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偕四千行长诗《行星·四重奏》即将出版(广州出版社)，这部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的大型抒情史诗，以其深邃的思想和宏大的结构，从哲学与诗性等多方面对人类终极命题，全方位进行了审视。并从时间与空间，宇宙的奥秘与人类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宏观与微观的探讨，从而成就了一部具有独特文本的作品。我认为这一文本在当代文坛难以言说的语境中，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就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顾偕创作的长诗《太极》和《人类幻想》一样。

　　海德格尔说：“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探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因此用荷尔德林的话来说，世界黑夜就是神圣之夜。”海德格尔在此所指的“贫困时代”，我想应该就是指特“精神贫困时代。”而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物质相对丰富，精神却极度贫乏，海德格尔对这样时代的诗人提出的要求是：“吟唱着去探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并道说神圣。”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这又是一个必须要达到的要求。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大时代，几十年来又有几个诗人达到了这样的一种要求呢?没有，可以说几乎一个也没有，但顾偕可能却是个例外。这个例外为什么是他，是才华吗?他当然有绝顶的才华，但这几十年来，我见过的有才华的诗人还少吗?为什么这些诗人做不到的事情，顾偕却能做到呢?这可能就要涉及到写作最致命的信仰问题了。大家一定会问，写作还要信仰吗?我的回答是：写作可以不要信仰，但没有信仰的写作一定走不长远。说白了，就是没有信仰的写作，一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当然，在当前中国文学的生态下面去谈信仰，确实显得比较奢侈，但不管怎样，总还需要有人站出来做这样的事情吧。

　　顾偕的《行星•四重奏》就是一部有信仰的作品，因为这部作品里面有自由、民主、平等和大爱的现代价值观。试问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又有几部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价值观呢?而且更让我感到惊喜和欣慰的是，这部作品居然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这在当前的话语体系和文坛语境下，一部作品具有哲学思维的，显然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具有现代思维的文学作品其实也并不多)，所以这样的作品在今天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因为张德宁，楚子、胡红栓等作家和诗人及批评家已对《行星四重奏》作出过不少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此我就不再赘述)。我只想借此本文再次强调。在当前中国这样一个大环境下，能出现一部能够建立在哲学基础上并有真正信仰的作品，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纵观中国当代诗坛，近二十多年以来，诗歌创作的审美，大多一直在往下走(说得难听点有的就是在往下半身走)，仿佛有一种力量抓着中国诗歌往下拽，而且这种往下走的趋势目前还看不到拐点。在这种前提下，顾偕的灵魂之诗《行星·四重奏》横空出世，足以证明可谓正当其时。它无异于给中国当代诗坛这具颇具颓废的身躯，注入了一剂强行针。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如果按三十河东和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它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开端的起点。按照某种说法，在经济往上走的时候，大众比较关注物质属性的作品，而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大众比较关注精神属性的作品。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看，这次“下行”至少有十年以上的时间吧，所以在电话里我和顾偕开玩笑说，《行星，四重奏》出版后，说不定一下子就火了是完全可能的，我曾问顾偕还记得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掀起的阅读哲学和美学书的热潮吗?他说当然记得。确实，我们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沦陷” 到哲学中去的。没有什么不可能，人就是这样一个动物，上半身玩久了，就会想去玩下半身，下半身玩久了，就会想去玩上半身。精神和物质在不断的转换，风水也会轮流地转动。目前来看，下半身诗歌因为太烂，不仅仅在诗人们之间玩不下去了，而且广大的读者也忍无可忍，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所谓的诗人，被搞臭、调侃而成为时代的笑话呢?想想也真是活该，诗歌原本是最具有精神属性和精神气质的东西，怎么也想不通那些所谓的诗人们为什么要用诗歌摆烂呢!不过，近两年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尤其在网络上(杂志诗歌不谈，懂的都懂)，顾偕凭着自己敏锐的嗅觉，就发现了一些非常不错的年轻诗人。每每出现一个这样的诗人，顾偕便会高兴地和我分享。确实，一生将诗歌当信仰，同样也是顾偕书写人生的写照。

　　我与顾偕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了。1975年，他从上海来湘潭不到十五岁，1977年我从长沙来到湘潭正好二十岁。八十年代初我们因诗歌相识相知，他虽然只是一个中学毕业生，但他的文学天赋却让所有认识他的人惊叹不已。为了文学他真是太疯狂了，他原本有一份还算可以的工作，但为了全身心写作，他居然将这份工作说放弃就放弃了，也正是在他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却迎来了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当时他左右开弓，一只手写诗歌，另一只手写小说，而且他“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后来他跟我开玩笑说，如果当时留在《收获》杂志那八万字的中篇小说要是发了出来，他很可能现在就不是诗人，而是一名不错的小说家了。而我反而觉得，他不做小说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不然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部厚重的《行星·四重奏》，而且也不会有顾偕以后创作的十万余行诗歌作品了。十万多行，这应当算是是我今天所能见到的一个诗人创作数量的天花板。顾偕无疑是一个为诗歌而生的人，他把诗歌当信仰，自然，信仰也从未没辜负他。

　　顾偕《行星·四重奏》的出版，是中国当代诗歌精神的胜利，同时也是作为人的理想信仰的胜利。因为这部达到罕见精神高度的作品，诸多内容已触及到了人类与世界的某种终极命题。它的开阔和深邃通过诗的意象展现出来，已经具备了神学和哲学的境界高度，并通过宇宙营造我们地球的梦想家园。仿佛一个思想家在与神对话，一位梦想家在和梦谈心：它用记忆的直觉，将天堂、人间、地狱的“呓语”，均化为了诗歌的启示，尤其将我们最卓越的梦想传递，从他那智慧的独白里，直接抵达到了我们生命的真实。因此归根结底地说，《行星·四重奏》这部带有寓言似的有关宇宙的宏大作品，最终还是回到了我们精神的内核，成为了一曲人类赞歌。也许在光的澄明中，它还回到了人类爱的原点，而这可能恰恰正是这部作品，最大的意义所在。同时也是诗歌作为我们信仰的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曾庆仁 男，1957年6月生于湖南省长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在《诗刊》《星星》《诗歌报》月刊《中国财经报》《湖南日报》《羊城晚报》等全国数十家报刊发表诗歌300多首，出版诗集《风中的肉体》《曾庆仁诗选》三卷，长篇小说《虛度一生》。几十年来，对写作的可能性一直在探索中。