坛的一家之见，宾主之间进行了友好、坦荡的交流。记得著名作家吴玄当年正在县广播电台当编辑兼记者，对现场及第二天的游览均以跟踪摄像，拟编辑之后予以当作本地新闻播放。这里，我不得不写下一个意外的小插曲：在洛夫夫妇飞返台北后的某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吴玄来电话说，很遗憾，洛夫先生的电视新闻报道在我编好之后领导没有通过，全部原资料也被扣下来啦。我想，县委副书记尚清也热情欢迎和接待过，这肯定是县里一把手的决定。我真弄不懂这样做是否符合党中央有关精神?事后便直接去向市安全局局长郑才鸿当面反映了以上情况，并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引起了他的重视和介入。并回答我说：“时间过去也比较长啦，我们另想办法再补救一下。”果然，后来我收到了一份乐清诗人贾丹华所写、发表在县级党报《乐清日报》上的侧记洛夫《诗是一条回乡的路》一文，也就心平气和下来。再后来，那位乐清的第一把手上调到市里当局长之后，且因为犯法被判刑入狱，此事对我而言也就默然而过。直到洛夫先生逝世之前，我一直没有跟他说过，我认为这是我必须的原则，以防节外生枝。

　　洛夫先生曾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说过：“回归传统，拥抱现代。做一个历史见证人的中国的诗人。”他把自己写诗和做人都说得很明明白白，使爱国家又爱写诗的我们很受教益和启迪;他对我国的汉语新诗，更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文责自负。这样的拙文我原本是不想写的。试看当今文坛，只要有人写这种文章，难免有人因涉及笔者本人而引起有借“机”生蛋、自我捧场之嫌。我之所以要写，跟多位文友的鼓励和催促是分不开的。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的事实是不能改变的。就此匆匆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