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陈永国，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英语语文教学、外国文学教学及研究和翻译42年。曾赴美国弗罗里达大学、杜克大学访学，与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文哲领域之学者合作研究。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著作6部，译著近40部，创写诗集3部，先后主持多项省部级和国家级科研项目。
主持人：赵佼
谈译诗
陈永国
谈译诗
陈永国
译诗，毋宁说写诗、创造诗。本雅明说：译诗者，非诗人莫属也。此说略显绝对。可易之为：译诗者，懂诗、学诗、会写诗者也。经译诗而学诗而写诗而成大诗人如波德莱尔者，史上大有人在。即便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也尝有涉诗界如哈代者。此类译作者数不胜数。
然并非所有诗体皆可译。就中诗而论，内容上，抒情、叙事、说理均可译述。而就形式言，古风、格律却并非易（译）事。古今凡事皆可尝试，但品味之异大矣。西有费诺罗沙、庞德等译者，费尽心机，欲译中诗入英伦，却大多为意象堆积。中诗之四言、五言、七言，格律谨严，岂可仅用字母罗列乎！莎翁之商籁亦同。读过全部之中译，味同嚼蜡者并非某家独有。其格律韵义，不可仿，不可换，不可以十言简代之。况中诗格律中尚未听说有十言者矣。
诗之语言，纯语言也。朱自清曾说：诗歌者，语言，纯语言是也。本雅明亦持相同意见：译事之难，难在纯语言。何谓纯语言？语言间之不可译之成分是也。哲人德里达把可等值对译者，视为可译，而纯语言，因其不等值之故而不可译。纯者，语言之本质，之内核，仿佛人之本性，不可随便兑换擅改矣。格律诗，可释，可析，可品，可评，但不可译。而白话诗则不可同论。英诗之所以大量译入中土，为人效仿，皆因其自由体白话者多，音义韵易于沟通与言表是也。
然此不尽言。诗之为诗，并不完全取决于语言，亦有语言运用之法，谓之修辞。中诗之比兴，蔚为大观，译入西文时难以等值。兴者，以物比物也。比者，起兴也，借物发诗端者也。比之西方修辞，有人用metaphor和metonymy代替比兴，难免过于简单而出入甚大。
诗乃精致之瓮，艺术也。文字艺术中堪称之最者。英文之诗歌艺术，即便白话自由体，亦有悖论、隐喻、提喻、格调、反讽、含混、及诗人之态度等微细元素，非细读者难能领会其要义。难领会其要义便不具译事之资格。故译者，是谓英诗中译者，或反之，必先为细读者，方可达理解与表达之纯青，缺一而难成其就。
诗即言。言关涉说之方式和说之本质。译诗即译言，亦同涉方式与本质。而此“言”非原作之言；译者之言矣！唐代贾公彦谓“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此换易之“易”，亦非易（译）事者矣！依鲁迅言，佛经译事经汉末质直，六朝达雅，唐人忠信。质直者，“因循本质，不加文饰”；达雅者，“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全呕秽也！”而信者，则“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
自古代译家“案本而传”（“依实出华，趣不乖本”），至严复之“译事三难”（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至傅雷之“神似”（获致原作精神，得原文的近似），至钱钟书之“化境”（忠实原作以致读来不像译本，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仿佛原作之中文写作），国人古今译论已成体系矣！
就译诗论，则不止于“三难”而至不可译之论者也。弗罗斯特说：“诗即翻译所丢掉之物”。Morgenstern说：“译诗只有坏的和次坏的两种”。克罗齐说：“凡真正之艺术品均不可译”。这是说诗之不可译。
钱钟书说：“译本以诗而论，也许不失为‘好诗’，但作为原诗的复制，它终不免是坏‘译’。诗可能是好诗，但被译坏了。”茅盾认为译外国诗是不得已，“聊胜于无的办法”。这也是说诗之不可译。
译诗是诗。成仿吾说译诗第一要“是诗”，“假如它是诗，便不问它与原诗有无出入。它是值得欣赏的。”林语堂说：“艺术文不可翻译，只可‘重作’。译文即译者之创作品，是production，不是reproduction。”而“诗乃最不可译的东西。无论古今中外，最好的诗（尤其是抒情诗）都是不可译的。”
诗不可译，而可改。朱光潜说：“译者只是从原诗得到一种灵感，根据它的大意，而自己创作一首诗。”他也认为只有文学家才能胜任翻译文学作品。就诗而言，改难于写。改与译原为一家。即所谓翻译即改写，翻译即再创造是也。金岳霖说诗所传达者为意境。而“所谓意境似乎不是意念上的意义，而是境界上的意味。诗中的意境是特殊的，因此它的意味大都是不容易以言传的。……大致说来，译诗总牵扯到重复的创作。”
所谓“凡人之心，无不有诗”。而诗人者，是谓始于文学传统之熏陶，发乎自然之雄声，结心灵与理智之妙合，更有操语言之绝技耳。是可谓虽凡人之心皆有诗，却不必人人皆诗人者。于是乎，虽凡操中外文者皆可从译事，却并非凡译文均良译者矣！
然并非所有诗体皆可译。就中诗而论，内容上，抒情、叙事、说理均可译述。而就形式言，古风、格律却并非易（译）事。古今凡事皆可尝试，但品味之异大矣。西有费诺罗沙、庞德等译者，费尽心机，欲译中诗入英伦，却大多为意象堆积。中诗之四言、五言、七言，格律谨严，岂可仅用字母罗列乎！莎翁之商籁亦同。读过全部之中译，味同嚼蜡者并非某家独有。其格律韵义，不可仿，不可换，不可以十言简代之。况中诗格律中尚未听说有十言者矣。
诗之语言，纯语言也。朱自清曾说：诗歌者，语言，纯语言是也。本雅明亦持相同意见：译事之难，难在纯语言。何谓纯语言？语言间之不可译之成分是也。哲人德里达把可等值对译者，视为可译，而纯语言，因其不等值之故而不可译。纯者，语言之本质，之内核，仿佛人之本性，不可随便兑换擅改矣。格律诗，可释，可析，可品，可评，但不可译。而白话诗则不可同论。英诗之所以大量译入中土，为人效仿，皆因其自由体白话者多，音义韵易于沟通与言表是也。
然此不尽言。诗之为诗，并不完全取决于语言，亦有语言运用之法，谓之修辞。中诗之比兴，蔚为大观，译入西文时难以等值。兴者，以物比物也。比者，起兴也，借物发诗端者也。比之西方修辞，有人用metaphor和metonymy代替比兴，难免过于简单而出入甚大。
诗乃精致之瓮，艺术也。文字艺术中堪称之最者。英文之诗歌艺术，即便白话自由体，亦有悖论、隐喻、提喻、格调、反讽、含混、及诗人之态度等微细元素，非细读者难能领会其要义。难领会其要义便不具译事之资格。故译者，是谓英诗中译者，或反之，必先为细读者，方可达理解与表达之纯青，缺一而难成其就。
诗即言。言关涉说之方式和说之本质。译诗即译言，亦同涉方式与本质。而此“言”非原作之言；译者之言矣！唐代贾公彦谓“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此换易之“易”，亦非易（译）事者矣！依鲁迅言，佛经译事经汉末质直，六朝达雅，唐人忠信。质直者，“因循本质，不加文饰”；达雅者，“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全呕秽也！”而信者，则“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
自古代译家“案本而传”（“依实出华，趣不乖本”），至严复之“译事三难”（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至傅雷之“神似”（获致原作精神，得原文的近似），至钱钟书之“化境”（忠实原作以致读来不像译本，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仿佛原作之中文写作），国人古今译论已成体系矣！
就译诗论，则不止于“三难”而至不可译之论者也。弗罗斯特说：“诗即翻译所丢掉之物”。Morgenstern说：“译诗只有坏的和次坏的两种”。克罗齐说：“凡真正之艺术品均不可译”。这是说诗之不可译。
钱钟书说：“译本以诗而论，也许不失为‘好诗’，但作为原诗的复制，它终不免是坏‘译’。诗可能是好诗，但被译坏了。”茅盾认为译外国诗是不得已，“聊胜于无的办法”。这也是说诗之不可译。
译诗是诗。成仿吾说译诗第一要“是诗”，“假如它是诗，便不问它与原诗有无出入。它是值得欣赏的。”林语堂说：“艺术文不可翻译，只可‘重作’。译文即译者之创作品，是production，不是reproduction。”而“诗乃最不可译的东西。无论古今中外，最好的诗（尤其是抒情诗）都是不可译的。”
诗不可译，而可改。朱光潜说：“译者只是从原诗得到一种灵感，根据它的大意，而自己创作一首诗。”他也认为只有文学家才能胜任翻译文学作品。就诗而言，改难于写。改与译原为一家。即所谓翻译即改写，翻译即再创造是也。金岳霖说诗所传达者为意境。而“所谓意境似乎不是意念上的意义，而是境界上的意味。诗中的意境是特殊的，因此它的意味大都是不容易以言传的。……大致说来，译诗总牵扯到重复的创作。”
所谓“凡人之心，无不有诗”。而诗人者，是谓始于文学传统之熏陶，发乎自然之雄声，结心灵与理智之妙合，更有操语言之绝技耳。是可谓虽凡人之心皆有诗，却不必人人皆诗人者。于是乎，虽凡操中外文者皆可从译事，却并非凡译文均良译者矣！
【作者简介】
陈永国，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英语语文教学、外国文学教学及研究和翻译42年。曾赴美国弗罗里达大学、杜克大学访学，与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文哲领域之学者合作研究。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著作6部，译著近40部，创写诗集3部于近年。曾被授予 “宝钢教育奖”、“龚育之奖” 和 “良师益友” 称号，先后主持多项省部级和国家级科研项目。
陈永国，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英语语文教学、外国文学教学及研究和翻译42年。曾赴美国弗罗里达大学、杜克大学访学，与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文哲领域之学者合作研究。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著作6部，译著近40部，创写诗集3部于近年。曾被授予 “宝钢教育奖”、“龚育之奖” 和 “良师益友” 称号，先后主持多项省部级和国家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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